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政治工作

□孫偉 廖家鵬

衆所周知，由於博古、李德等“左”傾領導的原因，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結果被迫撤出中央蘇區，中央紅軍在突破國民黨設置的四道封鎖線，特別是湘江戰役期間損失嚴重，“左”傾錯誤領導在遵義會議上才得以根本改變。然而儘管如此，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仍能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不斷鼓舞和提高幹部戰士的士氣，英勇作戰，同仇敵愾，竭力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本文主要就當時黨的文件、電報等一手史料，深入考察該時期紅軍政治工作的經驗與教訓。

一、出發前：提高戰鬥情緒，加強政治軍事訓練

隨着戰略轉移的時間日趨臨近，1934年10月9日，由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賀昌下發了《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進行部隊整理補充與解釋工作，提高部隊的戰鬥情緒與鞏固部隊。

（一）在“迅速整理補充配合友軍與全國革命力量準備反攻”的口號之下，進行部隊的整理補充與戰鬥準備。

（二）根據張聞天的《一切爲了保衛蘇維埃精神》，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激起全體戰士準備進入反攻的信心與決心，反對一切悲觀失望的情緒。召集幹部會與連隊軍人大會作報告，並與整頓補充部隊的工作相聯繫。

（三）鞏固部隊，特別是新戰士與後方勤務部門，嚴格反對逃跑與投敵。

其次，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

（一）經過補充整頓之後，在得到行動命令時，即提出政治口號，主要是“發揚攻擊精神，突破敵人封鎖線，堅決實行反攻”。各單位根據具體的戰鬥任務，靈活地提出鼓動口號。

（二）政委及政治部必須迅速適合環境變化，堅決的改變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須正確的估計到由陣地性質的戰鬥突然轉變到長途行軍與運動戰的時候，可能發生的恐懼、遲緩、不慣行軍、大批落伍、失聯絡、拋棄武器公物與疾病的現象，必須預先採取有效的克服辦法。

（三）突破敵人封鎖線的長途行軍與戰鬥情況中，政委與政治部必須保證由政治上最強的部隊擔任偵察警戒與後衛的任務。政治機關必須派出得力幹部，加強這些部隊的政治領導，同時應注意工作薄弱部隊的工作。

（四）應特別注意行軍衛生，保持行軍序列，儘量減少不必要的疲勞。由政治部協同司令部、衛生部與保衛局加強收容和攔阻工作，消滅行軍中的落伍、逃跑與投敵現象。

該指令內容翔實，操作性比較強，特別是對行軍途中由於戰爭環境的變化可能引起的新問題進行了預判和預防。但總體上效果不大好，因爲在很多人的回憶錄和長征日記中，都記載了在出發後不久，新戰士和挑伕的逃跑現象比較嚴重。

1935年10月15日，受中央委派遠赴莫斯科的陳雲向共產國際作了《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一方面，介紹了在長征前確實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如紅六軍團與紅七軍團的先行出發，擴紅和籌糧等，這個報告比較客觀公允。

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和錯誤。如出發前“在黨內、軍內和羣衆中間沒有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政治局也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由於沒有進行解釋工作，一部分青年戰士和個別人開了小差。這種情況發生在湘南。這些青年戰士不明瞭我們轉移的目的與前途。這給蘇區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我們怎麼會犯這種錯誤呢？這是因爲我們對保守軍事祕密問題理解得過於機械了。當時我們以爲，西征這件事，不能告訴黨員、戰士和羣衆”。

1935年2月8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指出：“這種巨大的轉變不但沒有依照國際指示，在幹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把數百萬人的羣衆行動的政治目標，認爲不是重要的問題。”“關於爲什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祕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戰士的熱忱與積極性，這不能不是嚴重的錯誤”。

可見，由於“左”傾領導人在出發前對中央紅軍的去向等重大問題過分強調保密，只有極少數人才知情，既包括對國民黨的保密，又包括內部不擴散、不說明、不解釋，幹部戰士的思想動員很不充分，導致了轉移前的政治指令落實得不盡如人意。

二、出發後：針對出現的新情況，及時轉變政治工作方式

中央紅軍轉移近半個月時間後，出現的許多新問題引起了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及時調整思路，轉變政治工作方式，進一步凝神聚氣，提高紅軍的戰鬥力。

