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 2013 年各省市高考分数公布的那几天里，一则关于大学校长的新闻在网络上飞传，成为人们争相围观的一大热点。浙江大学校友会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中国的大学教授们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愤懑，开启非暴力抗命的历程。有些激进言论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回归蔡元培先生的教授治校之路，大学校园将永远成为争名逐利的官场和商场……

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在林建华出任前已经空缺 4 个多月，学校不得不以党委书记的名章代替校长印章，此举已经引发争议。在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出任浙大校长的消息传出来后，一些老校友深感失望，浙江大学校友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将关于大学校长的舆论即刻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说到大学校长，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北洋时期的大学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傅斯年、任鸿隽、罗家伦……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教育大家。他们桃李满天下，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治校过程中大放异彩，他们治校、育人的光辉思想历经时代变迁，在当下依然熠熠生辉。他们，引领了民国的学术自由之风；他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学制度；他们，构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

1916 年至 192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 与“自由”之风；他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 1912 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发现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 因此，他将改革北大的重心放在明确大学的宗旨上，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蔡元培务实推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 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等。

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甚至在新派思想人物中主义之争也泾渭分明，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穿西服与留辫子的老师同台，《新潮》白话与《国故》文言刊物对垒，一时间，北大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在当时的北大，学术自由在空中游荡，人们的思想碰撞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现在大家都只知道有个《新青年》，而 1917 年创刊的《太平洋》在当时比《新青年》还要火，成为少见的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 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李大钊、胡适、李四光等人。该刊发起的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都曾经成为一时热点，读者大呼过瘾。

看到北大办的《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很火，远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也心动了，他们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可见，当时思想自由之火，已形成燎原之势，而且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哪怕是再“小众”、再另类的东西也一样有机会受到主流的关注。

北洋时期的很多大学校长不仅是学术权威、教育大家，更是道德楷模。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有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北洋时期的大学校长、教授教书育人， 品德高尚，是人们景仰的榜样，后世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汲取安身立命和教育子女的正能量。

1902 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时，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亦辞职离校，与吴稚晖、黄宗仰等创设了爱国学社，招收退学学生。当时办学经费十分困难，连伙食都开支不了，蔡元培不顾长子病危，前往南京筹款应急，到码头时，家里来人报告儿子病急气绝，他含悲委托同事代办后事，自己挥泪登船而去。三天后，终于筹借得六千元， 使爱国学社得以正式开办，失学的学子们顺利上学。公而忘私，蔡元培因此深受北大学子们爱戴。

曾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一次校庆聚会时调侃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而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这位自称为北大“功狗” 的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这位“功狗”执掌北大，办事确实不落俗套：刚一上任，他就明确告诉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教授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平生做事全凭“三子”：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 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 的校长。

历史很有意思，就是这位蒋校长，当年亲自安排了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的打工岗位，让毛泽东直接在李大钊手下工作。蒋梦麟在晚年回忆道：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短暂得如同一道闪电，但这道闪电却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毛泽东正是在北大图书馆里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学习，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思想。如果当时的蒋梦麟校长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临时工根本不屑一顾，辞退走人，那么，后来的中国历史将会怎样？

北洋时期，大学的地位是独立的，蔡元培当年曾说过一句名言：“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彼时，官方对大学的影响力较低， 当年鲁迅讲课，教育部的督学居然被全场学生轰走。也正是这种学术自由的氛围，让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涌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思想家、革命家。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那一段百家争鸣的历史，也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

北洋时期，大学甚至经常出现不接受任命的校长乃至驱逐校长的事件。1909 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就发生过“木瓜之役”。以鲁迅、许寿裳为首的二十多名刺头教员，集体辞职，逼着当局撤掉接替沈钧儒校长的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这个夏震武并无大错，人品也好，只是大家嫌他平日较为保守、不够灵活，大家都叫他夏木瓜，因此这场反对夏震武的斗争，后被名为“木瓜之役”。

“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势力大涨，驱赶校长的发生率与成功率都大为提高，其中以“纪律严明”的清华学堂尤为火爆，学生会领袖罗隆基曾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一位叫罗忠诒的到清华当校长，还未到校，便已被迫辞职。

1913 年前后，教育部任命北大校长，北大方面回应：水平不行不准来。一些人还没上任就被赶走。北洋时期，北大校长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十多任， 好几个都是因为遭到师生反对而悻悻离开。

有一次任命新校长，教育部长亲自去了北大，陪着笑脸还带着银子去跟教授们协商。结果钱笑纳了，人照样赶走。后来，李敖教授在北大演讲时曾说北洋时代“政府钱来了留下，公文拿走”，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1936 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长。竺提出三个条件： “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得到了蒋的允诺，他走马上任。前两条民国政府基本兑现， 他一干就是 13 年，到 1949 年离任时浙大已建成“东方的剑桥”。民国时大学的独立，可见一斑。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深受师生的爱戴。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竺可桢一看，感到在联欢会上来个“训话”， 实在不妙。于是，他在讲话时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大家听了，哄堂大笑。那时的校长，哪怕是学术权威，腕儿再大，一点官气也没有，师生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

北洋时期，有一所直接以“北洋”之名命名的大学远近闻名。北洋大学， 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建于 1895 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所新型大学。首任校长蔡绍基，不仅是这座高等学府的见证者，也是耕耘者和捍卫者。

蔡绍基，1872 年入选中国首批幼童赴美留学。1879 年在哈德福特高中毕业会上，他就《鸦片贸易》一题发表演讲，结束语慷慨激昂，语惊四座： “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最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1908 年至 1910 年，蔡绍基兼任北洋大学校长。这期间，他兢兢业业， 严谨治学，为学校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洋大学在学科设置、办学方向、学制、教学计划等方面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 成为当时中国兴办新式大学的楷模，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当年《北洋大学校歌》中唱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赞美的就是新北洋大学。1933 年，蔡绍基在天津去世，英租界下半旗志哀。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在建校 110 周年庆典上，蔡绍基的照片悬挂在校内的北洋广场，沐浴着新时代莘莘学子的瞻仰与缅怀。

北洋时期的大学历经政局剧变，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校长们都能不畏强权，广集良师，大力提倡通才教育，培养出无数英才。尤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好几位老校长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使治下学校弦歌不绝。这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

回到今天，教授、校长这些词意一部分已经失去公信力，被网络贬义化、污名化甚至妖魔化，这或许只是网络新时代的一个偶然现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一直是个亟待破解的教育考题。

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向上的路都要爬坡上坎。

百年后的今天即将开始尝试大学去行政化，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涉及体制机制，触及灵魂，注定是一条极其艰辛、反复曲折的路。将高校改革引入深水区，不仅需要大学校长勇于实践，更需要政府在顶层设计上的开放、创新、宽容、激励、引导、尝试，这里就包括大学校长的选任制度。北洋时期大学校长带来的学术自由与思想飞扬启示，唯有深刻变革，才有回应“钱学森之问”的自信与底气，才能回归大学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