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 2013 年各省市高考分數公佈的那幾天裏，一則關於大學校長的新聞在網絡上飛傳，成爲人們爭相圍觀的一大熱點。浙江大學校友會發表聯合聲明，公開表達對新任校長任命的訴求及期望。中國的大學教授們終於以最溫情的方式公開表達內心的憤懣，開啓非暴力抗命的歷程。有些激進言論甚至認爲：如果不能迴歸蔡元培先生的教授治校之路，大學校園將永遠成爲爭名逐利的官場和商場……

浙江大學校長一職在林建華出任前已經空缺 4 個多月，學校不得不以黨委書記的名章代替校長印章，此舉已經引發爭議。在重慶大學校長林建華出任浙大校長的消息傳出來後，一些老校友深感失望，浙江大學校友會發表的聯合聲明將關於大學校長的輿論即刻推到風口浪尖之上。

說到大學校長，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北洋時期的大學校長。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傅斯年、任鴻雋、羅家倫……這些具有傳奇色彩的大學校長，同時也是教育大家。他們桃李滿天下，他們的人格魅力在治校過程中大放異彩，他們治校、育人的光輝思想歷經時代變遷，在當下依然熠熠生輝。他們，引領了民國的學術自由之風；他們，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大學制度；他們，構建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座標。

1916 年至 192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 與“自由”之風；他指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大學應該成爲“研究高尚學問之地”，這是蔡元培在 1912 年擔任教育總長時就強調過的。蔡元培發現教師不熱心學問，學生把大學當作做官發財的階梯， 因此，他將改革北大的重心放在明確大學的宗旨上，爲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

蔡元培務實推進“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原則，羅致各類學術人才，使北大教師隊伍一時出現流派紛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師隊伍中， 既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舊學深沉的學者，如黃侃、劉師培、黃節、辜鴻銘等。

在政治傾向上，有的激進，有的保守，有的主張改良。甚至在新派思想人物中主義之爭也涇渭分明，有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的不同代表。當時的北大，穿西服與留辮子的老師同臺，《新潮》白話與《國故》文言刊物對壘，一時間，北大百家爭鳴，盛極一時。

在當時的北大，學術自由在空中游蕩，人們的思想碰撞如行雲流水般順暢。現在大家都只知道有個《新青年》，而 1917 年創刊的《太平洋》在當時比《新青年》還要火，成爲少見的以制度討論爲主的政論性雜誌， 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李大釗、胡適、李四光等人。該刊發起的關於分治還是統一，聯省自治還是中央集權制的討論，都曾經成爲一時熱點，讀者大呼過癮。

看到北大辦的《新青年》、《新潮》這些雜誌很火，遠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們也心動了，他們辦了類似於《新潮》的雜誌《錢江》、《雙十》。有一個反對白話文的學生凌獨見一人創辦一份雜誌，就叫《獨見》。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帶標點。可見，當時思想自由之火，已形成燎原之勢，而且真正做到了兼容幷包，哪怕是再“小衆”、再另類的東西也一樣有機會受到主流的關注。

北洋時期的很多大學校長不僅是學術權威、教育大家，更是道德楷模。被譽爲清華“終身校長”的梅貽琦有句耳熟能詳的名言：“所謂大學者， 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北洋時期的大學校長、教授教書育人， 品德高尚，是人們景仰的榜樣，後世源源不斷地從他們身上汲取安身立命和教育子女的正能量。

1902 年蔡元培擔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時，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同情學生，亦辭職離校，與吳稚暉、黃宗仰等創設了愛國學社，招收退學學生。當時辦學經費十分困難，連伙食都開支不了，蔡元培不顧長子病危，前往南京籌款應急，到碼頭時，家裏來人報告兒子病急氣絕，他含悲委託同事代辦後事，自己揮淚登船而去。三天後，終於籌借得六千元， 使愛國學社得以正式開辦，失學的學子們順利上學。公而忘私，蔡元培因此深受北大學子們愛戴。

曾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在一次校慶聚會時調侃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而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蔣夢麟聽後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這位自稱爲北大“功狗” 的蔣夢麟是浙江餘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長、行政院祕書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這位“功狗”執掌北大，辦事確實不落俗套：剛一上任，他就明確告訴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願承擔辭退教授這種得罪人的事，正應了蔣夢麟的自我評價——平生做事全憑“三子”：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 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所以胡適讚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 的校長。

歷史很有意思，就是這位蔣校長，當年親自安排了青年毛澤東在北大的打工崗位，讓毛澤東直接在李大釗手下工作。蔣夢麟在晚年回憶道： “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喫，怎麼辦？我說，爲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爲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這個時期在毛澤東的一生中短暫得如同一道閃電，但這道閃電卻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毛澤東正是在北大圖書館裏的如飢似渴的閱讀和學習，奠定了他未來的人生思想。如果當時的蔣夢麟校長對毛澤東這樣一個臨時工根本不屑一顧，辭退走人，那麼，後來的中國歷史將會怎樣？