總政治部於1934年10月29日下發《對目前行動的政治工作訓令》，首先提到：“在行動與環境的巨大轉變中，必然有着行動中的困難，如開始還得不到廣大羣衆像蘇區羣衆那樣熱烈的擁護與配合，人力、財力比較難有計劃的補充，特別是可能發生不瞭解反攻的意義，失卻勝利的前途與信心，產生消極悲觀與不相信白區羣衆力量向困難投降的情緒。”

的確，中央紅軍離開了長期經營的蘇區來到國統區，要面對不熟悉乃至有些敵對的羣衆，物資供給困難，作戰環境和方式也與以前有較大不同，可能會使人產生畏難情緒。

接着話鋒一轉，各政治機關要“適合這一轉變的高度機動的政治工作，與政治工作人員以身作則的模範作用，克復〔服〕任何困難，反對任何悲觀動搖的情緒，百倍團結與鞏固部隊，發揚紅軍固有之喫苦耐勞、堅決勇敢、頑強抗戰的特性與革命熱情，在政治上保障每一個戰術任務的完成，保障紅軍以階級紀律的模範行動，爭取廣大羣衆爲蘇維埃而鬥爭”。

在廣大政工幹部的率先垂範下，部隊要努力做好以下工作：發揚戰鬥情緒，堅決進攻消滅敵人；努力鞏固部隊，保持紅軍的模範紀律。所以訓令強調：“適應現在任務與環境，迅速轉變政治工作的方式。最近幾天在白區的行動，我們工作的轉變還異常遲鈍，因此，我們應當警覺注意。”

至於今後在頻繁的運動戰中如何開展政治工作，“應當以短促的時間與有力的鼓動，運用一切可以興奮戰鬥情緒的活潑方式（如唱歌隊、化裝講演、五分鐘軍人大會等），在長途行軍中要利用休息、宿營的機會，一方面進行鞏固部隊的工作，根據最近行軍經驗，預先估計可能發生的問題，採取各種方法防止與糾正；一方面要發揚已採用的各種方法，在行軍中進行軍事、政治與文化教育”。

這說明，除了堅持已有的好做法之外，還可以充分利用戰鬥、行軍、休息、宿營等空隙，採取一切但凡行之有效的辦法，去廣泛開展政治工作。

中央紅軍在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後，於11月14日刊發《我們在反攻中的勝利》一文，文中呼籲所有的政工人員與黨團員勇擔光榮使命，“發揚我們的戰鬥精神，鞏固我們的隊伍，提高我們的紀律，到處發動羣衆的鬥爭，組織羣衆與瓦解白軍，是完成這些任務的必要條件。必須同一切對於我們目前的行動表示懷疑，在前進中所發生的困難前面表示投降、無辦法，悲觀失觀〔望〕，以及逃跑、開小差，甚至個別投敵的現象，做堅決的鬥爭。使每一個同志堅信我們不但能夠在反攻中取得初步的勝利，而且我們能夠取得更大的以至最後的勝利”。

總的來說，中共中央能夠根據長征初期遇到的新環境、新情況、新問題，予以高度重視，不斷總結經驗，摸索出一些新做法，不拘泥於固定形式，減少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廣大紅軍將士的精神面貌逐漸好轉。

三、爲了克敵制勝，機動採用戰時特殊的政治工作方式

爲了克敵制勝，中共中央在行軍途中，打破常規，採用了不少戰時特殊的政治工作方式，更加註重靈活性、針對性、實效性，這樣的例子很多。

對作戰勇敢的部隊第一時間進行表彰，以示鼓舞，以此激勵兄弟部隊向他們學習。如1934年11月11日，中革軍委頒佈《關於表揚紅三軍團首長及全體指戰員的命令》：

各兵團首長：

（一）軍委讚揚三軍團首長彭、楊同志及三軍團全體指戰員在突破汝城及宜、郴兩封鎖線時之英勇與模範的戰鬥動作。

（二）本命令傳達至團爲止，在三軍團應經政治部使每個戰士通曉。

11月21日一時，朱德下發《關於準備與敵第二十三師等部進行決戰致各軍團電》，中革軍委決定22日凌晨，當敵二十二師、十五師等由嘉禾向寧遠及甘露田（正義圩）方向前進時，將其殲滅，各軍團在四時前應準備進入進攻出發點。電文最後指出：“政治機關應立即起來進行各兵團間之短促政治工作。”可見，戰鬥一觸即發，政治機關要立刻行動起來，短時間內在各軍團之間進行融通，確保思想、行動、目標上的一致。

