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恰逢犹太新年（现在是犹太年5779年），本文作者根据今年夏天以英国牛津大学入驻学者身份受邀参加全球反犹主义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Antisemitism and Policy，简称为ISGAP）暑期项目时的见闻，描绘了今天的离散犹太人（在以色列以外国家或地区生活的犹太人）对抗反犹主义的策略与行动。

2018年7月，笔者以英国牛津大学入驻学者身份受邀参加全球反犹主义政策研究院暑期项目。与大多数不接地气的学术项目不同的是，该项目在挑选参与者和授课教授方面严格谨慎，涉及的话题视野磅礴，引发激烈讨论，直击时代痛点。令笔者尤为感叹的是，该组织自2004年创办至今，完全建立在几位离散犹太人的个人努力上。

“犹太人有钱”吗？

很多人可能会说，犹太人那么有钱，控制了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怎么还会有反犹主义呢？首先，所谓“犹太人有钱”是一个假象——我们所看到的犹太成功人士只是目前全球约1400万犹太人口中的极少数。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的经济收入非常普通，许多宗教犹太人更是囊中羞涩，陷入贫困线下的生存窘境，比如占犹太总人口10%以上并有着年增长率5%左右的极端正统派哈瑞迪犹太社区。其次，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如今不少犹太社区充分意识到靠当地政府无法保障安全，比如英国犹太社区自筹资金和人力，设立社区保卫系统CST（Community Security Trust），通过引入来自我国的先进的安保监视设备技术和进行专业格斗自卫术培训，保护犹太社区成员。

根据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报道，德国2017年全年发生1453件反犹事件，与2016年1468件基本持平，其中95%的肇事者是右翼极端分子。以柏林为例，最近几年，在这个所谓深刻忏悔大国的首都，反犹主义暴行日益严重。以色列驻柏林大使馆官员不得不警告所有赴柏林的以色列男性公民，建议他们不要在柏林的公共场所佩戴传统犹太圆顶小礼帽（kippa），以免被反犹分子识别出犹太身份而遭到人身攻击。

反犹分子在德国柏林标志性建筑物勃兰登堡门前公然宣传反犹标语——“纳粹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法西斯和恐怖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躲藏在特务机构后，恐吓全世界。”照片摄于2018年9月9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摄影者：杨梦今年7月，一位50多岁的美籍犹太教授在前西德首都波恩遭到反犹分子攻击，当他追赶20多岁的攻击者时，却被德国警方当作罪犯扑倒和暴力控制。不仅在德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反犹势力亦是恣意横行。就在上月初，已故的著名大屠杀幸存者作家埃利瑟·维瑟尔在罗马尼亚的童年住所被极端分子破坏，房屋上被涂写了“犹太纳粹与希特勒共地狱”等极端仇恨文字。欧洲各国犹太墓地和机构遭到攻击和破坏实为家常便饭。因此，几乎欧洲每一个犹太会堂和犹太相关机构都会有全年无休24小时警力看守和“机场式”入门安检，以免遭到反犹分子暴力攻击。

大屠杀幸存者作家埃利瑟·维瑟尔在罗马尼亚的童年住所，2018年8月3日极端分子用当地语言涂写了“犹太纳粹与希特勒共地狱”等极端仇恨文字。

最近一次震惊西方世界的反犹主义相关事件发生在2018年2月。波兰政府以立法形式，做出如下规定：若以“波兰死亡集中营”（Polish death camps）指称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或指控波兰是二战时期德国的共犯，可判处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波兰政府认为，奥斯维辛等臭名昭著的集中营，除了地点位于被纳粹占领的波兰之外，与波兰人没有任何关系，禁止使用“波兰集中营”等称呼。此项规定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和忧虑，当代波兰社会的反犹现象再度成为焦点。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反对这项新法案，表示“这会模糊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得到波兰帮助的历史真相”。许多威严正义的波兰历史学家上了自家政府的黑名单，失去了学术自由。与此同时，欧洲和北美高校的反犹声势日趋壮大，许多学术工作者不得不自我审查、禁语失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位离散犹太人建立了全球反犹主义政策研究院，通过学术讨论和政策发展对抗全球反犹主义浪潮。

今天谁还在反犹？

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仇恨长达几千年之久，学术界称之为“最持久的仇恨（the longest hatred）”。从千年来基督教的宗教式反犹到上世纪纳粹暴徒工业式屠犹，从日益加剧的伊斯兰世界反犹到如今因巴勒斯坦问题引发的西方“左派”人士“反以”式反犹，反犹主义的形式复杂多元，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奇葩式毒瘤。

