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秋濤是中國近代史上從事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學者，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可謂著述頗豐，他有感俄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於是將官私著述中有關北部邊境的史料，進行分類、排比、考訂匯成《朔方備乘》一書，改書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論述中俄關系的鉅著，在近代邊疆史地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咸豐十年(1860)正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著於本月二十二日預備召見河秋濤，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刑部主事何秋濤進呈所纂書籍八十卷，咸豐帝大悅，認爲“此書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具見學有根柢，何秋濤著加恩俟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開補，並著懋勤殿行走，賜名《朔方備乘》”。

何秋濤是中國近代史上從事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學者，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可謂著述頗豐，他有感俄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於是將官私著述中有關北部邊境的史料，進行分類、排比、考訂匯成《朔方備乘》一書，改書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論述中俄關系的鉅著，在近代邊疆史地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清朝咸豐年間，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中俄兩國關係的著作誕生了，編者就是福建光澤的何秋濤。他將官私著述中有關北部邊境的史料，進行分類、排比、考訂匯成《北徼彙編》，後經人推薦進呈咸豐帝，咸豐帝覽後龍顏大悅，賜名《朔方備乘》。書中他不僅把前人對東北、蒙古、新疆的史地研究成果匯爲一體，還把研究範圍擴大到域外史地——俄國，其是何秋濤研究西北史地學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論述中俄關系的鉅著，在中國近代邊疆史學研究上享有極高的盛譽。

何秋濤(1824-1862)字巨源，號願船，世代居住在福建光澤福民坊，出身於封建小官僚家庭。秋濤祖長敦曾任直隸博野知縣，父高華系國子監監生。據史書記載“君少負異瘭，過目成誦，自兒時能舉天下府廳州縣名，數其四境所至”，而勤奮好學實屬天性，十六歲籍學日，親朋故友前來道賀，但聞書聲琅琅然而獨不見其人。自古中國文人學而優則仕，自隋唐以來實行的科舉制度爲朝廷提供了大部分的官員人選，也成功地網羅了國內的精英來爲國家服務。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僅20歲的何秋濤便考中秀才，一鼓作氣繼而連捷成進士。十年苦讀無人知，一舉成名天下聞，這便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真實寫照，此時青年的何秋濤可謂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到了京城以後，何秋濤一日也未曾放棄讀書，博覽傳記“益肆志於學，罄囊購書數萬卷”，在此期間他有幸結識了許多年輕有爲的青年俊才，如何紹基、張穆等人，年輕人惺惺相惜，他們在一起遊覽名勝古蹟、談古論今、切磋學問，大有相見恨晚之感。這一時期的何秋濤無論是學業還是人生閱歷均有很大提高。道光時期，京師中倭仁、曾國藩、何文貞、吳廷棟、等人在宋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何紹基、張穆、苗夔、陳慶鏞等人在漢學方面學識淵博；梅曾亮、朱琦、王拯、馮志沂等人在古文詞方面影響深遠，而“君專精漢學而從諸公遊處，未嘗以學問門戶標異，其於經史百家之詞，事務之理，考證鉤析，務窮源委，較其異同而要歸諸實用”。廣泛的交遊使他進一步接觸了社會，豐富了閱歷、開闊了眼界。鄉人陳慶鏞愛其才，積極推薦，何秋濤後被提拔爲律例館提調，“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多君手定。”何秋濤對予工作認真負責，不敢有半點疏忽之處，有時甚至達到了苛刻的程度，陳埴御史曾經蒐集到一份來源不明、時間不詳的資料，何氏當面毀之，大家對此表示不可理解，秋濤言：“軍國重計宜上聞援引故事”，足可見其嚴格的態度。

19世紀50年代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了中國南方大部份城市，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安徽省城安慶，安徽巡撫蔣文慶自殺未遂被隨員所救隱藏於轎中，後被太平戰士發現並當場戮死，此事件令清廷爲之震撼。繼而派遣刑部漢左侍郎李嘉端爲安徽巡撫，何秋濤隨李嘉端坐鎮安徽。隨着太平軍破九江，克安慶，轉眼間南方大部領土喪失殆盡爲起義軍所佔領。5月北伐軍襲擊臨淮、鳳陽，當時安徽地方當局中有三支小部隊，負有守土之責的安徽巡撫李嘉端(字吉臣，號鐵梅，順天大興人)，得悉太平軍進佔臨淮，他五內如焚，一籌莫展，先是下令封閉廬州城門，坐以待斃，繼而進至護城驛，故作姿態，據《皖碧吟》記載“行轅處處系花驄，他和他的幕僚們也做好了潛逃的準備工作”。11月14日太平軍攻克桐城，面對太平軍的節節勝利，清安徽地方當局驚恐莫名，爭吵迭起，幫辦安徽軍務周天爵臨死前狠咬了李嘉端一口，咸豐帝龍顏大怒，立即以“調度乖方”、“成何體統”、“毫無佈置”、“有負委任”爲由，將李嘉端革職，改任江忠源爲安徽巡撫。至此作爲幕僚的何秋濤亦難免不受牽連，因此引咎辭職。就在何秋濤剛欲施展報復爲國盡忠之時，便受到如此沉重打擊，使他深感官場黑暗，滿腔熱忱逐漸冷卻，經過苦苦思索，斷然決定改變人生追求，以後不再熱衷於宦海沉浮，而潛心於學術研究。

