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越進化，性別越兩極分化？——美國19世紀末的性別迷思

19、20 世紀之交的思潮在思想史上一般稱作世紀末（the fin de siècle），貫穿着“世紀末”思潮的是“文明沒落”“人種退化”與“陽剛的隳沉”等母題。這股思潮如今我們已感到陌生，在19、20 世紀之交卻是遠爲廣被的達爾文主義話語的一個重要成分。該世紀之交和我們的20、21 世紀之交有一個顯著的不同。當時達爾文主義佔壓倒性優勢，因此，即使是社會人文思潮都多少帶點生物學色彩。我們的世紀之交則被籠罩在語言學與高科技大衆傳媒的影子底下，符號思維成爲時尚。如果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時尚來判斷今日，肯定會把當代文明判決爲已無可救藥地掉到了頹廢（decadence）的谷底，因爲人工的符號遠離生物的本能，一個讓符號完全覆蓋了本能的文明無疑已進入死巷。但今人並無這種危機感，乃因爲今日抽象符號至上的思維，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生物主義全然背道而馳。

“世紀末”思潮如今看來有其侷限，也有它無法解開的死結。達爾文進化論造成的總氛圍仍然是相信進步的，因此也是樂觀的，它的文明觀卻內含危機感。一方面，宇宙進化從生物界演變到人類文明被認爲是直線上升；另一方面，文明是人工的，文明越現代化、人工化，即越偏離自然界，最終會否受到懲罰？因此，當時的思想界又開展該給現代文明保留一個健康的本能基礎的討論，而這個首要任務的重擔則落到了男性的身上。

用性別介入文明觀製造了下列一連串問題：按照進化乃從簡到繁、從同質到異質的軌跡，當時出現了頗爲風行的“文明越進化，性別越兩極分化”的信念。它涵示了男性是比較進化的性別之命題。事實上，從達爾文開始，進化論都有“雄性是進化的先鋒，雌性是物種的守成者”之說。然而，文明如果有偏離本能界的傾向，則文明越發達、越現代化，男性就會越趨“女性化”，亦即男性之女性化成爲文明沒落的指標。這種焦慮感在當時衍生了男女教育分途的學說，並促進了讓男孩迴歸“原野”爲文明保存一個健康的本能內核的運動。

女人是物種的守成者

達爾文在1871 年的《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如此說：

雄性所經歷的變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在整個動物界裏，凡是兩性在外表上有所不同的物種，總是由於雄性發生了更大的變化纔不同的，倒轉來的例子是難得的。因爲，一般來說，雌性對本物種的幼小動物總比雄性保有更爲密切的相似的程度，而對本物種所屬的物羣，小至於屬，大至於科或目中的其他成年的成員，也要相像得多些。這種情況的發生似乎是由於幾乎所有動物的雄性在情慾方面比雌性更爲強烈。因此，在雌性面前，互相戰鬥的是雄性，而富於誘惑力地把種種色相展示出來的也是雄性；而且其中的勝利者就把他們的優越性傳遞給了下一代的雄性。

這裏是說：雄性是物種的革命派，而雌性則是物種的守成者，她不只接近同種成員的兒童階段，而且與物種所歸的“屬”“科”甚至“目”之成年成員近似，亦即較接近共同祖先分享的未分化狀態。西方“世紀末”性別觀的形成，當然不只憑達爾文一句話，而是在達爾文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已有人用時尚的生物學話語在建構此論，概被籠統地稱爲“達爾文主義”。

一位“世紀末”文化的研究者指出：斯賓塞在其進化論宇宙觀中，把進化定義爲從同質（the homogeneous）到異質（the heterogeneous）的過程，因此進化階段越高也就越分化，亦更個人化。他雖然沒有特別提及性別，但兩性趨於兩極化該是異質化的一環，達爾文心目中“經歷的變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的男性理應比女性更先脫離同質狀態，亦更易形成“個性”。卡爾·福格特（Carl Christoph Vogt，1817—1895）—即馬克思筆下的“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測量男人與女人的腦量，並測量優秀民族與劣等民族的腦量，得出如下結論：“女性頭顱較小……男性與女性的頭顱該被當作兩個不同物種般分開……女性頭顱的類型在許多方面接近嬰兒的，在更多方面接近低等民族的……”

