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中國內爭逐步平息，而日本帝國主義卻積極推行武力侵華方針，中日民族矛盾愈演愈烈，終於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所謂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面抗戰就此開始。

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親臨淞滬戰場前線督戰。

1937年上半年的蔣介石：按部就班做兩手準備

1937年上半年，蔣介石集中處理的事情並不是中日交涉，而是西安事變之後的西北善後問題。東北軍首領張學良於1937年1月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審判，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是蔣介石以個人名義請求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此後張學良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幽禁生活。蔣介石對於駐紮在西北的東北軍的處理策略則是想方設法調東北軍離開西北，使其駐紮到距離南京更近的安徽、河南一帶。東北軍的高級將領于學忠、何柱國歸順了中央。西安事變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楊虎城，在1937年初仍然與中央保持對抗的態勢，強烈要求中央釋放張學良，使其回到西安。幾經交涉之後，楊虎城也主動辭職，離開西安，出國考察。隨後顧祝同進駐西安，中央軍隨之開進，陝甘軍政問題由此基本解決。與此同時，1937年上半年，國共兩黨的祕密談判也在進行，隨着張學良、楊虎城問題的解決，國民政府在西北掌握了主動權之後，兩黨的和談也越來越順利。蔣介石在1937年4月的反省錄中寫道：“東北軍由陝甘移防豫皖完畢，此自西安變亂以來爲第一之要政，亦整個政策之重心，此而尚能實現，則其他內政只要略假時間，當能漸入正軌也。”在蔣介石1937年5月的日記中，已經很少能看到關於陝甘軍政問題的記載。1937年5月的反省錄中記載：“東北軍移防完畢，整理辦法商妥，與楊虎城離陝到滬遵命出洋，國家一大進步，半年來陝事已告段落矣。”此處可見蔣介石的成就感。

1937年6月的蔣介石，注重國內各項事業的建設，如他製作的這年6月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中的20項大事，其中有18項都是對內，對外則注重對日、對俄交涉。此時中國國內的民族向心力空前加強，各項建設事業按部就班的向前發展，蔣介石預計六年和平時間，可能成功。蔣介石在1937年6月19日的本週反省錄寫道：“三年計劃甚難着手，至少須假我六年和平時間，方能有成也。”蔣本人對於國內外局勢的發展也是信心滿滿。在1937年6月反省錄寫道：“本月對於財政、經濟、外交之方案研究頗有進步，心身亦較康復，對於暑期談話計劃之決定，共黨問題方針之確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國交換參謀與諜報等，皆有長足之進步也。”“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按部就班的處理國內事務，自認爲皆有進步，內心亦怡然自得。

“七七”事變後的蔣介石：誤判形勢

蔣介石是在1937年7月8日得知盧溝橋事變一事的，此時的蔣介石對於日本的戰略企圖並無明確瞭解，他做了幾點猜測。在《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8日記載：“彼（日本）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與宋哲元爲難乎，使華北獨立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七七”事變發生後，宋哲元主導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開始和日方進行談判，國民政府也謀求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武裝糾紛，但是與此同時，軍事上的應戰準備也在緊密進行當中。7月27日，日軍向北平發動全面進攻，第29軍倉促應戰，很快北平和天津就陷入敵手，至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企圖已經充分暴露。此時的蔣介石不慌不忙，對於平津的淪陷不以爲然。在《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9日記載：“晨起閱電，知北平電話於三時起無人接話，乃至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無已。然此爲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北平失陷後之處置，不足驚異也。”蔣對於戰事的突然爆發，充滿了遺憾感，他甚至認爲上天再給他兩年時間，就能恢復當年之現狀（華北事變前的華北局面），如果再有十年時間，就能收復東北全境，臺灣朝鮮也將恢復甲午戰爭前的局面，他還設想到那個時候，他將一手成就扶持朝鮮獨立的大業。儘管現實充滿意外，但是凡事皆事出有因。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在華北大動兵戈，戰爭已經無法避免。

