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兩點，37歲的楊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頂上，猛得嘬了口煙，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運城的空港經濟開發區，能隱約看到霓虹燈照耀下的高樓。那是他嚮往的“城裏的世界”。楊思明患抑鬱症18年，他因此退學，數度走出村莊到城裏打工，卻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錮回黃土地。“要是有那麼一天，我病好了，還是想感受城裏的世界。”

　　楊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條山山腳下。仰賴着黃土地，舉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規模經營。通往村子的路顛簸盪塵，但村子裏不少人家年入十幾萬，開着私家車。圖爲楊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放草簾子，遠處就是中條山。

　　中學時代的楊思明，成績穩居班裏前十，他想着有一天能去城裏生活，不再像父輩一樣在幾畝地裏靠天喫飯。高二開始，沒有來由的，他變得沉默，一天說幾句話，一隻手都能數得出。成績一次次下滑。夜深，室友鼾聲起，楊思明在上鋪憋得難受，他跳下牀，跑到廁所裏，一個人喘着長氣低吼。圖爲楊思明正在照顧自家的蔬菜大棚。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沒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覺得楊思明越來越不愛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學時，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說“你這小子就不好好學。”回到村裏，楊思明的狀態仍不見好轉。“年紀輕輕就在村裏扛個鋤頭，能幹啥，別人小瞧你。”楊思明想掙脫農民的身份，他去運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磚工。“到幹活兒的時候沒勁兒，做不了。晚上怎麼都睡不着，快憋瘋了。”最終，他因抑鬱重回村莊。圖爲楊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收草簾子。

　　最終，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騰了18年。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裏，楊思明一直以爲，自己是神經衰弱，伴隨着失眠、頭痛。直到2003年，快被熬瘋的他到北京掛了專家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鬱症。

　　2005年，楊思明在村裏結婚生子，認了農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當成家裏的頂樑柱，可因時不時看病住院，十畝地依然要靠61歲的父母種。抑鬱嚴重的時候，楊思明覺得自己要被掰成了兩半。“那種痛苦我說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

　　無數次，他想到死，他琢磨過在屋後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頂，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殘疾，拖累家人。“我真的想死了一萬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楊思明說自己剩下的只有一個字——熬。楊思明家房頂上的一把搖椅。他說，看城裏做生意的躺在搖椅上睡得很香，自己總睡不着，於是買了把，想靠它好好睡覺。剛開始可以，但很快就也不管用了。

　　抑鬱症患者，敏感、多疑、愛鑽牛角尖，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樣完整的生化過程，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樣生活，有自殺傾向。據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介紹：對於抑鬱症，多數人的認識還非常膚淺。目前全國有超過9000萬人患抑鬱症或有抑鬱傾向。目前全國地市級以上醫院對抑鬱症的識別率不到20%，換言之，即80%的患者被誤診或漏診，在現有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關藥物治療。

　　楊思明的妻子掩面落淚，這麼多年她也沒搞清楚丈夫的病，她是結婚後才知道他有病。她只想好好過日子。村裏比誰家房子蓋得高，她就借了13萬元蓋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門。她想，蓋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許就好了。結果，房子蓋起了，楊思明的病還沒好。她又想，生個兒子就好了。現在，兒子出生快2年了，病還沒好。

　　在長達8年時間裏，楊思明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這種藥有鎮靜催眠的作用，長期服用會產生依賴性，但他起初並不知曉，直到2012年才被運城市中心醫院告知不該大劑量服用，可他已經戒不掉了。在生活重擔下，楊思明每月仍需花600-700的藥錢，去太原看一次病就花去了7000多塊。他想做心理諮詢，運城一小時500元的價格讓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續。而同類的諮詢，北京私人專家一小時300-400元，安定醫院醫保範圍內20分鐘只需20元。

　　楊思明坐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發呆。他最羨慕的是別人能順暢打牌，這是村裏最常見的消遣方式。得病後，他明顯感覺到思維遲鈍，村裏人叫他鬥地主、打麻將，他不敢去。有時他強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頂好的牌，被他打爛，嘴快的同村人脫口而出：“你腦子被驢踢了吧!”

　　楊思明習慣把摩托車油加滿，加足馬力，在去運城的柏油馬路上，漫無目的地疾馳。風吹打着頭髮，他有一瞬覺得，所有煩惱都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