男女教育分途說

在1873 至1874 年，哈佛大學的校監愛德華·克拉克（Edward Clarke，1820-1877）醫生髮表了《教育得看性別：女孩成功有多少機會》（Sex in Education；Or，A Fair Chance for Girls）以及《腦的建構》（The Building of a Brain），爲“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老生常談提供了科學的基礎。他引用最新的權威：達爾文於1871 年發表的《人類的由來》，書中指出進化階段越高，性別亦越分化，雄性的新陳代謝率高於雌性，因此多變異，具有更多的屬性面對自然淘汰，變得更強、更聰明，雌性在新陳代謝方面已經不利，又被母職加諸其身，唯有依賴雄性一途，既然無須全面投入生存競爭，就越來越落後於雄性。達爾文又將心智功能排成位階，最高是理性，然後依次是想象、直覺、情感，最後是本能，男性偏向上層，女性偏向下端。克拉克把達爾文學說應用到教育學上頭，並敲響警鐘：要求女子承擔男子一般的教育會使她的大腦受損、胸部退化、子宮萎縮、經期停頓，非但成不了事，反而對社會而言糟蹋了當好母親的材料。

從同一個達爾文主義前提出發，美國心理學泰斗G. 斯坦利·霍爾在19、20 世紀之交提出男女教育分途說。霍爾乃現代心理學創始人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美國大弟子，他回國後從事改造教育的工作，並於1892 年與其他25 位學者創立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並出任首任會長。霍爾反對中學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國初年中國的保守派觀點相同，但後者是感嘆“有傷風化”，霍爾的論據則是以生理學爲根基的心理學。他認爲兩性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長的關頭上，任何一方必須在不受對方的影響下，才能“順乎自然地”發展得完整。霍爾不是性保守的衛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婦女解放，不過他的看法是婦女該從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來，而不是去變成跟男人一樣：

男人與女人不論在活動範圍、感覺、皮膚、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這些差異被今日的科學加以推演、強調，因此文明日進，兩性差異必日增。在原始狀態，男女身體結構與從事活動都差不多，真正進步發生在兩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異予以繁衍與加強。性別之間的差異，在具性活動的階段就達到了頂峯。小男孩與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樣事情，在多方面品位相同，對性無知覺。人到了老年階段，兩性的差距也開始複合——老漢與老婦變得彼此相同，在此意義上，也成爲無性別。

唯有在青春期，兩性的差異最顯著。在此階段上，幾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識：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這個緊要關頭上至少需有兩至三年彼此隔離，讓心身都發生醞釀作用，達到功能的成熟，導致婚姻生活。這個傾向亦充分表現在家庭生活上。從12 到14 歲之間，兄弟姐妹過着比以前更彼此脫離的生活，無論在家內的操作、遊戲、興味，皆出現分殊。這全是生物學現象，是正常的。因此，學校及其他機關就該把這個分殊推至極端，使男孩日益成爲男子，女孩日益成爲女子。我們該尊敬性別差異的自然法則，切不可忘記做母親與做父親是大不相同的。男女當各自終止相互模仿，終止相互爲對方設下楷模，好讓各自發揮本性，在兩性交響樂中奏出和音。

