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 名朱由檢, 明光宗第五子, 熹宗之弟, 天啓二年封信王, 天啓七年, 熹宗死, 他以兄終弟及的方式入繼大統, 在位十七年。崇禎十七年三月, 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 崇禎帝走投無路, 自縊煤山。崇禎當政期間, 政治解體, 財政枯竭, 軍事衰敗, 內外交困, 局勢極爲艱難。

在大廈將傾的明朝末季, 崇禎意欲爲中興之主, 大刀闊斧的革除弊政, 想要挽狂瀾於既倒。然而現實總是殘酷而又無法預料的, 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初春, 大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頃刻間崩潰瓦解。縱觀崇禎十七年的統治, 通過一個“急”字可以窺其全貌, 崇禎亡國源於急於求治。

一、任用宦官

崇禎即位之初, 深知宦官專權亂政之害, 鑑於乃兄被魏忠賢把持玩弄的前車之鑑, 他不動聲色、有計劃分步驟的清除魏客黨羽, 並進一步欽定逆案, 毀《三朝要典》, 大大削弱閹黨的勢力, 將閹黨幾乎一網打盡。並一再表示不再依靠宦官, “詔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1] (卷23) 諭兵部將“各處鎮守內官, 一概撤回。”[2] (卷1) 決心摒絕宦官參與軍事, 強調“內臣協朕, 一柄兩操, 甚無謂。矧宦官官兵, 古來有戒, 其概觀之。”[3] (卷74) 至此, 明代政壇一反前朝宦官專權亂政之黑暗, 吏治似有明朗的跡象, 青年皇帝崇禎走出了“意欲中興”的第一步。

清除閹黨, 表現了崇禎非凡的氣魄和果決, 在中國歷史上, 如此大規模的清洗和剷除宦官, 尚屬首次, 頗得後世史家的肯定和讚譽。他以嚴厲的手段結束了明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宦官專政的時代, 但宦官並沒有就此銷聲匿跡, 相反, 隨着局勢的變化, 他們仍然作爲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活躍在歷史舞臺上。實際上, 崇禎打擊的只是以魏爲首的閹黨, 而不是針對宦官。閹黨雖滅, 宦官仍存。時隔不久, 他又重蹈乃父乃兄的覆轍, 再次變本加厲的重用宦官。崇禎朝宦官人數連續大幅度增長, 宦官之盛比前代有過之無不及。明太祖初年, 宦者不及百人。明中葉, 宦官人數約增至一萬人。崇禎朝兩次招新宦官六千餘人, 十歲左右的小宦官就有二三百人。到崇禎朝, 據《甲申朝事小紀》記載, 李自成農民軍入京, “中璫七萬人皆喧譁走”。[4] (卷10) 清代康熙皇帝曾從明朝老太監處瞭解到, 明末內監至10萬人。如此大數目的宦官, 參與的勢力範圍又甚是廣泛, 無孔不入。崇禎派出宦官做監軍、鎮守, 用來監領天下兵馬。這些人對軍事毫無所知, 卻掌握着最高指揮權, 高高在上, 胡亂瞎指揮, 常常貽誤戰機, 使得軍心渙散, 戰事大壞, 軍隊戰鬥力明顯下降。以前, 宦官的權勢雖然有時很大, 但宦官從來沒有掌管過外廷財政。崇禎時爲之一變, 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部、工部, 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 這樣財政大權轉移到宦官手中, 財政極其敗壞。

崇禎對宦官的崇信程度也遠遠超過了廷臣。崇禎經常說:“君非亡國之君, 臣皆亡國之臣。”此臣即指除宦官以外的外廷臣僚。他還曾經在御案上寫到:“文臣個個可殺!”可以想像崇禎對文臣是何等的憎恨!崇禎六年二月, 崇禎曾對廷臣表示, “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 使用宦官, 可以使廷臣“未便作弊”。[5] (卷92) 從中反映了崇禎是以宦官監督廷臣, 他認爲宦官更可靠更親近更可信任。崇禎二年十一月, 順天府尹劉宗周曾上奏, 要求崇禎“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5] (卷90) , 這說明大臣對皇帝偏重宦官的不滿。崇禎信任宦官的結果, 也是他始料不及的。當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之時, 內侍曹花淳開城門投降, 其他親信也都離崇禎而去, 各奔前程。只有內侍王承恩陪他一塊自殺。作爲一位萬人之上地位至尊的皇帝, 其人生的結局真是可悲可哀!

二、加強剝削

明王朝自建立以來, 起義、叛亂和邊防危機就時有發生, 使統治集團深感困擾。到了後期, 由於政府的權威衰落, 軍事力量減退, 土地兼併和農民的賦役負擔加重, 國家財政已到了難以承擔的地步。萬曆四十六年以來與後金戰爭持續不斷, 農民起義風起雲湧, 明朝面臨着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 戰場的不斷擴大, 旱、蝗災害不斷, 使得本已捉襟見肘的明財政更是雪上加霜。崇禎即位伊始, 據戶部尚書畢自嚴報告當年的財政收入, “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由此可見, 當時明財政入不敷出的窘困和艱難。以崇禎爲首的明統治集團, 實行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財政政策, 千方百計搜刮財富, 吸食民脂民膏, 以對付戰爭和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萬曆四十六年,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攻明, 明與後金之間的戰爭就此拉開了帷幕。明廷爲了抽調兵士援遼, 鑑於軍餉的需要, 實行加派, 開徵“遼餉”。自此至萬曆四十八年, 明廷前後三次加派遼餉, 每畝共加銀9釐。到崇禎初年, 隨着遼東戰事的進一步惡化, 明廷決定在薊州、通州、昌平三鎮加添兵馬, 增強北京防務, 於崇禎三年在原來基礎上每畝又加徵3釐, 稱爲“新餉”, 前後四次遼餉加派“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1] (卷257) 崇禎十年, 爲了鎮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 又加徵銀200萬兩, 在原賦額上均攤, 稱作“剿餉”。剿餉原定以一年爲期, 但餉銀很快用完, 農民起義軍卻越剿越多, “剿餉”遂一發不可收, 繼而成爲定額。崇禎十二年, 在楊嗣昌和薛國觀的建議下, 明廷爲練兵而加徵“練餉”。這樣臭名昭著的“三餉”炮製出籠了。除遼、剿、練三餉之外, 還有所謂“黔餉”、“蕪餉”等等, 名目極多, 地方性的加派更是層出不窮。如天啓五年御史吳裕中說, 廣東除正餉外, 有“鴨餉、牛餉、禾蟲等餉”。崇禎十三年給事中孫承澤說, “派之裏下者, 比比是矣。是以私派多於正賦, 民不堪命”。[6] (卷36)

