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我讲啊讲，”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在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一

很久以前我还热衷每天写诗的时候，就曾读过柯勒律治那首著名的《忽必烈汗》。这首诗开头平淡无奇，略显乏味，但一句之后，便迅速转入华丽铺排，各种意象层层叠叠，令人眼花缭乱：

忽必烈汗建立上都，

修起富丽的逍遥宫。

那儿有神河阿尔浮，

流经深不可测的岩洞，

注入不见太阳的海中。

那儿有十哩方圆的沃土，

城墙、高塔四面围绕，

明媚的花园，曲折的小溪，

丁香、豆蔻芳华四溢，

树林像山丘一样古老，

环抱着阳光灿烂的草地，

……

据说《忽必烈汗》被誉为英国韵律文学中最华美的篇章，任何文学选集都休想绕道而行。不过，或许因为翻译转手的原因，我对它的印象不算太深，唯一牢记不忘的是柯勒律治对写作过程的自述：1797年6月，柯勒律治在英国乡间小住；某个夜晚散步归来，诗人感觉胃部不适，便服用了一点鸦片，之后靠在椅子酣然入梦；他大概睡了两三个小时，醒来后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几百行诗句在脑中争先恐后，跃跃欲出；可惜他刚写了五十多行，忽有客人来访，于是出去接待一小时；回来再写，梦中所见已无影无踪。

历来的文学批评家，时常怀疑柯勒律治对《忽必烈汗》创作过程的描述是否属实，却很少有人郑重讨论他对这座城的描述是否可靠——因为这一点无需讨论，柯勒律治原本就是在写一场梦，是病痛和鸦片刺激下的想象泛滥。但要说这首诗与历史事实毫无瓜葛，似乎也不尽合理，因为柯勒律治毕竟写到了河流、城墙、高塔、花园和树林，以及阳光灿烂的草地和环抱着草地的古老山丘。这些确凿无疑的事物作为上都曾经的组成部分，绝非凭空出现在柯勒律治脑袋里，他此前显然已经对这座城有过了解。柯勒律治自己承认，在服用鸦片后的睡眼朦胧中，他翻开过一本名为《朝圣》的游记，作者是塞缪尔·珀切斯。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上都，忽必烈汗下令建造了一座堂皇的宫殿，用一座高墙围起了16英里平坦的土地，里面是平坦的草地，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泉，讨人喜欢的溪水，以及各种各样捕食与被捕食的野兽，而在这中间却是华丽的令人愉悦的房屋，它们可以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是一段充满诗意的描写，它用一种无限神往的语气，把上都描绘成了天堂般的所在。有这段描述做底子，柯勒律治已无需耗费太多精力去构思，起码在这一段，他略微改动一下形容词，诗歌的开篇已经跃然纸上。接下来，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只需开动想象，添加上他最喜欢的那些意象就够了——少女、波浪、琴弦、歌声，以及蜜样的甘露、天堂里的玉乳……

不知道柯勒律治是否关心，当他在鸦片的刺激下梦游上都之时，那美轮美奂的城早已化为一片废墟。

二

塞缪尔·珀切斯编辑的《朝圣》，共计三卷，出版于1625年。书中关于上都的描绘，显然来自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初次造访上都的时间是1275年5月，此时，忽必烈正在上都避暑。十五年前，即1260年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在上都被部众拥立为大汗。尽管忽必烈登上汗位的过程是仓促的，非正式的，甚至是非法的，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就此开启。1264年，忽必烈击败了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1272年，改中都之名为大都（在今北京）……此后直至1294年辞世，忽必烈和他的文武百官们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来北去，在中原和草原之间往返，在金莲川度过清凉宜人、花草繁茂的盛夏，待中原暑气下降，再南下回到燕山以南的大都城。

在上都城，马可·波罗向忽必烈递交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信。他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和喜爱，盛夏之后，他追随忽必烈回到大都，从此接受忽必烈委任他的各种官职和差使，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毫无疑问，1275年马可·波罗在上都至少停留了两三个月，而这座建筑在草原上的奇特城市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

……向北方和东北方间骑行三日，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在位大汗之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各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接下来的描述，便是柯勒律治在朦胧中所读段落之源头：

此宫有墙垣环之，广袤十六哩，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有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

马可·波罗着意提及：

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茎结成。竹之为用不仅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他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散成片，运之他所，惟汗所命。