顯然，在“對性無知覺”的小孩階段，兩性不分化狀態並不礙事，但爲了成長以後“導致婚姻生活”，就必須“使男孩日益成爲男子，女孩日益成爲女子”，這是由異性戀體制規定的一項急務。霍爾爲此重彈了“文明越進化、性別越兩極分化”的濫調，無甚創意。他的創新在於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階段必須“重溫”（recapitulate）人類進化的初民階段。“重溫說”的創始者是德國進化論大師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他認爲人從懷胎到誕生是在9 個月之內重溫從單細胞到人類的千百萬年進化過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階段則相當於“初民”的進化水平。霍爾則把它應用在教育學上，他責備現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師把小男孩柔弱化，再演變下去會造成人種退化。既然男孩成長的各階段會“重溫”人類文明的進化史，待到了成年階段自然會超越“初民”階段，但能保留一個健康的本能內核，使文明建立在一個更建康的基礎上。然而，霍爾不主張女孩去“重溫”初民階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對復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靜止了，沒有男性帶頭衝鋒的文明就是守成。這正是他的男女教育分途說的精神所在。這個分途說的出發點顯然是達爾文“雄性是物種的革命派，而雌性則是物種的守成者”的命題。

建立“美國童子軍”的路線鬥爭

霍爾敦促男孩迴歸自然的主張，在美國童子軍的創立人歐納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1860-1946）手中獲得實踐。他是蘇格蘭裔的加拿大人，生長於城市，面臨環境日遭工業化的侵蝕，社會問題叢生，終於把自己的效忠從家庭轉向原野和野生物。他在安大略省與曼尼托巴省以及美國西南的原野經驗令他選擇了原野畫家、作家與博物學家的生涯，並一度成爲加拿大與美國兩國保護自然運動之間的大使。西頓歌頌原野與邊疆，但與美國曆史學家特納的美化邊疆不同，後者歌頌開拓者，西頓則珍惜在文明面前撤退的原野，並特別認同印第安人。他畢生同情印第安人的權益抗爭，並認同了他們的自然觀，認爲人對自然的宰制只是一個幻覺，人對待動物該採取民胞物與的態度。他對達爾文的理解亦異於時人，認爲人類的道德該根植於動物行爲學，處於大自然的人將會如動物一般與大自然結合，共同臻於至善。這是人脫離了自然就導致本能衰退、文明趨於腐敗的“世紀末”思想之另類詮釋。

西頓寫作的動物故事很受歡迎，他描寫動物角色的筆調多帶同情，其故事裏的人類角色則多非善類，乃唯物主義與工業文明的化身。當時的動物寫作流傳至今最有名者反而是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但真正的巨擘該是西頓。衆多起而效尤的次級作家缺乏專業背景，遂引起了非議，招致博物學家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及其支持者老羅斯福總統的攻擊，被譏爲“仿冒自然者”（nature fakers）。後者尤其譏諷西頓“把事實與浪漫幻想混同”，誤導青年讀者，他寧可服膺昔日西部捕獵者對自然的詮釋。這也難怪，老羅斯福雖然在任內竭力通過保護自然的法令，但他的原野經驗來自捕獵，他的原野概念是特納式邊疆塑造了美國性格的神話，尤其不能接受印第安人關於動物有超自然特徵的說法。

西頓其實也服膺老羅斯福的“艱難辛苦的生活”，強調少年、冒險、戶外生活。這個原野理想在當時導致少年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都懷有透過下一代振興美國性格的目的。和他們一樣，西頓也認爲“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學術而是男子氣概（manhood）” 。他與老羅斯福等人一般，相信東岸只是歐洲的翻版，真正的美國是西部，但他與其他文明再生論者不同之處在於美化印第安人，主張“真正的”美國人該放棄拓荒者的模型，學習印第安人的優點。西頓在1902年成立了“叢林學的印第安人聯盟”（League of Woodcraft Indians），把男孩組織起來，要求他們學習印第安人在原野中留意蹤跡、潛步追蹤的生存之術，並從自己人中選出酋長和部落官吏——這是美國童子軍之始。

1905 年，另一個“美國童子軍之父”丹尼爾·卡特·比爾德（Daniel Carter Beard，1850—1941）成立了“丹尼爾·布恩之子”（Sons of Daniel Boone）的男童戶外組織，其精神就與西頓的背道而馳。丹尼爾·布恩（1734—1820）是美國史上的民間英雄，他是獵人，是開拓肯塔基州的拓荒者，其中不乏與印第安人的戰鬥。在野外身披鹿皮的“丹尼爾·布恩之子”成員以“堡壘”（forts）爲單位，他們的等級不是以印第安人官吏爲名，而是以美國史上的拓荒英雄爲名號。這倒符合由特納與老羅斯福等人代表的主流原野思想。