俄羅斯國家形成於9世紀末，直到1480年才逐步形成以莫斯科爲中心的獨立的俄羅斯國家。原本與中國相隔萬里，並無領土接壤。在16～17世紀沙俄的制度代表了統治階級的利益，開始逐步向東方進行軍事遠征，結果是“實現對西伯利亞的征服”，並“一直擴張到太平洋沿岸。”何秋濤對此有着深深的憂患意識“嘗謂俄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採官私載籍，爲《北徼彙編》。”最初編爲六卷，後來他對此書加以增補，成書八十卷。“是書取材之處有四：一日本欽定之書以正傳僞(如《飲定皇朝文獻通考》、《欽定大清一統志》等)；二日據歷代正史以證古蹟(如《北史》、《元史》、《唐史》、《明史》等)；三日匯中外輿圖以訂山川(如《內府輿圖》、《大清會典地圖》、《西域水道記》、《萬國地理全圖》、《水道提綱》等)；四日搜稗官外紀以資考覈(如《綏服紀略》、《柳邊紀略》、《龍沙紀略》等)”“是書卷首頁恭錄聖訓三卷，次恭錄聖藻一卷，次恭錄欽定諸書八卷，以上共十二卷，聖武述略六卷，考二十四卷，傳六卷，紀事始末二卷，記二卷，考訂諸書十五卷，辨證諸書五卷，表七卷，圖說一卷，以上共六十八卷。”“是書備用之處有八：一日宣聖德以服遠人；二日述武功以著韜略；三日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日誌險要以昭邊禁；五日列中國鎮戍以國封圉；六日詳遐荒地理以備出奇；七日徵前事以具法戒；八日集夷務以燭情僞。”尚書陳孚恩對何秋濤本人及其著作甚爲滿意，因此決定爲之代呈文宗。據咸豐朝實錄記載“本日召見兵部尚書陳孚恩，保奏刑部主事河秋濤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據該尚書面稱，該員等通達時務，曉暢戎機，足備謀士之選……”咸豐帝下旨要求何秋濤繕寫清本，再行進呈。咸豐十年(1860)正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著於本月二十二日預備召見河秋濤，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刑部主事何秋濤進呈所纂書籍八十卷，咸豐帝大悅，認爲“此書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具見學有根柢，何秋濤著加恩俟補缺後，以員外郎即行開補，並著懋勤殿行走，賜名《朔方備乘》”。

一個文人的一部著作可以得到當時至高無上的皇帝的垂青，並親自爲其書賜名，何秋濤可謂得到了至高的榮譽與肯定，相信這是他棄官從文後最爲榮耀的時刻。然而清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留下皇弟恭親王奕訢收拾殘局，強盜般的英法聯軍燒燬了凝聚着中外藝術結晶，有着萬園之園之稱的圓明園，何秋濤進呈的這部嘔心瀝血之作毀於“庚申之變”。何秋濤聞之半晌無語，心裏悲傷之情不言而喻，此時別無它法，只有苦苦等待，盼望着哪天龍顏大悅，還會想起這部傾注自己全部精力的著作。然而對於他來講這是一個漫長的等待，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俄國人以其極不光彩的身份(表面充當清朝與英法調解人，實際暗中與英法私通，爲英法侵略者提供清朝設防等軍事情報，使清朝軍事防禦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並逼迫清政府在與英法簽約之前就與俄國首先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使中國大片廣袤的土地被俄國佔領，並獲得了英法攫取的全部特權。清朝統治者這時纔看清楚了俄國猙獰的面目，同時也使清朝最高統治者再次想起了《朔方備乘》一書及其著者對於俄國貪婪天性的預測，於是咸豐帝索要該書的副本，侍郎黃宗漢取其所藏書稿，計劃將書稿稍加整理後進呈咸豐帝，怎料黃宅失火，書稿百不存一。也許就像是算命先生給何氏的預言一樣，禍不單行，天不佑他，這最後的機會都再次與他失之交臂。經過幾次重創之後，“秋濤故貧饔飧或不繼”直到無法維持生計。後經好友黃彭年推薦到河北保定蓮花池書院講學，生活略有改觀，然由於多年心血付之一炬，使何氏甚爲懊喪，加之他“講誦不倦、身心俱疲，”遂不幸於咸豐十二年六月三十(1862)病故，年僅39歲，真可謂是英才早逝!何秋濤早年棄官從文，收入微薄，生活甚是艱辛，加之兩子年紀尚幼，故無能力埋葬其父，此情此景真是讓人痛心不已。何氏過世後所著之作散落各處，實在令時人爲之惋惜，鄉人龔顯四處蒐集其文稿，共有數十種，每本皆有按語數條，或詳或略，足見其筆耕不輟的一生。何秋濤治學嚴謹的態度、經世致用的思想得到當時人們的肯定，門人集錢買地將其葬於保定西郭外馬池村，好友河東道楊寶臣哺育其二子。後來黃彭年與布政使孫觀，按察使範梁清、知州沈枚、鄉人同知陳崇砥、邱銘動等人，慷慨解囊爲其重修墳墓，並感其“博學能文，深知遠慮，而窮困以終。”爲之撰寫墓誌銘，聊以紀念。

