来源：清风明月逍遥客

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袁世凯的新军，乃至后来的北洋军阀对此一脉相承，到蒋介石阶段，已成燎原之势，区别只是有的江湖习气淡些，有的江湖习气浓些，无论如何，主要靠江湖关系维系，小弟听大哥的，别人根本指挥不动。

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的发迹与江湖有极大的关系。

他第一次去日本时，与上海青帮老大陈其美（陈英士）结拜为兄弟，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加入了对其一生影响甚巨的同盟会。为了支持“义哥”争权，他两肋插刀，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受到陈其美的器重。蒋介石混迹上海滩，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得到黄的支持，发达之后，仍厚待黄金荣，一直游走在革命和江湖之间。

在辛亥革命元老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后，陈其美是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深受孙中山倚重，受陈其美提携的“义弟”蒋介石因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此后，蒋介石以“先总理唯一之信徒”自居，把自己扮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钦定”接班人。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辈分虽然无法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提并论，但因为得到孙中山的垂青，掌握军权，他才能够赶跑胡汉民，气走汪精卫，登上权力之巅。蒋介石靠江湖起家，这多少使他笃信江湖之道，并长期以此为政治手段。

譬如，他为了拉拢有用之人，常以江湖手段开道，大搞义结金兰。蒋介石说自己最喜“异姓兄弟之交”，此话不假，有人说，他一生结拜兄弟有案可查的就有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汪精卫、冯玉祥、戴季陶、李宗仁、张学良、张静江、许崇智等民国要人。蒋介石与这些结拜兄弟在换帖时说：“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是翻脸不认人起来比天气变化还快。他与李宗仁义结金兰，结果发生了“蒋桂战争”，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势同水火;他与冯玉祥拜把换帖，说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结果结义第二年就兵戎相见，是为“蒋冯战争”;他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张学良却发动了西安事变，生擒蒋介石，蒋介石记恨张一辈子，软禁张学良，直到蒋死时都没有放张出来。

不过，蒋介石运用江湖手段，确实获得了“江湖弟兄”在军事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譬如他结拜张静江，获得张静江在人、财、物方面的鼎力相助;他结拜李宗仁、冯玉祥，扩大了北伐军的实力;他结拜张学良，让自己在中原大战中占据优势……总之，蒋介石游走江湖，身上有一股江湖习气。他深谙江湖之道，江湖手段玩得如鱼得水，也玩出了很多利益和好处，这使他舍不得轻易与江湖彻底切割，即使身居庙堂之上，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仍然或多或少地运用江湖手段治党、治军、治国。

不过，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恨之入骨，因为江湖习气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为蒋介石集中权力、统一中国的极大障碍。

譬如蒋介石与许崇智结义，许崇智让蒋介石做自己的参谋长，但是许崇智的粤军只认许军长，不买蒋介石的账，许崇智为此多次训导手下的军官：“服从我许崇智，就要服从蒋参谋长……凡我的命令，无论盖我的章或蒋参谋长的章，都同样有效。”可见军队的私人化到了什么程度。

又譬如北平和平解放时，一个国民党师长说：“我听傅总司令（傅作义）的，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这就是典型的江湖做派，小弟只听大哥的，没有什么原则可讲，没有什么组织纪律可谈，也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可说，“只看关系，不论是非对错”，维护大哥的威信最重要;哥们儿义气最重要;维护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最重要……至于什么党国利益、理想信念根本不重要。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各地军阀名义上的臣服，但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内军阀派系林立，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系，李济深的粤系，唐生智的湘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张作霖父子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等，大小无数。即使蒋介石去指挥那些军阀，但由于他们私有化、江湖习气严重，各为其主，蒋介石也难以调度，对他阳奉阴违的比比皆是，他经常面对“政令不出总统府”的尴尬局面。由于江湖习气弥漫于政权之中，致使国民党政权内部正气不畅，破坏了政权形象，削弱了统治基础，减少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葬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