西頓把他的經驗寫成書，並於1906 年赴英推廣他的戶外運動，結識了羅伯特·巴頓-鮑威爾（Robert Baden-Powell，1857-1941）。後者是一位將軍，曾於大英帝國的印度、阿富汗、南非等地服役，並於波爾戰爭（Boer War，1899—1901）中死守一座邊城而聲名大噪。他的活動多涉及軍事情報，發展出一套在敵後斥候、藏匿、逃遁之術，在1899 年發表了訓練軍事斥候的手冊Aids to Scouting，成爲暢銷書，爲學校與青年組織廣泛沿用，而後來“斥候”一詞前面加上“少年”亦變成了“童子軍”（young scouts）一詞，其軍事化的傾向很明顯。鮑威爾結識了西頓後，把後者的野外生存遊戲大量收入修訂版中，西頓抗議他抄襲，無效。但西頓是有心栽花花不成，鮑威爾則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後者從無成立少年戶外組織之意，是少年業餘斥候者慕他之名而來，這個童子軍運動於1907年在他指導下正式誕生。

待到1910年美國童子軍（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時，鮑威爾的方案已成世界潮流，美國大財團與基督教男青年會（YMCA）贊助成立美國支部，西頓與比爾德等人只得把他們的“叢林學的印第安人”與“丹尼爾·布恩之子”融入了該組織。該組織還須仰仗西頓的聲望，因此讓他當童軍總頭目（Chief Scout）。西頓的印第安化運動與鮑威爾那套脫胎於大英帝國殖民地戰爭的叢林學和恢復帝國光榮的青少年訓練綱領簡直南轅北轍，尤其是穿上軍裝的童子軍，與他讓男孩在原野中培養個性的綱領全面牴觸。西頓仍待在美國童子軍運動裏，希望從內部扭轉乾坤，卻是逆水行舟。組織內，比爾德等同事不會反對軍事化，最要命的是身爲名譽副主席的前總統老羅斯福公開讚許鮑威爾的方案，認爲它有助於平時培養優良公民，以備戰時成爲優良士兵。這與老羅斯福以美式足球爲戰場預演的思維是一以貫之的。

美國童子軍成立後，西頓的大權即旁落於執行祕書詹姆斯·威斯特（James E. West，1876-1948）之手，這位老羅斯福時期的華盛頓官僚從一開始就偏向巴頓-鮑威爾方案，在其手裏也爲童軍運動建構了一箇中央化的機構。至1915 年，威斯特以西頓從無申請美國公民爲由，迫他辭去童軍頭的職務。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國內參戰之聲塵囂日上，老羅斯福等人即暗示西頓利用美國童子軍散播反戰與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也難怪，西頓的確傾向社會主義，他對進化論的理解尤其接近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A. 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論。翌年，美國童子軍總部還宣稱西頓在童軍手冊裏的寫作無關宏旨。西頓唯有恢復他的叢林學運動，於1916 另立美國叢林學聯盟（Woodcraft League of America）。

西頓雖然在路線鬥爭上敗下陣來，但由他開風氣之先的男童子軍組織迅即成爲全國最大的青年組織。他在1910 年爲該組織寫作的男童子軍手冊30年後在美國就出售了700 萬冊，僅次於《聖經》，其宗旨即使西頓的反對者亦會俯首贊同。西頓說：“一個世紀前，美國的男孩都接近自然，但自此以後國家經歷了工業化與都市化，不幸導致人的‘退化’（degeneracy），如今必須由美國的男孩重新倡導‘戶外生活’（Outdoor Life）。”