马可·波罗还提到了城中的寺院：

此辈亦有广大寺院，其大如一小城。每寺之中有僧二千余人，衣服较常人为简。须发皆剃。其中有娶妻而有多子者。

此外，马可·波罗还讲述了上都城中那些令人惊讶的种种事物——上万匹纯白色牝马，可以驱除风云暴雨的偶像教徒，能以法力移动杯盏的巫师，终身以糠为食的不可思议的苦修者……这一切，与草原、川流、野兽、老鹰、城墙、大理石宫殿、竹宫、寺院以及摩肩接踵的人群一起，构成了马可·波罗记忆中的上都城。这是一座经过时间淘洗和想象力渲染的记忆之城，马可·波罗为其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使其拥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气质，柯勒律治则把它彻底幻化成了一场梦。

对上都的想象几乎成为西方文学的固定套路之一，就像约翰·曼所说，借由《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柯勒律治的诗篇，“Xandu”（即上都）这个名字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学习英国文学的人心里，很多饭店、公司、旅馆、俱乐部、电影等等，都以“Xandu”为名。

伊塔洛·卡尔维诺则在他那本著名的想象之书《看不见的城市》中，对“Xandu”以及无边疆域的所有者忽必烈展开了想象：

在帝王的生活中，总有某个时刻，在为征服的疆域宽广辽阔而得意自豪之后，帝王又会因为意识到自己将很快放弃对这些地域的认识和了解而感到忧伤和宽慰；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在黄昏时分袭来，带着雨后大象的气味，以及火盆里渐冷的檀香木灰烬的味道；会有一阵眩晕，使眼前绘在地球平面图上的山脉与河流，在黄褐色的曲线上震颤不已；会将报告敌方残余势力节节溃败的战报卷起来，打开从未听人提过姓名的国王递来的求和书的蜡封，他们甘愿年年进贡金银、皮革和玳瑁，以换取帝国军队的保护：这个时刻的他，会发现我们一直看得珍奇无比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其腐败的坏疽已经扩散到远非权杖所能救治的程度，而征服敌国的胜利反而使自己承袭了他人的深远祸患，从而陷入绝望。

马可·波罗抵达上都那一年，蒙古大军对南宋的征伐已近尾声。襄阳投降之后，南宋名存实亡，不久忽必烈就会收到来自南宋临安的降表，那时他将真正成为那片文明鼎盛、富庶繁华、风土迥异于草原朔漠的广大土地的主人，君临天下，位列正统。

三

上都的辽阔予人虚幻之感。

正是5月，乌云笼罩的天空下，混杂着枯草和新生嫩草的大片草原色彩斑驳，漫无目的四处延伸。在目光无法测量的远处，一圈低矮山丘将草原拦截下来，划出一道模糊的边界。元代人王恽在《开平纪行》中如此描述此地景色：“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藉，畜牧蕃息……”四山环绕之内，这片草原被称作金莲川，据说盛夏时节上面开满金莲花，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丛草之中，一条小河纤细如线，自西向东穿越金莲川，名为闪电河，也就是王恽所说的滦河，又称上都河。此河源于炭山，注入渤海。

金莲川上，闪电河畔，上都已静卧数百年。一圈望不到尽头的铁丝围栏划出了它的范围，围栏之内，铺满碎石或木板的小路分开茂密的荒草，通向外城、皇城、宫城，通向明德门、御天门、复仁门，通向大安阁、穆清阁，通向文庙、乾元寺、龙光华严寺……通向一座座布满碎石瓦砾的建筑台基和数道高矮不一的断壁残垣。

这些拥有典型汉式名称的建筑物出现在北纬42度的大草原上，表明这座城的主人何其迫切地想要拥抱中原的文明。柯勒律治不会明白，在亚洲腹地、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曾经长期保持对立，关系紧张，征战杀伐不绝于史，但在某些时刻，某段岁月，又会彼此奇妙地交融。

忽必烈代表了这种交融的一种典型形式。他生于草原，却倾心汉文化，视唐太宗李世民为偶像，提倡“行汉法，尊儒学”。在成为大汗之前，忽必烈已经招募了大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形成了所谓“金莲川幕府”。这些饱学之士不仅让忽必烈明白了“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深刻内涵，更在忽必烈未来建立的大元帝国深深刻下汉文化的烙印。事实上，他们在努力使忽必烈成为一个可以与李世民相提并论的皇帝，而不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就像勒内·格鲁塞所说：“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

他不仅要征服中原的土地，还要征服中原的人心。

1256年，金莲川草原上开始出现一座城市——开平，也即后来的上都城。汉人刘秉忠被忽必烈任命为总设计师，他在金莲川上几乎完全遵照汉制为忽必烈建起了一座重城，一个大本营，一个可以依赖的根据地。

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收录有一篇《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据学者研究，此碑当立于1257年前后，其中包含了大约如下几项内容：