北洋時期，大學的地位是獨立的，蔡元培當年曾說過一句名言：“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彼時，官方對大學的影響力較低， 當年魯迅講課，教育部的督學居然被全場學生轟走。也正是這種學術自由的氛圍，讓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湧現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一批思想家、革命家。完全可以這麼說，沒有那一段百家爭鳴的歷史，也不會有社會主義中國。

北洋時期，大學甚至經常出現不接受任命的校長乃至驅逐校長的事件。1909 年，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就發生過“木瓜之役”。以魯迅、許壽裳爲首的二十多名刺頭教員，集體辭職，逼着當局撤掉接替沈鈞儒校長的浙江教育總會會長夏震武。這個夏震武並無大錯，人品也好，只是大家嫌他平日較爲保守、不夠靈活，大家都叫他夏木瓜，因此這場反對夏震武的鬥爭，後被名爲“木瓜之役”。

“五四運動”之後，學生勢力大漲，驅趕校長的發生率與成功率都大爲提高，其中以“紀律嚴明”的清華學堂尤爲火爆，學生會領袖羅隆基曾自詡“九年清華，三趕校長”，一位叫羅忠詒的到清華當校長，還未到校，便已被迫辭職。

1913 年前後，教育部任命北大校長，北大方面回應：水平不行不準來。一些人還沒上任就被趕走。北洋時期，北大校長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十多任， 好幾個都是因爲遭到師生反對而悻悻離開。

有一次任命新校長，教育部長親自去了北大，陪着笑臉還帶着銀子去跟教授們協商。結果錢笑納了，人照樣趕走。後來，李敖教授在北大演講時曾說北洋時代“政府錢來了留下，公文拿走”，指的就是這件事情。

1936 年蔣介石約見竺可楨，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長。竺提出三個條件： “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爲限。”這三條得到了蔣的允諾，他走馬上任。前兩條民國政府基本兌現， 他一干就是 13 年，到 1949 年離任時浙大已建成“東方的劍橋”。民國時大學的獨立，可見一斑。

竺可楨在浙江大學任校長，深受師生的愛戴。一天，在聯歡會的節目單上，有“校長訓話”。竺可楨一看，感到在聯歡會上來個“訓話”， 實在不妙。於是，他在講話時說：“同學們，‘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大家聽了，鬨堂大笑。那時的校長，哪怕是學術權威，腕兒再大，一點官氣也沒有，師生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樣。

北洋時期，有一所直接以“北洋”之名命名的大學遠近聞名。北洋大學， 就是現在的天津大學，建於 1895 年，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所新型大學。首任校長蔡紹基，不僅是這座高等學府的見證者，也是耕耘者和捍衛者。

蔡紹基，1872 年入選中國首批幼童赴美留學。1879 年在哈德福特高中畢業會上，他就《鴉片貿易》一題發表演講，結束語慷慨激昂，語驚四座： “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最終將會醒來並註定會驕傲地屹立於世界！”

1908 年至 1910 年，蔡紹基兼任北洋大學校長。這期間，他兢兢業業， 嚴謹治學，爲學校的復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北洋大學在學科設置、辦學方向、學制、教學計劃等方面皆以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爲藍本， 成爲當時中國興辦新式大學的楷模，被譽爲“東方的康奈爾”。當年《北洋大學校歌》中唱的“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讚美的就是新北洋大學。1933 年，蔡紹基在天津去世，英租界下半旗誌哀。新中國成立後，北洋大學改名爲天津大學。在建校 110 週年慶典上，蔡紹基的照片懸掛在校內的北洋廣場，沐浴着新時代莘莘學子的瞻仰與緬懷。

北洋時期的大學歷經政局劇變，無論在和平年代還是戰爭時期，校長們都能不畏強權，廣集良師，大力提倡通才教育，培養出無數英才。尤其在後來的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好幾位老校長臨危不亂，指揮若定， 使治下學校絃歌不絕。這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奇蹟。

回到今天，教授、校長這些詞意一部分已經失去公信力，被網絡貶義化、污名化甚至妖魔化，這或許只是網絡新時代的一個偶然現象。但是，“爲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一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一直是個亟待破解的教育考題。

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向上的路都要爬坡上坎。

百年後的今天即將開始嘗試大學去行政化，這將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場深刻的變革，涉及體制機制，觸及靈魂，註定是一條極其艱辛、反覆曲折的路。將高校改革引入深水區，不僅需要大學校長勇於實踐，更需要政府在頂層設計上的開放、創新、寬容、激勵、引導、嘗試，這裏就包括大學校長的選任制度。北洋時期大學校長帶來的學術自由與思想飛揚啓示，唯有深刻變革，纔有回應“錢學森之問”的自信與底氣，才能迴歸大學教育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