此次牛津大学项目参与者是34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人士，其中包括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务院负责对抗反犹主义事务的特使。参与者主要来自北美、以色列，还包括两名伊斯兰国家背景的媒体从业人员、两名中国学者、一名南美学者和一名印度高校管理人员。犹太人士比例大概在全体参与者的1/3左右，其中有4名犹太参与者公开自己是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身份，另有一部分比例基督教背景人士，两名穆斯林等。34位参与者中有5位来自北美和南非的黑人学者，这也是笔者在欧洲见过的唯一一次有黑人学者参与的学术活动。参与学者涉及的学术领域非常多元——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色列研究、语言学、神学、近东研究、教育学、性别研究、心理学，甚至还有从事电影研究的纪录片导演。不难看出，组织者对参与者的国家、学科、宗教、职业等背景上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笔者第一次遇到需要提前抢位子和排队抢着提问才可能有机会提问的学术活动。正如组织者所言，这群经过选拔的参与者是名副其实的“Elite Crowd（精英群体）”。

项目邀请的绝大多数授课嘉宾是反犹主义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目的旨在帮助各国参与者为对抗世界范围反犹主义进行课程设计和项目拓展。有趣的是，讨论主题并不局限于反犹主义，还涉及了非洲国家族群冲突话题等。授课嘉宾中不仅有高校犹太研究领域学者，还有犹太拉比、英国犹太社团理事会前主席、援助穆斯林难民的非政府组织人士、研究非洲族裔的黑人学者、以色列议会移民部委员会长等。

牛津会议着重分析了当代反犹主义的源起、发展和特点。当前全球反犹主义主要由三大反犹势力组成：1、传统的纳粹右翼组织； 2、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移民；3、西方“左派”人士。可惜的是，第三股反犹势力在整体讨论中有涉及，却没有深入剖析其中缘由，实际上这是当今西方社会最吊诡的现象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群情激奋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左派”却成了今天“抵制以色列”运动的助推手，这样的意识形态转变标志着极为深刻的西方社会内部变革。不仅如此，整体讨论中少了阿拉伯世界主流学者的视角，亦鲜有针对阿以冲突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照。尤其在区别“反犹”、“反以”和“反复国主义”这三个敏感概念上，避重就轻，不得不说是遗憾。

其中有一个讲座涉及纳粹屠犹期间“犹太隔都”（只有犹太人居住的街道或城市的某个部分）的学术概念演变。受邀学者中的大屠杀幸存者后代毫不留情，对报告提出现场批评，认为演讲人仅仅围绕概念进行学术分析，没有明确指出“犹太隔都”残忍凶暴的实质（以华沙隔都为例，1942年7月22日到9月12日间，德国当局在华沙隔都遣送或杀害了约30万名犹太人），指出“见树不见林”的学究陷阱。

德国学者在犹太研究领域缺位

尽管战后德国有规模不小的犹太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在北美、以色列、英国等地举办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中，却鲜见德国学者的身影。

2018年6月，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举办了四年一度的纳粹屠犹教育大会，此次大会被视为该领域的国际奥林匹克会议。数10个发言嘉宾中竟然没有一个来自德国，笔者因此向以色列组织方询问，得到的以方答复如下：第一、德国相关学者的英文不够好； 第二、德国学者习惯念稿，作为组织方，不希望出现念稿的演讲人。此次牛津会议受邀的18位演讲嘉宾中，仅有一位来自德国大学，这便是来自哥廷根大学政治系的提比教授，他出生于叙利亚大马士革，于1974年入德国国籍，换而言之，他是一位有穆斯林移民背景的德国人。他也是会上唯一一位谢绝录音、录像的演讲嘉宾，因为他曾由于批评穆斯林而在德国遭到人身威胁。当笔者询问究竟是哪些团体对他进行恐吓时，他并没有明确作答，他表示曾受到德国媒体不公对待和恐吓信的威胁，并曾一度需要保镖陪同才敢出门。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在犹太领域缺位的现象耐人寻味。

美国的“政治正确”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拉比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了他去中国讲学时的经历。他提到，不少中国人为了讨好犹太客人，发表“犹太人聪明”的言论。作为犹太人，他公开对此做出批评，认为这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表述。

美国犹太教授帕特森曾在2003年受邀去北京讲学，可惜由于非典爆发，不得不取消行程。当时北京的教授写邮件给他，希望他就“犹太人如何统治世界”在北京的高校做学术报告。这一要求令他哭笑不得，因为这一结论不仅是对于犹太民族肤浅和错误的认识，也是上世纪以来反犹分子煽动反犹情绪的标语口号。犹太人从未统治驾驭过世界。如果犹太人真能搞得定，哪还会有惨绝人寰的纳粹屠犹暴行？当年更不会有25000多名欧洲犹太难民不远万里来战乱中的上海逃难。如果犹太人能控制世界，那么今天欧洲大陆的犹太人则不必因为安全因素在公共场合淡化自己的犹太身份，英国犹太社区更不必自筹资金和人力保障社区安全，把钱投入教育和医疗岂不更好？

