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俊

監獄史學者

隨着汪精衛集團由恐日、媚日滑向賣國投敵，有過兩次留日經歷的傅式說被日本人看中，列入他們“以華制華”的“組閣”視野。傅式說先後出任汪僞中央的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汪僞政權的鐵道部長

傅式說，字築隱，1891年出生於浙江省樂清縣北塘村。傅的原配爲溫州永嘉何鵬程的三女，生有兩子。傅式說離開溫州後，主要在上海生活，後又娶了章太炎的侄女爲妻。1905年至1918年，他兩次赴日本留學，獲東京帝國大學工學學士學位，並與同學創立了“丙辰學社”。年輕的傅式說在實業及教育領域上有過一番作爲。他憑藉在日本學習工科的專長，曾先後出任通易礦務公司、漢冶萍煤礦公司、都樂公司工程師，並開辦鳴山煤礦。

1921年，傅式說受朋友之邀請，來到廈門大學任教。廈門大學是由愛國華僑陳嘉庚於1921年創辦的，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1924年6月，廈門大學發生學潮。傅式說與歐元懷、王毓祥等幾位教授，帶領300餘名學生離開廈門出走上海，在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下另立門戶，在上海籌建新校大夏大學。

中國同盟會元老、政治家和教育家王伯羣捐資主持創辦大夏大學，並組織校董會，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獲得工學博士的化學家馬君武擔任校長，王伯羣任董事長，傅式說是校董兼總務長，33歲的傅式說是最年輕的董事。

當時，傅式說在上海比較活躍，不僅在“夏大”教學，同時還兼任其他工作。從1927年起，他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上海電報局監理，財政部煤油特稅處科長，交通部國際電信局會記監理，中華學藝社社長、執行委員會主席，大夏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夏大學被迫內遷，不少師生不畏艱苦，隨校同行(“夏大”先後遷至廬山、貴陽、赤水，一度與復旦合併辦學，勝利光復後遷回上海)。傅式說卻在大敵當前之際，畏首畏尾，離開“夏大”，先後在國民政府交通部、財政部任職。不久侵華日軍佔領大夏大學校園，把它改爲僞滬西法院，將校園內的羣賢堂等處用於關押歐美僑民，把一個美麗的大學校園變成了戰俘收容所。

隨着汪精衛集團由恐日、媚日滑向賣國投敵，有過兩次留日經歷的傅式說被日本人看中，列入他們“以華制華”的“組閣”視野。從1940年3月起，傅式說先後出任汪僞中央的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汪僞政權的鐵道部長。1941年9月，又出任汪僞浙江省省長兼任浙江省僞保安司令、汪僞太湖東南地區清鄉保安司令等職務。

在浙江期間，傅式說管轄的地盤小得可憐，開始僅有杭州一市和浙江西部的13個縣，後來擴展到杭州一市及31個縣。省政府下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廳。傅式說後又擔任汪僞建設部部長，他以興修水利的名義，在其所轄區域內主持發行3億元建設公債，搜刮民脂民膏，最後這筆錢基本都被揮霍殆盡。與此同時，傅式說還掛了不少虛名、虛職，如汪僞中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總幹事，汪僞清鄉委員會委員兼浙江省清鄉聯絡委員會主任委員等。由於他的賣命效勞，還曾獲得過“日本天皇”贈與的勳章，汪僞政府的褒獎。

傅式說擔任僞職期間，策劃日軍在浙江省圍剿抗日武裝力量，推行保甲制度，搜刮淪陷區財富，對人民實行奴化教育，在報刊發表文章，鼓吹中日友邦。

抗日戰爭勝利後，傅式悅因叛國罪被國民政府逮捕，關押在提籃橋監獄。1946年4月26日下午，傅式說由上海高等法院公開審理，其家屬戴着墨鏡列席旁聽。劉毓桂庭長、推事蔡晉、邱煥瀛，檢察官戴容鐸率書記官入庭後，傅式說即由法警兩人押到法庭。他精神頹廢，從懷中取出眼鏡盒及辯護書，，供答時雙手不停互相搓揉。當劉庭長拿出僞《新中國報》刊登的傅式說的一篇鼓吹賣國求榮、投靠日本人的文章時，傅看閱五分鐘後，連聲狡辯，說該文章並非他所寫，以推卸罪責。法庭對傅式說審問兩小時後，下令被告傅式說還押。

1946年9月28日上午9點多，上海高等法院刑庭庭長劉毓桂偕同曹、邱兩位推事升座刑庭後，傅式說站在被告欄內，靜候國法判決。法庭訊明其姓名、年齡、籍貫後，宣讀判決主文：“傅式說，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傅式說聽完判決後，面色愈顯蒼白。而後劉庭長又嚴肅地指出：“你參與汪精衛的叛國運動，與汪周諸奸，共商僞府各項方案，繼又任僞鐵道、建設兩部部長，並出任僞浙江省長，罪行重大，無可寬恕，應判極刑。你如果不服，可於接到判決書十天以內，申請復判。”傅聽畢點頭表示知曉。隨後，向最高院申請復判。在申請期間，他又向上海高院提出再審，高院認爲傅式悅做法與法律程序不符，予以駁回。 1947年6月19日上午10點許，傅式說在提籃橋監獄刑場執行死刑，時年56歲。其生命和政治生涯都畫上了句號。槍決前夕，傅式說之妻率子女趕到監獄以作最後的訣別，可是來遲一步被拒之門外。曾經的進步教授墮落成一個被人唾棄的漢奸，其人生之途甚爲可悲。

責編：高恆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