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雄县及相邻的廊坊永清等地发现的古战道，建筑之妙，结构之巧，凡是亲到实地考察过的人无不为之惊叹。清朝之前，古战道深埋于地下，几乎无人知道，在文献中找不到关于它的相关记载。清朝之后，开始有零散的文字涉及它，却多又语焉不详，难以满足人们好奇之心。

近年，通过考古调查，通过对相关遗址的清理，对古战道的建造时间，人们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它建造于宋辽时期。但建造者是谁，或者说 是谁主持建造了它，却存争议。我们试图对一些相关线索予以整理和分析，借以把这一问题引向深入。我们认为，寻找答案可能不一定重要，但寻找的态度和过程很重要。

1、雄县通霸州的公路沿线，今天分布着昝岗、西河岗、东河岗、段岗、赵岗、邢岗、程岗、祁岗、宫岗、贾岗、谢岗、李岗、老岗这样一些村庄。

这些充盈着传说和故事的村庄名字，沉淀了多少历史信息，其中又有多少是真？多少是伪？于是，便有了一些猜想、幻想和奇想。想到分布于雄县、霸州和永清，已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宋辽边关地道。是当年挖地道挖出的土，堆积成高岗，到明朝时，高岗上渐有人住，形成这些村庄的吗？

宋辽边关地道，又称宋辽古战道，作为军事设施，大抵在宋辽通好后，便废弃了。没了专人负责，年深日久，无人问津，最终沉埋于地下。

文物工作者1957年在固安调查时发现了宫村地道遗址。宫村地道由砖砌筑，距地表深约三米，当时出土了生锈的铁制工具和瓷器残片。固安这处今已不存的地道遗址，据称与永清发现的地道遗址都属于宋军的抗辽军事防御设施。

永清地道遗址一般系灰砖垒砌，砖长三十厘米、宽十五厘米、厚七厘米。

雄县宋辽古战道的性质和作用跟固安和永清的地道遗址相同，主要有两处。一处在县城东北三十五里的祁岗，1964年村民打井时发现，距地面四米，高一般在一百厘米，最高处一百八十厘米；宽一般八十厘米，最宽处一百六十厘米，砌砖长三十五厘米，宽十五厘米，高八厘米。另一处在县城的将台路，今天参观者一般会来这里，领略当年建造者的匠心独运，战道雄美精巧的布局。

清初，雄县学者马之骦修撰县志，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雄城中，圆通阁山门前，一井，故老相传：霸州城内亦有井，与此地穴相通，宋初，两城守将计军事，遣使于穴中往还，外人不 知也。王齐初修雄志，未之及焉。故老又云：往年濬此井者，见井内向东有一路，举火而进，隧道颇遥，数十步即以木架撑之，壁间窦中，置铁灯盏。此其为穴道无疑也。然无书，不证，骦因重修雄志，多购邻境志书，见《霸州志》“古迹”内有引马洞，注云：宋杨延 昭所造地穴，自城中潜通雄州。噫，故老之言信矣。

据此，悉：清朝时已有人发现古战道，入内考察，认定战道从雄州通霸州，长达数十里，建造者是杨延昭。

2、古战道的建造者果真是广为民间所熟知的宋朝名将杨延昭吗？

确定古战道的建造者，首先应该确定它大致的建造时间。

它可能建造在景德元年（1004年）之后，也就是宋辽通好之后吗？

这年冬天，宋真宗和辽圣宗都写下“誓书”，以为凭证。

一方表示：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 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扰。所 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

另一方也表示：敢遵此约，谨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

通好后的大宋和大辽，有暗中较量，表面看起来成了兄弟，可相亲相爱呢。宋人此时倘若修边关地道，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就不怕辽人侦察发现，抓辫子，头上扣屎盆子？

两国和平相处，宋太祖赵匡胤在世时为之努力过，开宝七年（974年）春天，宋朝请和，和平实现了吗？没有。宋太宗赵匡义登基 后，想凭借征伐，实现和平，可经过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秋的高粱河大战、雍熙三年（986年）暮春的岐沟关大战之后，宋朝对辽 人再不能组织强有力的攻击。淳化五年（994年）八月，宋遣使求和，辽人不许；九月再遣使求和，辽人还是不许。此后，直到宋真宗 赵恒即位，宋朝几乎每年都在因为辽人发动的“南伐”处于防御和迎战状态。

辽人南伐，常分广信军、雄州、霸州三路配合作战。雄州为中路，辽圣宗耶律洪绪若亲征，必走雄州。辽人的战术很有特点，据《辽史》记载：“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 ，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乃围射鼓噪，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 援”。有时则“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辽人能否达到他们的作战目的，另当别论，但这样的战术特点，无疑给固守敌后，坚持抗战的宋人带来了机会。

也一定为他们挖地道，创造了条件。

3、战火重燃，那求来不易的和平可真就付诸东流了。宋真宗赵恒可不想这样，他之后的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 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都不想这样。

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文集中，收录了“雄州白沟驿赐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传宣抚问口宣”、“雄州白沟驿抚问契丹贺正人使兼赐御筵 口宣”和“雄州开启北朝皇帝尽七道场斋文”，性质相同或类似的文章在嘉祐三年（1058年）农历的正月和二月就有“自京至雄州已来 抚问契丹告哀人使口宣”和“雄州抚问契丹贺乾元节人使口宣”两篇。“卿等恭修邻好，远庆诞辰，眷唯授馆之初，益喜造朝之近，往申问劳，式示眷存”……新年到了，或者皇帝皇后的生日到了，或者哪一方的皇帝死了，都要互派使臣表达慰问、祝贺或哀悼之意。

使臣来来回回，就要接待，就要有人替朝廷写几句感谢慰劳的话，此类文字无助于文学修养，却颇有史料价值，宋朝几位文章大家都写过，与雄州有关系的，元祐元年（1086年）到元祐四年（1089年）间，苏轼写的保存至今的即有十多篇，仅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到十二月，就有“雄州抚问大辽使副贺坤成节口宣”和“雄州抚问大辽贺兴龙节使副口宣”……达八篇之多。几乎没人会记住此类文字，它们沉睡在作者的文集里，只有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了，才有人会想起来翻翻。

此类文字的名词和句式，于今天大多数人而言，已相当生涩。但这就是澶渊之盟后，大宋和大辽通好，彼此交往细节的真实记录与 写照。

难道在觥筹交错营造的气氛和历史细节之外，还掩藏着古战道的建造历史？

古战道只能是宋辽交恶时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最有可能建造在通好之前。何况，古战道所处地理位置，亦是证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