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紅柿、還有現實：紀念彭小蓮和小川紳介

摘要：更嚴重的問題——我將它視作一個不負責任、沒有立場的政治問題——“青年電影”成爲新的吸附機制，它既併入政治體制和工業體制，又在媒介層面主控着話語，或者說，那個中國獨立電影的可茲借用的“遺產”被轉作了它用（馬克轉述張獻民的意思是“許多制度結構都是以前留下的。在前二三年原在南京的中國獨立影像展易地北京，同時，“獨立電影”被以“青年電影”等詞語更替，且這一新的陳述類型與政治審查、電影工業、西方影展、傳媒語用等諸形式“兼容一體”。

今天上午，彭小蓮導演因病逝世。在遙遠的27年前，1992年2月一天，日本紀錄電影導演、社會運動人士和“赤鳥”小川紳介因病逝世。小川紳介生前，彭小蓮曾拜訪過他，小川紳介也曾私下表達過對彭小蓮的評價，這也促使了小川的遺孀邀請彭小蓮能幫助完成小川未競的作品，後來的《滿山紅柿》（2001）。2007年，彭小蓮著書《理想主義的困惑：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華東師大出版社）。

這次寫作很抱歉的一點是，我在早晨正好讀了一遍Markus Nornes今年4月發表在FESTIVALREPORTS上的文章《沒有電影的電影節和龍標：中國獨立電影》（Filmless Festivals andDragon Seals: Independent Cinema in China）。我對馬克的最近思考有一些意外的“不能同意”的表態要發佈，我在尋找措辭。

在前二三年原在南京的中國獨立影像展易地北京，同時，“獨立電影”被以“青年電影”等詞語更替，且這一新的陳述類型與政治審查、電影工業、西方影展、傳媒語用等諸形式“兼容一體”。以至於，我們在一個看似成熟和近制度化的中國獨立電影的領地上，似乎迅速地做出了權力過渡（陳述過渡）的方案。爲什麼說是權力過渡呢？（也許，用馬克敘述的“權威”一詞可能更中允一些。）因爲“青年電影”這個概念要將“獨立電影”承繼過來，並語用在自己的敘事圖式中。經過幾年的故事講述，“獨立電影”基本被吸附進入這個敘事圖式。更嚴重的問題——我將它視作一個不負責任、沒有立場的政治問題——“青年電影”成爲新的吸附機制，它既併入政治體制和工業體制，又在媒介層面主控着話語，或者說，那個中國獨立電影的可茲借用的“遺產”被轉作了它用（馬克轉述張獻民的意思是“許多制度結構都是以前留下的……”）。我無意要把獨立電影與工業系統對立起來。我只是極爲意外的是，長期觀察和研究中國獨立電影的國外學者所檢索的信息來源和判斷依據，居然是悖逆於現實的。

在中國獨立電影目前的領地和邊界的分析上，我們太不較真了，好像之前也不太較真於此。（補註：這個隱患應該是早就埋藏在自身中的。十年前一些在宋莊和南京放映的獨立電影，只是缺失了龍標而已。由此纔有這些電影的製作人可以迅速地轉入電影產業中。南京的情況更混雜，一些龍標電影也被列入選項。這是另一個問題，以後補充。）之前的判斷標準一直引用一個道德線索的“獨立精神”，敘述氾濫和錯雜，由此，纔有了一個要不斷訊問這一詞源的問題。這需要一部中國獨立電影史來敘述，因爲無法割離政治社會語境、特別是技術語境。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政治審查異常時期，今天的龍標“青年電影”定然不是道德線索上的獨立電影。獨立電影不是以這樣的方式倖存着，而且獨立電影從未死。死的是電影節，電影作者沒有死，由此完全無需用“後獨立電影”時代要描述今日現實。甚至，在道德線索上堅持獨立電影製作，更能顯示出作者意志與存在。如是，獨立電影自然不需要什麼還魂，在今天，它僅需要自定詞源即可。獨立，意味着個體事件。獨立，不僅僅要從結構性的政治操作中分離出寫痕來，而且要從集體性的書寫中分離出個體性的寫這一事件。

“不被奴役的靈魂站立着”，我檢索到一句彭小蓮導演說過的話。而作爲社會運動和理想主義範式的小川，冀望於亞洲紀錄電影走出亞洲的方式。當然，沒有特殊的亞洲方式。電影就是電影，在電影中創建作者和觀者的時間，創建世界及其運動和時間史。這是超越於當前政治之愚蠢和抗爭之軟弱的一種電影本體論。

死亡是生命儀式的一個閥限，一個limen。死亡只是儀式。藉此文紀念彭小蓮導演。

另附小川紳介、彭小蓮合作之《滿山紅柿》，bilibili已有，鏈接可點擊“閱讀原文”。

619下午草稿上海，如有冒犯，深表歉意

下圖：2009年10月在小川紳介古屋敷村拍攝紅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