中共中央及總政治部於11月25日聯合下發《關於野戰軍進行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戰役渡過湘江的政治命令》，對即將到來的湘江戰役進行戰前動員。

命令先是指出，面對即將到來的敵我雙方生死一戰，我野戰軍“要在敵人優勢兵力及其部份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條件下，來突破敵人之第四道封鎖線並渡過湘江。此戰役須經過糧食較缺乏之兩個大山脈，並要克服二條[河]道與開闊地帶，及部份的敵人堡壘。野戰軍應粉碎前進路上敵人之抵抗與擊潰向我翼側進攻及尾追之敵，任務是複雜與艱鉅的”。

繼而對政工幹部提出要求，“應不疲倦的政治宣傳與鼓動及個人的模範，克服戰鬥員中的疲勞、落伍與各種動搖，應與指揮員一起征服爲完成戰鬥任務上的一切客觀困難，並最高限度的提高全體紅色軍人的戰鬥精神、頑強抗戰及其堅定性。我野戰軍的基本口號應該是：不僅要安全的不受敵人損害的通過封鎖線，且須擊潰及消滅所遇之敵軍”。

考慮到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困難之大，任務之艱鉅，所以要求政治工作人員不知疲倦地進行宣傳與動員，與軍事指揮員一起征服一切困難，激勵廣大紅軍將士不怕犧牲、頑強戰鬥，同時儘量把自己的損失減到最低。

湘江戰役激戰到了白熱化程度，朱德於12月1日一時半發佈《關於消滅由興安、全州進攻之敵與箝制桂軍和周渾元部追擊致紅一、三軍團電》。

僅僅過了二個小時，中共中央局、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又破天荒地聯合下發電文，即《關於保證軍委一號一時半作戰命令全部實現致紅一、三軍團電》。“我一、三軍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連夜派遣政工人員分入到各連隊去進行戰鬥鼓動，要動員全體指戰員認識今日作戰的意義。我們不爲勝利者，即爲戰敗者，勝負關係全局。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克服疲憊現象，以堅決的突擊執行進攻與消滅敵人的任務，保證軍委一號一時半作戰命令全部實現。”

與11月25日的政治命令只下發到團、梯隊首長不同，這份命令直接下發到了連隊。要求政工幹部連夜下到基層，鼓動紅一、三軍團全體指戰員，使他們認識到湘江戰役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一定要咬緊牙關，拼到最後一刻，此役事關全局，極端重要。在廣大紅軍將士的共同努力下，在付出慘重損失的代價下，中央紅軍最終突破了湘江。

猴場會議通過決定，要求把改道貴州創建川黔邊新蘇區的精神，及時告知全體指戰員，以避免不必要的曲解和誤解。另外，還提出“特別加強在連隊中的政治工作”。可見，中央已經日益重視基層連隊一級的政治工作，部隊的政治面貌蔚爲改觀。

總政治部於1935年1月3日發佈《關於渡過烏江後創造新蘇區的政治訓令》，對二個多月以來的政治工作進行了總結和梳理，“爲着適應目前新的環境與巨大的複雜的工作任務，政治工作的方式應有迅速的極大的轉變，要克服在長途行軍中所發生的零亂的應付的不深入的工作狀況；工作要有計劃性，要健強與充實各級政治機關的組織，加強巡視工作，能迅速傳達上級指示，與迅速反映下層情況，求得迅速解決各方面所發生的問題”。

可見，政治工作只有進行積極的轉變，才更有主動性、計劃性、實效性；只有進一步充實政治機關力量，加強對政治工作的監管，纔要能迅速有效解決可能發生的一切問題。

同時，再次高度肯定了政治工作及政工幹部的重要作用。“政治工作的緊張的正確的執行與政治工作人員艱苦的以身作則的模範作用，對於動員與團結全體紅色戰士爲爭取反攻的徹底勝利，最後粉碎五次‘圍剿’，創造川黔邊新蘇區的偉大任務，有決定的意義。”

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中央紅軍長征出發至遵義會議的召開，雖然在軍事上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政治工作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難題，走了一些彎路，但總體上沿襲了紅軍的光榮革命傳統，不斷調整和完善政策，廣大政工幹部率先垂範，所有這一切，爲遵義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堅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爲長征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摘自《紅色文化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