三餉是一種正額之外的加派, 是掠奪性的財政措施, 給人們生活帶來極大痛苦。打開有關明末的史籍, 一幅幅農民悽慘生活的圖景令人慾哭無淚。老百姓喫草根樹皮、觀音土、青葉石、大雁糞, 甚至夫食婦、母食子, 崇禎十四年, 左懋第上疏說:“臣有事河干一載, 每進父老問疾苦, 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 農怨於野, 商怨於途。如此重派, 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剿賊御邊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 一至此極乎!”[1] (卷275) 呂維琪也描述說, 明末的賦稅徵收“舊徵未完, 新餉已催, 額內難緩, 額外復急。村無吠犬, 尚敲催徵之門;樹有啼鵑, 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 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 夜夜常聞鬼哭”。[7] (卷1) 在中國歷史上, 農民遭受苦難如此之深重, 大概只有秦末可與之相比。

三、濫用重典

崇禎即位後, 欲爲千古美名的“中興之主”, 因此, 他銳意革除時弊, 求治心切。爲了處理朝中政務, 經常不分晝夜的批閱奏章, 每當遇有軍機大事, 更是廢寢忘食, 其勤政程度頗有乃祖高皇帝的遺風。在官貪吏惰將驕的明末政壇, 這對於一位青年皇帝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應該肯定。但他在勵精圖治的同時, 也犯了急於求成的錯誤, 致使奮然有爲走向了它的反面。

作爲一名最高統治者, 怎樣選人、用人、馭人極其關鍵, 而恰恰在這一點上, 崇禎表現出致命的弱點。爲了網絡天下賢才, 他改革用人制度, 打破非翰林不得入閣的先例, 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但其選人的結果很不盡人意, 縱觀崇禎朝, 卻是庸才遍地走, 掌權之人非庸即佞, 真正的匡世濟民之才寥若晨星。即使有個別德才兼備的人又不能很好的使用發揮, 爲此, 崇禎常常陷入深深的苦惱之中, 面對錯綜複雜的局勢, 他急於求成, 遷怒臣下;“上求治頗急, 召對羣臣, 多不稱旨, 每加誚詰, 羣臣愈惶悚不能對”。[2] (卷1) 對於功過賞罰, 不深究原委, 該賞不賞, 不該罰卻亂罰, 濫用重典, 舉措失當, 往往事情越弄越糟。據統計, 崇禎朝更換50個內閣大學士, 刑部尚書換了17人, 被殺戮的內閣首輔有2個, 總督7人, 巡撫11人, 兵部尚書14人, 其中有不少人死的十分冤枉。於是廷臣們大都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惟恐因小過而被殺。崇禎二年九月, 順天府尹劉宗周上疏說:“陛下求治之心, 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 功利不已, 轉爲邢名。”“以重典繩下, 逆黨有誅, 封疆失事有誅, 一切詿誤, 重者杖去, 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1] (卷255) 湯開遠也在上疏中明確的指出:“今諸臣怵於參罰之嚴, 一切加派, 帶徵餘徵, 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 即寬一分在民生, 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3] (卷72) 對這些勸諫, 崇禎置之不理, 一意孤行, 我行我素。崇禎濫用重典的結果, 不僅不能起到懲罰誤國秧民之人、激勵文武百官爲國效力的作用, 更常見的現象則是互相推諉, 百般掩飾真相。這種潛在抵制和消極爲政, 反而使當時政治更加腐敗, 給明末政治帶來十分嚴重的負面影響。臣僚們爲逃避懲罰, 大多得過且過, 或尸位素餐, 或巧爲規避, “諸臣畏罪飾非, 不肯盡職業, 故有人而無人之用, 有餉而無餉之用, 有將不能治兵, 有兵不能殺賊”。[1] (卷255)

崇禎在明王朝千瘡百孔的形勢下繼位, 並勤於政治, 崇尚節儉, 直至明亡。因此與其他亡國之君相比, 後世對崇禎的評價頗爲繁雜, 稱讚者有之, 同情者有之, 斥罵者亦有之, 爭議猶存, 莫辨其是。但從以上對崇禎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的考察,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 他求治心切, 志大才疏, 不關心國計民生, 不愛護朝廷臣子, 他的所作所爲恰好加速了明亡的進程。因此, 我們可以說, 崇禎亡國完全是自掘墳墓。對此張岱有評:“先帝焦於求治, 刻於理財, 渴於用人, 驟行於法, 以致十七年之天下, 三翻四覆, 夕改朝更。耳目之前, 尚有一番變革, 向後思之, 訖無一用, 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