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中有两个贼，第一个是伪善，第二个贼就是守旧。”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中国人印象中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

而且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这句话竟然是他在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 “开学第一课”演讲时说的。

光绪皇帝说：“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 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1898 年 6 月 11 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建立京师大学堂即是变法的项目之一。1898 年 7 月 3 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主持在北京创立，还特地聘请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1912 年，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 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看上去北大后来的光荣传统与当年光绪钦批兴办京师大学堂没啥关系，但回头读读光绪“开学第一课”的演讲，就会觉得这其中是有一定渊源的。

有人创办大学下手比皇帝还快。这个人就是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和“中国商父”、创造了 11 项“中国第一”的盛宣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

1895 年 10 月 2 日，盛宣怀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就此成立，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天津大学的前身，被誉为“东方康奈尔”。1896 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 是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

作为在官场、商场春风得意，位于“富豪榜”前列的盛宣怀很有钱， 但他认为，办厂办公司，搞工商业现代化并不难，难在人的现代化。因此， 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经世致用”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他为天津大学定下的校训为“实事求是”，延续至今。

除了盛宣怀，还有个热衷办大学的省部级要员，他嫉恶如仇，上任广东总督后，据说有 1000 多名官员被他查办回家卖红薯。这个刚走马上任就刮起反腐风暴的官员就是岑春煊。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1901 年 4 月，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1902 年 5 月 8 日，他一手创办的山西大学正式成立。

岑春煊后来调任四川总督，成为继鹿传霖之后四川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他在任地方大员期间，亲自创办或与他人一起创办的西式学堂有十余所之多。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堪称“办学之王”。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赶到武汉的黄兴、宋教仁在战事紧张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创办江汉大学，并于第二年顺利建成，学校经费由国民党党部及各省分部提供。大局没定，革命党人就积极在首义之城创办大学，足见他们认识到并重视现代教育的巨大作用。他们一直主张：“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1915 年 2 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此后，张作霖欣然采纳学界人士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说， 不管用多少钱，宁可少养 5 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1923 年 4 月 26 日， 东北大学正式成立。

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有“三最”，第一“最”便是投入最可观。到1925 年东大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首屈一指。

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 90 万银元，南开大学 40 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 120 万。

而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 160 万，人均为奉大洋 800 元。东大一出手给教授开的月薪就是 360 元。而此时北大、清华教授月薪 300 元，南开 240 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 800 元。张作霖还为教授们建别墅，教授回家探亲，往返路费报销。教育一般都是有投入必然有产出，因此东北大学的成效最惹眼。据东大 1928 年的统计， 教职人员中留学归来的有 77 人，其中 11 个博士、37 个硕士、29 个学士。

东大毕业又出国，后来海归的留学生很多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

开始，日本人对张作霖办大学根本不拿正眼瞧，可实地参观之后，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不得不惊叹：东北大学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校”！

中国大学界一直有“教授治校”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和口号却源起于至今声名狼藉的曹锟。1921 年，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曹锟在保定创办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曹锟常说，自己是一卖布的老粗，办大学就得靠教授。话粗理不粗，直到今天，“教授治校”都是科学务实的教育理念。

曹锟说到做到，每逢发工资，他都让人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恭敬敬地送给教授。

统治云南长达 13 年之久唐继尧，于 1922 年捐款 10 万元建成云南大学，当时称东陆大学，是以他“东大陆主人”的别名创办的中国西南第一所大学。

唐继尧将自己的三妹唐蕙赓嫁给了东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董泽。这个董泽，1920 年从美国取得双硕士学位回到云南后，深得唐继尧的赏识。东陆大学后来发展为海内外闻名的高等学府。

1926 年 6 月 30 日，被民间传为“狗肉将军”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下令在济南重建山东大学。1928 年 4 月，张宗昌亲自担任校长。多次深感自己这辈子在读书上亏欠了的张宗昌对自己的子女学习要求格外严格，所以他的后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

1929 年 8 月 2 日，国民革命军 21 军军长、四川省省长刘湘对当地教育发展也作出重大贡献，在他决定创办重庆大学之初，当时经费极其紧张， 刘湘决定成渝两地民众每杀一头猪，缴纳一毛钱的“猪肉捐”，作为重庆大学的办学资金。这样，重大就在沙坪坝诞生了。此外，刘湘还创办了成都大学。

百年大学背后的历史名流还有一大批，比如孙中山一手创办了中山大学，陈炯明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张伯苓、严范孙共同创办了南开大学，冯玉祥创办了河南大学，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于右任创办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张凤翙创办了西北大学，马君武创办了广西大学， 陈宝琛创办了福建师大等等。

这其中不乏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军阀，他们上马拿枪作战，下马办学治教。尽管他们出身经历、地位权势、学识成就各不相同，但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强国教育梦。他们以国家强盛为己任，并努力践行，不畏艰难、殚精竭虑、甚至倾其所有地付诸行动，这些先生们为中国近代史的星空中贡献了最璀璨的星群。

“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北洋时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成人礼”的时期。在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推动下，高等教育已初具规模，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新思想汹涌而至，为近现代中国民主理念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展示平台，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以及后人全新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培育作用。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那样一个自由多元、活力奔涌的时代， 那样一个百废俱兴、务实求真的时代，

那样一个社会精英骑马打仗、办厂兴业，纵横捭阖还想着为国家、为民族、为生民有更大作为的时代……

这些也许就是“创办大学的那些先生们”带给当代人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