在美國童子軍內部，西頓方案敗於巴頓-鮑威爾方案，自有其客觀因素。前者的印第安模式只適合北美，後者的士兵模式則通行於全球；前者的原野模式只能在一年內某些時段執行，後者的城鄉並立模式較有彈性、全年都可落實；前者的獨立組織理想難於維持，後者可以讓童子軍附屬於其他單位。更深的原因該是意識形態：西頓偏向印第安人的自然信仰，尤其痛恨他父親的加爾文式基督教，指控它是“獻祭孩童的宗教”（a religion of childsacrifice）。在美國童子軍成立時代，卻是以基督教男青年會爲中堅，當時連天主教少年都不參加，後來才減少新教的色彩。被視爲蠻子的印第安人在這個基督教中心的文明面前能有什麼地位？近年來，美國童子軍運動被摩門教滲透，則激化了性別問題。在過去30 多年，其他國家的童軍已採取男女合流，被摩門教徒左右的美國童軍活動則遠遠落後於國際潮流，仍維持兩性是對立的心態。

我們歸根到底重返美國性別對立的議題上來。19、20世紀之交的美國原野理想基本上是男性化的，它令“男子漢”與“戶外客”（outdoorsman）畫上等號，後來縱使有女童軍的成立，並無改於“戶內”是女性空間這個事實，甚至有人戲言：一直等到“花花公子雜誌的哲學”（Playboy philosophy）盛行的20 世紀50 年代末，美國男人才佔據經它重新定義的“戶內”。同樣道理，童子軍冒現的時代，也是美國有組織性的體育迅速興起的時代，其時代背景相同，都透露出男性焦慮的信息。縱使有大量女子參加體育運動，體育卻沒有成爲美國女性“性別角色”的標籤。事實上，“體育”與“戶外”都被本質化爲男兒性徵。男性與體育的聯繫是先天的還是文化的？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質問男性與“自然”的聯繫。是在西頓重建他的叢林學運動之後，1921年的一部著作，把自然人格化爲“母親凱蕾”（Mother Carey），亦稱娜娜包鷲（Nanaboujou），她與大精靈（the Great Spirit）和其他印第安神祇同在。對大母神的崇拜並無損於印第安的男子氣概。顯然，對“男子漢”和對“自然”的定義都因文化而異：在主流的美國白人文化裏，文明表現爲對原野的征服，男子漢表現爲對女性化的否定，男性成長則是“殺母”。

比現代文明危機更深層的因素

兩性應該越來越不一樣的命題與日趨民主化的潮流相牴牾，至20 世紀上半葉，達爾文的物種內呈多樣化以應付自然選擇的命題受到突變說（mutation theory）的挑戰。斯賓塞那種鋪天蓋地式的進化論宇宙觀也讓渡給專業社會學，現代社會學開始修正達爾文主義背景的生物決定論，傾向用“環境”“習慣”等概念來取代“本能”與“遺傳”。新學說有利於兩性教育機會均等的實施，並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美國婦女亦終於在1920 年獲得投票權。

然而，在美國，性別的兩極化卻以其他形式持續。教育機會均等與投票權是民主社會底下保障的基本民權，這些形式平等保障了男女作爲抽象的“人”之權利相同，卻無改於“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也不觸及“異性戀”底下的男女該是唱對臺戲這個信念。在“二戰”後，大量美國婦女擺脫“家內領域”，步入“公共領域”，縮小了差距，但無補於差異，仍需進一步搖撼在“異性戀”中男女必須兩極化的設定，而異性戀是一個偉大的美國製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作爲美國人的基本信念，其比重與平等的理念相若。

在本書的進程中，讀者將看到這個世所罕見的兩性對立論至20 世紀70 年代亦徹底破產，代之而起的女權凌厲攻勢把這個對立重新改造成對女方更有利的那種形式，“對立”亦因此變成“敵對”，對社會總趨勢來說則有助朝個體日趨原子化（atom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的方向發展，替代了性別的兩極化，而且很反諷的是，原先由男性專利的“分離與個體化”如今成爲全民模式。這似乎乃美國社會“日趨民主化”的一種實踐形態，問題是：世界其他地方構築民主文化，是否也踩同樣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