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37岁的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仰赖着黄土地，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通往村子的路颠簸荡尘，但村子里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图为杨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放草帘子，远处就是中条山。

　　中学时代的杨思明，成绩稳居班里前十，他想着有一天能去城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在几亩地里靠天吃饭。高二开始，没有来由的，他变得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成绩一次次下滑。夜深，室友鼾声起，杨思明在上铺憋得难受，他跳下床，跑到厕所里，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图为杨思明正在照顾自家的蔬菜大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没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觉得杨思明越来越不爱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学时，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年纪轻轻就在村里扛个锄头，能干啥，别人小瞧你。”杨思明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去运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砖工。“到干活儿的时候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最终，他因抑郁重回村庄。图为杨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收草帘子。

　　最终，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腾了18年。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直到2003年，快被熬疯的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

　　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当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因时不时看病住院，十亩地依然要靠61岁的父母种。抑郁严重的时候，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了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无数次，他想到死，他琢磨过在屋后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顶，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残疾，拖累家人。“我真的想死了一万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杨思明家房顶上的一把摇椅。他说，看城里做生意的躺在摇椅上睡得很香，自己总睡不着，于是买了把，想靠它好好睡觉。刚开始可以，但很快就也不管用了。

　　抑郁症患者，敏感、多疑、爱钻牛角尖，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样完整的生化过程，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杀倾向。据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介绍：对于抑郁症，多数人的认识还非常肤浅。目前全国有超过9000万人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换言之，即80%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杨思明的妻子掩面落泪，这么多年她也没搞清楚丈夫的病，她是结婚后才知道他有病。她只想好好过日子。村里比谁家房子盖得高，她就借了13万元盖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门。她想，盖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许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杨思明的病还没好。她又想，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儿子出生快2年了，病还没好。

　　在长达8年时间里，杨思明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这种药有镇静催眠的作用，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但他起初并不知晓，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在生活重担下，杨思明每月仍需花600-700的药钱，去太原看一次病就花去了7000多块。他想做心理咨询，运城一小时500元的价格让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续。而同类的咨询，北京私人专家一小时300-400元，安定医院医保范围内20分钟只需20元。

　　杨思明坐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发呆。他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有时他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被他打烂，嘴快的同村人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杨思明习惯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