其一，1256年，蒙哥下令在滦水之阳让忽必烈开府，建造“皇太弟府”，并命名为开平府；其二，开平府筑造之始，忽必烈让道士们祷告上天，向天帝报告开工之事，而后又派遣众道士和手下到五岳四渎（即江、河、淮、济）举行祭祀活动；其三，祭祀所在地怀孟州时逢干旱，多日不雨，然而忽必烈的使者一到，天上即降下甘霖，于是民心欢悦，感激不尽，“此贤王惠我之雨也”；其四，碑文最后引用周公姬旦助其兄长周武王伐纣建周之事为例，歌颂忽必烈的功德。

从《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所载内容来看，无论此时忽必烈本人作何所想，其幕僚与治下之文士，已经在着力营造一个符合中原古制的城市，同时也在塑造一个具备“贤王”形象的“皇太弟”。

最终建成的开平—上都城，其壮丽景象被文人墨客们写入了诗篇，比如“大安御阁势岧亭，华阙中天壮上京”，或者“层薨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屠七宝楹”。这些并不具备多少描述能力的描述，无法向读者呈现真实的场景，事实上，只需稍微改动几个名字，这些诗句就可应用于那个时代的任何大型城市。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可·波罗要比那些诗人们靠谱得多。

开平府开建之后四年，蒙哥汗攻钓鱼城不克，重伤，恚恨而死，“皇太弟”忽必烈随即在金莲川称汗。

忽必烈是此一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拥有当世最称精英的人才宝库，而这些精英们在夺取天下、继承中华正统这一方面，或许比忽必烈更为迫切。

忽必烈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无休止地揣想着：“在可汗的头脑中，帝国是由沙粒一样的短暂易逝的能互相更换的数据构成的荒漠，而沙堆上出现的，就是威尼斯青年的字画谜里的城市和省份的形象。”卡尔维诺想象马可·波罗初到东方，必定不熟悉东方语言，只能依靠手势、跳跃、惊奇或惊恐的叫声以及某些物件来传达来自各地的消息，它们成了一种象征，象征天下、城市、人民以及与之相关的万千事物。

“到我明白了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问马可，“我是否就终于真正拥有了我的帝国呢？”

“陛下，”威尼斯商人答道，“别这样想。到那时，你自己就将是众多象征中的一个。”

上都终究是一座草原上的城市，那些在草原上传承了悠久岁月的习俗、秉性以及对天地万物的思索与冥想，无论经历多少外来文化的冲击，仍然像血液一样流淌不息。马可·波罗不厌其烦地描绘的那座可以随意拆卸、搬运的竹子宫殿，显然是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只不过，它很可能经过了大幅度的改造：

我再次告诉你，在用墙围起来的御花园的中央有一片最美丽的小树林，大汗在林中修建了一个都是用竹子做的下榻的宫殿或者凉亭，亭内有几根美丽的镀金并装饰豪华的圆柱。每根圆柱上都盘着一条镀金的巨龙，这些龙，头向上支撑着亭子的飞檐，龙爪向左右张开承接着天花板，龙尾向下垂着，龙的全身也涂着金漆。亭子的内外绘有精美的鸟兽图案。亭顶和其他部位一样，是用竹子做的，上面也装饰漂亮并涂上很厚的金漆用以防水，那些精美的绘画也不会被水冲掉……（出自穆尔与伯希和《马可·波罗》，转引自约翰·曼《元上都》）

约翰·曼把这座竹编宫殿称作“忽必烈的欢乐殿堂”，并且认为它是其时代最具独创性的建筑之一。因为“上都部分是中国的，部分是蒙古的”，那么这个“欢乐的殿堂”也应遵循相同的思路建造：像蒙古包一样呈圆形，但不用毡子制作，因而它的结构是中国式的。

这是一个目的性过于明确的猜想，理论依据不足，也没有考古发掘的实物。

但它那巨大的穹顶是可以想象的，投射在它上面的阳光、吹打在它上面的大风、暴雨是可以想象的。许多不具体的事物都可以经由文字的描述传之久远，而细节则被轻易湮没。“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避暑时”，能描绘大安阁的结构么？“往来饮马滦河秋，滦水斜抱石城流”，能说出这城市的状貌否？自从元末的烈火将上都付之一炬，将上都化作废墟，许多事物就变成了秘密。考古者可以翻找出所有的基址，却无法复原那些建筑真正的模样。

离开上都遗址，天色已是黄昏。我们抄近路出城，斜穿草野，在一片水泽旁惊起一群飞鸟。它们扑扇着翅膀，在暗沉的天空中盘旋、嘶鸣、俯冲，把我们驱离。在看不见的上都，它们是主人，我们是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