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政治工作

□孙伟 廖家鹏

众所周知，由于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的原因，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结果被迫撤出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期间损失严重，“左”倾错误领导在遵义会议上才得以根本改变。然而尽管如此，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仍能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鼓舞和提高干部战士的士气，英勇作战，同仇敌忾，竭力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本文主要就当时党的文件、电报等一手史料，深入考察该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一、出发前：提高战斗情绪，加强政治军事训练

随着战略转移的时间日趋临近，1934年10月9日，由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下发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进行部队整理补充与解释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巩固部队。

（一）在“迅速整理补充配合友军与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的口号之下，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

（二）根据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精神》，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激起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信心与决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绪。召集干部会与连队军人大会作报告，并与整顿补充部队的工作相联系。

（三）巩固部队，特别是新战士与后方勤务部门，严格反对逃跑与投敌。

其次，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一）经过补充整顿之后，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即提出政治口号，主要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各单位根据具体的战斗任务，灵活地提出鼓动口号。

（二）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适合环境变化，坚决的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的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战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惯行军、大批落伍、失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

（三）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长途行军与战斗情况中，政委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的任务。政治机关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加强这些部队的政治领导，同时应注意工作薄弱部队的工作。

（四）应特别注意行军卫生，保持行军序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疲劳。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和拦阻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逃跑与投敌现象。

该指令内容翔实，操作性比较强，特别是对行军途中由于战争环境的变化可能引起的新问题进行了预判和预防。但总体上效果不大好，因为在很多人的回忆录和长征日记中，都记载了在出发后不久，新战士和挑伕的逃跑现象比较严重。

1935年10月15日，受中央委派远赴莫斯科的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一方面，介绍了在长征前确实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红六军团与红七军团的先行出发，扩红和筹粮等，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公允。

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和错误。如出发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1935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指出：“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可见，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出发前对中央红军的去向等重大问题过分强调保密，只有极少数人才知情，既包括对国民党的保密，又包括内部不扩散、不说明、不解释，干部战士的思想动员很不充分，导致了转移前的政治指令落实得不尽如人意。

二、出发后：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转变政治工作方式

中央红军转移近半个月时间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思路，转变政治工作方式，进一步凝神聚气，提高红军的战斗力。

总政治部于1934年10月29日下发《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首先提到：“在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中，必然有着行动中的困难，如开始还得不到广大群众像苏区群众那样热烈的拥护与配合，人力、财力比较难有计划的补充，特别是可能发生不了解反攻的意义，失却胜利的前途与信心，产生消极悲观与不相信白区群众力量向困难投降的情绪。”

的确，中央红军离开了长期经营的苏区来到国统区，要面对不熟悉乃至有些敌对的群众，物资供给困难，作战环境和方式也与以前有较大不同，可能会使人产生畏难情绪。

接着话锋一转，各政治机关要“适合这一转变的高度机动的政治工作，与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克复〔服〕任何困难，反对任何悲观动摇的情绪，百倍团结与巩固部队，发扬红军固有之吃苦耐劳、坚决勇敢、顽强抗战的特性与革命热情，在政治上保障每一个战术任务的完成，保障红军以阶级纪律的模范行动，争取广大群众为苏维埃而斗争”。

在广大政工干部的率先垂范下，部队要努力做好以下工作：发扬战斗情绪，坚决进攻消灭敌人；努力巩固部队，保持红军的模范纪律。所以训令强调：“适应现在任务与环境，迅速转变政治工作的方式。最近几天在白区的行动，我们工作的转变还异常迟钝，因此，我们应当警觉注意。”

至于今后在频繁的运动战中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应当以短促的时间与有力的鼓动，运用一切可以兴奋战斗情绪的活泼方式（如唱歌队、化装讲演、五分钟军人大会等），在长途行军中要利用休息、宿营的机会，一方面进行巩固部队的工作，根据最近行军经验，预先估计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各种方法防止与纠正；一方面要发扬已采用的各种方法，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