蔣介石在這一時期是比較驕傲的，對日本有蔑視之感，並沒有覺得日本多麼強大、殘暴，也未能預測到戰事會發展到後來那般慘烈持久之地步，蔣甚至還有些盲目的樂觀，茲舉證如下。《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4日記載：“倭寇內多矛盾，外成孤立，暴行態勢畢露無遺。”《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7日本週反省錄記載：“倭寇駐漢海軍與租借撤退，此其畏我長江有備，不敢挑戰之表示乎。”《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9日寫道：“倭寇政略與戰略自佔領平津之後，已陷入極度不能自拔之境，餘非至此不能戰爭也，今已至其時，勝算已操於我矣。”淞滬會戰開始之後，蔣的盲目樂觀和自信表現的更加明顯，有時甚至還祈求神靈保佑。8月14日記載，“惟望神聖保佑中華，使滬戰能夠急勝也。”8月15日記載，“昨日空戰杭州勝利，擊落敵機三架，本日京杭空戰皆獲大勝。二日來共擊落敵機已發現者十七架之多，而我軍僅損失三架，倭寇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淞滬會戰進行到8月底，蔣對日軍之蔑視，對中國軍隊之自信已經達到頂峯，認爲日軍不難制勝。《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反省錄寫道：“平津淪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對倭抗戰，以倭寇內部之虛弱及其對華之橫暴，以理度之，不難制勝也。”

淞滬會戰期間，蔣介石仍能保持晚上閱讀經書的習慣，在這期間的筆記中，經常能看到他晚上閱讀《孫子》的記載。然而隨着戰事的進展，中國方面逐漸處於不利態勢，10月底中國守軍大部已經轉移到蘇州河南岸陣地。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從西南方向包圍中國軍隊，至此日軍對中國守軍已經形成合圍之勢，戰局勝敗已定，11月8日起中國軍隊開始全線撤退，淞滬會戰結束。

淞滬會戰是一次打給外國人看的戰役，蔣介石是明知不可爲而偏要爲。淞滬地區，不適合大兵團陣地戰，但是因爲上海地區，外國勢力錯綜複雜，歐美諸國在此均有重大利益，蔣介石對於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均抱有極大的期望，乃至成爲一種主觀幻想，希望國際勢力作爲第三方干涉中日戰爭，從而到達和平之目的。《蔣介石日記》1937年10月反省錄寫道：“解決中倭問題，惟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然而蔣介石當時對國際局勢的把握和判斷是錯誤的。歐洲的納粹德國正迅速崛起，英法對之實行綏靖政策，無暇顧及遠東局勢。美國此時正陷於強大的中立主義思潮中不能自拔，無意插手中日戰爭。蘇聯是這個時期唯一的一個以實際行動支援中國抗戰的國家，但忙於自己內部大清洗。國際局勢真正變得對中國有利，那已經是1940年之後的事情了。蔣介石這期間一直寄予希望的國聯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最終狠狠抽了蔣一記耳光。國聯第十八屆常會通過《建議書》，建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及其他與遠東事務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參加的會議，調解中日衝突。於是1937年11月3日至24日，會議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中、美、英、法、蘇等19個國家參加了會議，日本和德國拒絕出席。會上，中國代表顧維鈞要求與會國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停止提供貸款和軍需物資，並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與會各國出於各自的戰略考慮和利害關係，除發表泛泛的譴責之詞外，誰都不願率先制裁日本。會前，控制會議的英、美兩國都商定，凡有損於對日關係的任何提議，他們一概不提，從而註定此次會議將一無效果。蘇聯代表支持中國政府的上述建議，但不願單獨捲入衝突。經過3個星期的空談，11月24日會議通過了《九國公約會議報告書》，強調九國公約和平原則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適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敵對行動，採取和平程序。會議拒絕了中國政府關於制裁日本的正義要求，使日本更加肆無忌憚地在亞太地區進行侵略擴張活動。