吊诡的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却落在“反犹”的灰色地带。可能大多数国人认为美国全民亲犹，是以色列的铁靠山，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多次遇到美国犹太人与我讲述他们在美国的反犹遭遇。2016年夏天，笔者在纽约遇到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穆斯林背景人员，她信誓旦旦对笔者说，“你去911纪念馆里看看遇难者名字，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911就是犹太人搞出来的阴谋！”笔者翌日去911纪念馆求证，里面分明有许许多多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富足、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工作的人从没有去过一步之遥的911纪念馆，却大肆散布这样的反犹言论。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进入第17个年头，类似“911遇难者中没有犹太人，911是犹太阴谋”这样恶毒中伤、荒谬至极的反犹言论在欧美国家从未停歇。

牛津会议上，有演讲嘉宾展示了近30年来的反犹漫画。一位在美国高校任教的犹太教授当场指出，根据美国的“政治正确”原则，美国的犹太学校和普通高校不允许展示这些，因为这会加剧当地社会的Islamphobia。这种现象在北美颇有蔓延之势，连倡导多元文化的美国西岸高校都相继落套。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将在今年11月成为“抵制以色列”背景组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场所。

教育宣传和政策发展真能改变反犹主义现象么？

全球反犹主义政策研究院（ISGAP）创始人斯莫博士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他在2004年向美国耶鲁大学申请建立反犹主义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当时承诺，如果他搞到100万美元启动资金，那么就可以办起来。于是，他跑到纽约麦迪逊商业大街向各种成功人士筹款，前后花了4个月，筹集到100万美元。他在耶鲁大学创办的组织名称还不是今天的“全球反犹主义政策研究院”，而是“耶鲁大学反犹主义多学科研究中心”。2006年至2011年，该中心每年接收10余名学者在耶鲁大学从事反犹主义相关研究。2015年，斯莫移师牛津大学，创办全球反犹主义政策研究院暑期项目。该项目开展至今进入第4年，每年接受全球30位左右各界精英。斯莫认为，目前北美高校的反犹势力让现在30岁以下的犹太人经历的反犹体验要多过50岁以上的犹太人。因此，他要扩大年轻人参与牛津项目，用更有效的方式对抗校园反犹主义。

笔者曾请教斯莫博士，“教育宣传和政策发展真能改变反犹主义现象么”？他没有作声。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反犹分子不会参加对抗反犹主义的教育活动，而对于没有反犹倾向的人，则不产生实际作用。论及政策，亦是如此，如果真能凑效，那么反犹主义就不该横行于世千年之久。对抗反犹主义的道路究竟能否走通？

斯莫博士在发言

在牛津项目期间，笔者分别与多位到场监督的项目投资人进行交流。其中一位在中国广东省有生意往来的董事成员告诉我，他参与资助是基于长远考虑，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加拿大，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未来在仇视犹太人的校园环境里学习，在反犹氛围的社会中生活。还有一位资助该项目的犹太商人与我们坐在一起天天密集学习，他用浓重的南美口音英语说道，“因为我是犹太人，平时忙着做生意，没有时间思考历史，思考过去，对我来说这是精神瑜伽。”另一位负责项目资金筹集的加拿大商人非常低调，他强调犹太文化中的“捐赠”传统，来解释他的付出。他向全体参会者表示，如果有任何关于捐赠和筹资的建议，请与他联系，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每个人为他出一个主意，那么他就多了几十个可能性去争取更多筹款来对抗反犹主义”。

董事会主席力浦曼先生是一位颇有些玩世不恭气质的纽约犹太商人。纳粹屠犹期间，他家族中有86位成员在波兰惨遭杀害，他也是战后第一个去共产主义国家波兰学习政治学的美国人，目前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CEO。尽管身为项目董事会主席，他在整场活动中没有得到任何特殊优待。他既不被允许破例在嘉宾演讲过程中提问，也没人照顾他为他安排会场前排位置。有一天早上，他没能及时到场抢到前排座位，受邀的参会者不会给任何董事成员让座，他这个董事会主席只能按照先来后到的规则坐在会场后排。他本来没机会在牛津会议上演讲，最后他主动向斯莫博士申请发言，才勉强得到五分钟发言时间。

在项目的最后一天，34位参会者分别上台演说并展示回国后将开展的课程和活动，比如有中国学者表示新学期在国内大学开创《反犹主义》课程，有的表示将拍摄相关纪录片，有的将在媒体设专栏宣传反抗反犹主义，大家在会后还设立了虚拟平台方便共享世界各地各种教学资源。牛津项目的意义已经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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