这说明，除了坚持已有的好做法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战斗、行军、休息、宿营等空隙，采取一切但凡行之有效的办法，去广泛开展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14日刊发《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一文，文中呼吁所有的政工人员与党团员勇担光荣使命，“发扬我们的战斗精神，巩固我们的队伍，提高我们的纪律，到处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群众与瓦解白军，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条件。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前面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观〔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使每一个同志坚信我们不但能够在反攻中取得初步的胜利，而且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以至最后的胜利”。

总的来说，中共中央能够根据长征初期遇到的新环境、新情况、新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些新做法，不拘泥于固定形式，减少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广大红军将士的精神面貌逐渐好转。

三、为了克敌制胜，机动采用战时特殊的政治工作方式

为了克敌制胜，中共中央在行军途中，打破常规，采用了不少战时特殊的政治工作方式，更加注重灵活性、针对性、实效性，这样的例子很多。

对作战勇敢的部队第一时间进行表彰，以示鼓舞，以此激励兄弟部队向他们学习。如1934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表扬红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的命令》：

各兵团首长：

（一）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二）本命令传达至团为止，在三军团应经政治部使每个战士通晓。

11月21日一时，朱德下发《关于准备与敌第二十三师等部进行决战致各军团电》，中革军委决定22日凌晨，当敌二十二师、十五师等由嘉禾向宁远及甘露田（正义圩）方向前进时，将其歼灭，各军团在四时前应准备进入进攻出发点。电文最后指出：“政治机关应立即起来进行各兵团间之短促政治工作。”可见，战斗一触即发，政治机关要立刻行动起来，短时间内在各军团之间进行融通，确保思想、行动、目标上的一致。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于11月25日联合下发《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对即将到来的湘江战役进行战前动员。

命令先是指出，面对即将到来的敌我双方生死一战，我野战军“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份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须经过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山脉，并要克服二条[河]道与开阔地带，及部份的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翼侧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

继而对政工干部提出要求，“应不疲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的疲劳、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的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我野战军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不仅要安全的不受敌人损害的通过封锁线，且须击溃及消灭所遇之敌军”。

考虑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困难之大，任务之艰巨，所以要求政治工作人员不知疲倦地进行宣传与动员，与军事指挥员一起征服一切困难，激励广大红军将士不怕牺牲、顽强战斗，同时尽量把自己的损失减到最低。

湘江战役激战到了白热化程度，朱德于12月1日一时半发布《关于消灭由兴安、全州进攻之敌与箝制桂军和周浑元部追击致红一、三军团电》。

仅仅过了二个小时，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又破天荒地联合下发电文，即《关于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致红一、三军团电》。“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与11月25日的政治命令只下发到团、梯队首长不同，这份命令直接下发到了连队。要求政工干部连夜下到基层，鼓动红一、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使他们认识到湘江战役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一定要咬紧牙关，拼到最后一刻，此役事关全局，极端重要。在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努力下，在付出惨重损失的代价下，中央红军最终突破了湘江。

猴场会议通过决定，要求把改道贵州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精神，及时告知全体指战员，以避免不必要的曲解和误解。另外，还提出“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可见，中央已经日益重视基层连队一级的政治工作，部队的政治面貌蔚为改观。

总政治部于1935年1月3日发布《关于渡过乌江后创造新苏区的政治训令》，对二个多月以来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为着适应目前新的环境与巨大的复杂的工作任务，政治工作的方式应有迅速的极大的转变，要克服在长途行军中所发生的零乱的应付的不深入的工作状况；工作要有计划性，要健强与充实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加强巡视工作，能迅速传达上级指示，与迅速反映下层情况，求得迅速解决各方面所发生的问题”。

可见，政治工作只有进行积极的转变，才更有主动性、计划性、实效性；只有进一步充实政治机关力量，加强对政治工作的监管，才要能迅速有效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

同时，再次高度肯定了政治工作及政工干部的重要作用。“政治工作的紧张的正确的执行与政治工作人员艰苦的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对于动员与团结全体红色战士为争取反攻的彻底胜利，最后粉碎五次‘围剿’，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伟大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遵义会议的召开，虽然在军事上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政治工作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上沿袭了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不断调整和完善政策，广大政工干部率先垂范，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