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王績的生命軌跡，我們發現，在這位初唐文人的身上，既有阮籍式的沉醉嘯傲，又有陶淵明式的隱逸出塵，當然，也有着屬於他自己的特有標籤。在大唐肇建之初的文化走廊中行走，王績留給我們的影像，是特立獨行的放曠姿態，是狂簡疏野的詩酒人生。

作爲一個由隋入唐的文人，王績更多地被人們關注，是因爲他三仕三隱的經歷。關於王績的生平，新、舊《唐書》給我們勾勒的軌跡比較簡單，他生於公元585年，字無功，晚號東皋子，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縣）人，是隋代著名學者王通的弟弟。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祕書省正字，不久，他便託病辭官，而後，又求得了揚州六合縣丞這樣一個外職。然而，這個官職他同樣沒有做上多久，很快，他便從六合“夜遁”，返歸故鄉龍門，一直到唐王朝定鼎，才以前朝官的身份，待詔於門下省，此後，又做過一段時間的太樂丞，但這個差事王績同樣沒有過多留連，很快他便再次掛冠歸田。這一次，他算是徹底成了一個隱士，再無出仕的經歷，而是終日“葛牛聯巾，躬耕東皋”，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呂才《<東皋子集>序》），貞觀十八年（644），王績病逝，終老於故鄉。

這就是王績在官方史籍中的一段簡單履歷，我們發現，王績的三次入仕經歷實在是微不足道，每次他履職的小官，也不過餬口而已，倒是他的三次隱身令人玩味：如果說第一次隱身鄉野多少還有一些糾結，到了第二次歸隱，就少了一些猶豫和徬徨，而到了第三次歸隱，則已經是一種絕決的姿態，義無反顧的姿態。當三仕三隱的經歷逐漸將王績拽入到一個遁世的閉環中以自守，我們很想知道，王績之隱的的背後推力究竟是什麼?王績之隱的思想脈胳又是如何一步步延宕開來的?

事實上，王績和中國文化中的這個特殊羣體——隱士們一樣，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要與林泉爲伴的，而那種在山澗與岩石的撞擊聲裏悠閒地飲着酒下着棋，讓松濤拂過棋案讓酒香漫過指端的生命狀態，也並非是王績從青年時代就嚮往的生命狀態。家承儒學，八歲熟讀《左氏春秋》，應該說，儒家的修齊治平經世致用思想，從生命的初始階段就在王績的思想深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從他晚年寫給友人的詩作中，我們也能感受到他當年那股兼濟天下的少年豪氣。

弱齡慕奇調，無事不兼修。
望氣登重閣，占星上小樓。
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
——王績《晚年敘志示翟處士》

在這樣的詩行中行走，我們的眼前，呈現出的是一個胸懷凌雲之志博覽羣書勤奮好學的學子形象，而也正是懷抱着一腔“學劍覓封侯”的政治理想，王績十五歲這年，即隋開皇二十年（600），便遊歷於京師，拜謁了隋代開國重臣楊素。據說當時楊府賓客滿座，楊素見王績是個孩子，根本就不以爲然，王績遂道：“績聞周公接賢，吐飡握髮。明公若欲保崇榮貴，不宜倨見天下之士。”彼時，在座的大將賀若弼與王績的哥哥王度是好友，便起身向楊素推薦王績，楊素的態度這纔有所轉變，和王績談起文章時務，而王績儘管未及弱冠，面對眼前這位權傾朝野的重臣，卻不卑不亢，“瞻對閒雅，辯論精新，一座愕然，目爲神仙童子”。此後不久，王績又幹謁了當時的著名文學家薛道衡，在這位獨領隋代文人風騷的前輩眼中，王績的詩文堪比“建安七子”之首王粲和“梁之冠冕，啓唐之先鞭”的庾信，評價相當之高。有了楊素和薛道衡這兩位最具重量級的人物作背書，初入京師的王績相信，自己的仕途必定是一片光明。

然而，大業中的舉孝廉除祕書省正字，卻並沒有讓信心滿滿的王績高興起來。在別人眼中，能授祕書省正字，絕對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以其詩書之才，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晉身之階，但在王績看來，這樣的一個卑微的小官，並不是自己的志向所在，要知道，王績的志向是“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自視有庾信之才的他面對這樣一種才高命騫的境地，當然難以接受，那麼，這個以簡傲疏狂著稱的文人接下來又是怎麼做的呢?史書的記載是，他“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丞。”這似乎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一個祕書省正字，再怎麼說也是一朝官，放着朝官不做稱病辭職，反而請求擔任揚州六合縣一個小小的縣丞，這不是離“覓封侯”的目標更遠了嗎?