回顧何秋濤的一生，雖然生命短暫但由於其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爲後人留下了不少經世之作，曾撰寫易類：《周易爻辰申鄭義》一卷；書類：《禹貢鄭注略例》一卷；經總義：《一鐙精舍甲部稿》五卷；別史類：《逸周書王會篇箋釋》三卷；法家類：《問心一隅》二卷；箋註：《一燈精舍甲部稿》五卷、《王會篇箋釋》三卷；校對書籍：《李忠定全集》二百卷、張穆《蒙古遊記》、《元聖武親征記》。其中《元聖武親征記》爲元人察罕所譯，主要記載成吉思汗、窩闊臺兩朝之事。由於紀事部分爲《元史》、《祕史》所缺憾，因此其價值一向爲蒙元史學家與西北史地學家所重視。但受限於古代印刷傳抄技術的限制，因此各種抄本錯誤百出，語句支離破碎，嚴重影響其使用價值，正如張穆所講：“方輿之顛倒，名氏之舛駁，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此種情況也引起很多史學家的注意，但都因工程巨大，難度甚高而停止。何秋濤得到該書抄本後爲該書進行校正，他首先用蠅頭小字在題記、行間進行眉批，待語句通順後“粘綴草稿，鉛黃雜錯。”最後在進行補正移錄。經過苦心經營，兩年之間發現僞句、僞字、衍文、脫文百餘處，正是由於他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得這部很有價值但錯誤頗多之作能爲後人所用。張穆評價其功績說“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蒙古遊記》是張穆的代表作，是一部較系統的蒙古地誌，它的編撰不僅可以彌補遼、金、元三史之闕，而且爲我們提供了清代蒙古各部沿革和社會情況的較完整概貌，成爲研究蒙古史地的重要參考書籍，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但張穆作未及而亡，臨終囑託何秋濤繼續自己未完成之事業，何秋濤利用公務之餘，輾轉十年，校訂並排比補輯末四卷，完成了張穆的遺願。何氏的校補糾正了原著的不少闕略，使原著更加準確真實，在中外學術界享有盛譽。較補之功，可謂盛矣。

光緒年間，黃彭年受命預修畿輔通志，秋濤子何芳徠將存於祖居的殘稿呈交給直隸總督李鴻章，但前後訛誤甚多，間有殘缺，慶幸殘稿目錄具在，給原文修復工作提供了依據。經黃彭年和畿輔志局編修諸學者多方努力，歷時寒暑十年，使得這部飽經磨難的著作得以恢復原貌，並於1881年編成刊行。恢復後的《朔方備乘》比原書增加了兩幅地圖，即俄國地圖和中俄邊界圖。(黃彭年講：“俄羅斯雄長歐洲，侵陵回部，疆土日闢，事變日增。即我中華不失舊好，而分界亦少異前規。擬爲續編，猶未遑及，命子編修國瑾先繪成俄國全圖及中俄分解圖，與是書相輔而行，俾覽者有所考焉。”)另外，翰林院編修李文田爲此書作注《朔方備乘札記》，收入《煙畫東堂小品》及《靈鶼閣叢書》中。

何秋濤及其《朔方備乘》被學者們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講“自乾隆後，邊微多事，嘉、道間學者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穆有《蒙古遊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趣，至晚清尤盛。”在《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中又贊《朔方備乘》“有組織，有別裁，雖今日讀之，尚不失爲一名著也。”還有的學者把何秋濤的《朔方備乘》與俄國學者尼古拉·斑蒂什-卡緬斯基的《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相提並論，認爲其開創了研究中俄關系史的先河。筆者認爲這個評價對於何秋濤及其《朔方備乘》來說可謂恰如其分，名至實歸。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看到後人對何秋濤的懷念：

緬懷何秋濤

英年早逝無遺憾，北徼彙編君著名。光澤家鄉光澤國，山河壯麗寫人生。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衆號消息：羣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