11月8日，中國軍隊開始撤離淞滬戰場，這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仍然自欺欺人的寫道：“蘇州河南岸以兵力用盡，不能不命令撤退，但並非爲金山衛登陸之敵所牽動耳。惟藉此戰略關係，使敵知我非力盡而退，不敢窮追與再攻，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而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必甚大也。”戰事至此，任何的自我安慰的話都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淞滬會戰國軍戰略判斷失誤，防守政策不利，遭到日軍側面襲擊，最終上海淪陷。

南京淪陷前後的蔣介石：憂憤傷感

淞滬會戰的失利，給了蔣介石當頭一棒。中日雙方，共百萬大軍鏖戰三個月，最終日軍佔了上風。11月12日蔣介石開始考慮遷都問題，他不得不承認，此時中國抗戰形勢已經十分惡劣，盲目的自信樂觀實不可取。在《蔣介石日記》11月13日本週反省錄寫道：“蘇州河南岸陣地放棄以後，與上海策源地完全隔離，戰局大變，形勢必更惡劣也。”此時的蔣介石日記中，很難看到之前的那種樂觀自信的記載，所見更多是憂憤鬱郁之記載。如蔣在11月16日寫道：“上下昏愚，士人造謠，不利之時更爭意見，反動分子乘機而起。前途茫茫，不知何所底止矣。”11月26日蔣前往中山陵祭奠孫中山，當天日記充滿傷感之情，“上午謁陵與將士公墓，不知何日再得謁見矣。”字裏行間，充滿着無奈和悲情。蔣11月27日聽聞陳誠在宣城遭敵機轟炸，心裏不安。雖然屬下屢屢勸說蔣介石儘快離開南京，但是蔣介石本人十分不願意離開南京，能留一日是一日，他對南京充滿了依依不捨之情。《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27日記載：“對上對下、對生對死、對手造之首都。實不忍捨棄，依依之心，不知爲懷矣。”

12月3日起，日軍先頭部隊已經進攻至溧水地區，7日開始進攻南京外圍陣地，南京保衛戰打響。戰局至此，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要和倭寇進行長久作戰。《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反省錄寫道：“今日除在時間上做長期抗戰，以消耗敵力。在空間上謀國際干涉，與使敵軍在廣大區域駐多數兵力，使之慾罷不能，進退維谷，方能制敵於死命。”12月1日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結婚十週年紀念日，這一天的日記卻沒有喜慶之意，“結婚已足十年，黨國前途艱難，重生以後第二個之十年，究不知如何變化？惟竭盡吾倆之心力，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期達吾人結婚之目的而已。”12月7日，蔣介石飛離南京，到達廬山。9日南京激戰正酣之際，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遊覽三峽澗外之風景。在這天的《蔣介石日記》記載着：“在三峽澗上聽泉，靜思時局與前途，除抗戰到底外，別無他道。”對於南京之淪陷，蔣介石似乎早有心理準備，12月12日的日記中，只有平凡從容的一句話，“本日南京唐孟瀟（唐生智）處已無人接電話，敵已過江佔領江浦，則南京恐已不守乎。”

從“七七”事變到南京淪陷，蔣介石的心路歷程像是一個過山車，經歷了大起大落。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國內局勢空前光明。1937年的上半年，蔣按部就班，處理了張學良、楊虎城問題，穩定了西北局面，安置了東北軍，恩威並施招來四川劉湘的擁護。前一年兩廣事變之後，桂系也已經歸順中央，全國局面一派大好。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好景不長，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蔣在戰爭伊始，信心滿滿。淞滬會戰期中，一面命令國軍死守，一面抱幻想於國際干涉。迨至淞滬會戰失敗及布魯塞爾會議的無果而終，蔣介石才冷靜下來，重新思考中日戰局的未來走向問題。首都南京雖然很快落入敵手，但是蔣並沒有因此變得意志消沉。《蔣介石日記》1937年12月18日寫道：“持久抗戰到底，我固危殆，而敵亦消減矣。”1937年的最後一天，蔣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文字，“去年今日猶在南京與益之（朱培德））、天翼（熊式輝）等密商大局也，未知明年今日將如何耶。”儘管此時的中日戰爭仍然前途未卜，茫然不知結果。但是歷史已經證明，堅持到底，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英勇不屈的中華兒女！（郭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