其實，這種事未成功未立卻引身而退的急遽變化，對於王績而言，卻是再正常不過。在中國文人的思想意識裏，仕與隱更像一對相悖又相生的命題，熟讀百家之書的文人渴望將自己的才學“售與帝王家”，但一朝不被帝王識，仕途的起點低過了自己的預期，另一種歸隱的心態便會浮上心頭。身處隋末的動盪時代，面對官場的“物情爭逐鹿”“無處不營營”，王績已經痛感到“赫赫王會，峨峨天府，謀猷所資，吉凶所聚。”再加之自己的才能在他看來並未得到真正的認可，於是潛藏於他骨子裏的老莊之道便迅速擠佔了上來。要知道，生於世代簪纓之家的王績可並不是只讀儒家經典，《老》、《莊》、《易》這三玄之書，同樣也是王績的枕邊書。就王績而言，竹林名士的棄世絕俗、遺世高蹈一直就是其所追摹的風度，而當儒家的晉身之階並不合自己的高遠之志，王績生命意識裏追求隱逸的另一面自然便會迅速主導他的行動。當然，這一次他隱得多少有些糾結，還是申請做了一個縣丞這樣的外官，而在王績看來，遠離京畿，又不乏口體之養，正好落得個逍遙自在。

然而，恐怕連王績都不會想到的是，這一次的“小隱”竟會是自己日後“大隱”的開始。在王績的心中，始終住着兩個真正的隱士，一個，是“竹林七賢”之一——阮籍，另一個，就是被譽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東晉詩人陶淵明，而正是這兩個生命的標杆，讓王績的“小隱”逐漸成爲“大隱”，由此，在隋唐交替之際，王績的名字成爲文人羣體中淡泊功名不問世事的代名詞。

王績從阮籍那裏收穫的是生命的醉態。身爲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阮籍少年時代便展示出了過人的文學天分，但生逢魏晉之交的動 蕩歲月，卻讓阮籍深陷內心的苦悶，心向曹魏政權的他既不願投靠新興的司馬氏集團，又要保全性命於亂世，只能將酒作爲逃遁世事驅害避禍的一道高牆。《世說新語•任誕》載：“（阮籍）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而在《晉書•阮籍傳》中則有一個故事與之相對：“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教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爲了區區三百石酒，阮籍可以屈節接受一個校尉小官，而面對在許多人看來是莫大榮幸的皇帝的求婚，阮籍卻如避瘟神，大醉六十日而不醒，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看似不合情理，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生存的悖論，讓阮籍得以保全性命。酒，給了阮籍恃才傲物的前提，同時，酒，也讓他和司馬氏集團之間劃開了一道拒絕彌合的鴻溝，爛醉如泥的阮籍，實際在保持着一份不入濁流的清醒。

受到阮籍的影響，頗好杯中物的王績也進入到了最深沉的醉態。話說王績遠離京畿赴任揚州六合縣之後，沒過多久，便因“嗜酒不任事”而被彈劾，加之天下已經動亂，隋王朝已經處在一個巨大的火山口上，王績遂解官去職。呂纔在《〈東皋子集〉序》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彈劾。君嘆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地，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這是王績離開六合縣北歸故鄉時發出的一聲感嘆，而彼時的王績並沒有放下手中的杯盞，相反，回到家鄉龍門之後，他更是終日處於酩酊大醉之中，常常是“昨日瓶始盡，今朝甕即開”（《題酒店壁》）。他的酒量很大，但他的醉態卻是自己有意爲之，“但令千日醉，何惜兩三春”（《嘗春酒》）；心情好的時候，他一定會痛飲，“春來日漸長，醉客喜年光”（《初春》）；心情鬱悶的時候，他更是要一醉方休，“不如高枕枕，時取醉消愁”（《贈程處士》）。當朦朧的醉意衝散了少年的豪情，王績已經用酒爲自己的隱居貼上了顯著的標籤。

當然，彼時在王績的心中，“仕”與“隱”還在反覆地交戰。唐開國武德初年，王績的身份又有了點變化——以前官待詔門下省，當隋王朝被新興的唐王朝所取代，唐高祖李淵爲了安撫天下，遂想出了這麼個辦法，而所謂的待詔門下省當然不過就是一個空頭承諾，沒有任何實職，而王績之所以樂得享受這種“政治待遇”一直到貞觀初年因“足疾罷歸”，整整歷經十幾年，因原因竟還是因爲酒！據說按照他當時的資格，每日官給酒三升，其弟王靜曾問他：“待詔何樂邪？”他的回答竟是：“良釀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聽聞，便將王績的供酒增至一斗，時稱“斗酒學士”。到了後來，歸鄉隱居的王績再次“出山”，依然還是奔着酒去的。他自請去擔任一個太樂丞的閒職，儘管吏部認爲不合品級沒有同意，但他卻執意前往，其原因竟是因爲太樂史焦革家擅釀美酒，總能有喝到好酒，後來焦革去世了，焦革的妻子還一直給王績送酒。一年多以後，焦革的妻子又去世了，王績不禁嘆道：“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而去。

從入唐后王績的這兩次出仕經歷，我們看到，王績與阮籍狂狷的個性已經越來越趨於貼合，阮籍可以爲了三百石酒，屈節赴任一個校尉小官，王績同樣也是因爲酒，選擇兩次“入世”，要麼待詔門下省，要麼太樂丞，官職不高，品級卑微，但有美酒爲伴，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