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日本知已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

公元1895年春天,香港中环一带,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走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梅屋写真馆”。照相馆的老板梅屋庄吉一眼就认出了他——两天前,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刚刚把这个中国人引荐给他,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那一年,孙中山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试图暂留香港。两人谈起中国的命运,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这个帝国最大的症结,在于“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据日本人编订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只要日军给钱,大清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日军充当民工。对他们来说,国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民权的重要性,他开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了。一年后,“三民主义”在他的大脑里逐渐酝酿成熟。

孙中山的日本知已

孙中山或许没有想到,有一个日本人,居然同他想的一样。这个人,就是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在长崎出生,养父梅屋吉五郎开办过一家梅屋商店,长期经营碾米生意,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15岁时,梅屋庄吉乘坐自家的货轮“鹤江”号抵达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中国人的苦难都让他触目惊心。在他心里,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不是“劣等民族”,不应当过这样的生活。他经常把自己的钱财施舍给中国的穷人,还领养了不少孤儿和弃儿,其中就包括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蒋纬国。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友谊,就在公元1895年春天开始了。梅屋庄吉面对孙中山,立下了“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誓言。自那时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6年中,他没有一次失言。

孙中山的日本知已

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梅屋庄吉生意由照相馆“升格”为电影院,在新加坡,拥有了一家1200个座位的电影院。这是他“触电”的开始。1906年,当36岁的梅屋庄吉回到日本时,已经是拥有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4亿日元)的巨富了。从此,他进军电影业,创办了“M百代商会”,成为后来著名的影业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

1913年,已经是民国二年。这一年2月,即将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抵达日本。梅屋庄吉把孙中山带到浅草电影院,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观众席中落座。灯光灭时,银幕上出现的竟然是武昌起义的壮阔场面。影片的结尾,居然出现了孙中山的影像。那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梅屋庄吉知道,电影是造梦的工厂,但镜头里的一切都不是梦,而是现实。他要把这个现实保存在一个保鲜盒里,永不变质,那个神奇的盒子,就是电影。

梅屋庄吉一收到武昌起义成功的电报,就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他立刻派摄影师荻屋赶赴武昌前线,实地拍摄了大量第一手镜头。这部纪录片共投资17万日元(相当于今天1亿日元以上),但梅屋庄吉没有想过用它收获任何票房。在他心里,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孙中山的日本知已

孙中山从29岁出发,就再也没有回头,已经走过了16年。16年中,他策划了十次起义,却无一成功,而这次“计划外的革命”,却成了击垮这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拳。坐在黑暗里,唯有银幕上的画面光明闪亮,就像他脑海里的记忆。尽管他没能置身那场起义,但银幕上的每一个镜头,都与他的青春热血有关。

影片放完了,孙中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梅屋庄吉说:“请再放一遍。”

那一天,他不知看了多少遍。

孙中山说:“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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