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當代中國新儒學的領軍人物，他是史學大家，他還曾是，國民黨高級軍情幹部。他叫徐復觀，原名徐佛觀。

徐復觀

​1944年3月，蔣介石在一份關於延安的觀察報告上批示:“此乃本黨某同志對中共情形實地考查所得之結論。某同志一面爲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一面對黨派問題，素無成見;故其所得結論，較客觀而深刻。某建議部分，亦頗有獨到之處，可發人深省，故特爲印發，供本黨負責同志之閱讀研究。其中所加之圈點，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啓發奮勉也。”這個批示印成小冊子時作爲編者“序言”出現在扉頁上，內容中多處圈點文字，顯示國民黨最高層對其極爲重視。

這份關於延安的觀察報告，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駐第十八集團軍少將高級聯絡參謀徐佛觀，在經過半年的觀察研究之後，所撰寫的一份對於共產黨和延安革命隊伍的所見所聞，以及對於國民黨和重慶國民政府的反思反省意見書。

徐佛觀進入延安時

徐佛觀，湖北浠水人，名秉常，字佛觀。少年求學時，便得到授業恩師，也是中國國學大師黃季剛的賞識，他曾這樣敘說過徐佛觀誇獎，“我們湖北在滿清一代，沒有一個有大成就的學者，現在發現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並且是我們黃州府的人。。。徐先生天資過人，任何繁複文字，看過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領。常放言高論，壓倒羣倫；有時舉止脫略，自校門進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無人。。。徐先生的自習室在樓下，夜間多高聲朗誦。”

黃侃，字季剛。辛亥先驅，語言學家

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昌，徐佛觀棄筆從戎，開始了其軍旅生涯。後東渡扶桑，就讀於明治大學經濟學系和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

‘九一八’事變後，因反日被日本當局拘押，後返送回國。此後跟隨桂系首領之一黃紹竑多年。

1938年，任國軍第八十二師團長，第六戰區陳誠高級參謀，重慶中央訓練團教官。

1942年，與唐縱相識，並經其推薦，成爲康澤三青團組織部長。又被康澤任命爲軍令部駐第十八集團軍少將聯絡參謀，遂進入延安。

唐縱

國民黨情報、警政系統元老、首領之一，彼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組長的唐縱，在日記中記載：徐佛觀“1943年返重慶，寫了一份對延安及共產黨軍隊的觀感報告，蔣極爲重視，作眉批，印成小冊子。徐於1945年初在侍從室二處六組工作，後任中央乙級會報聯祕處副祕書長”。(《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86頁，羣衆出版社1991年8月版。)

老年張令澳

​曾擔任蔣經國祕書的張令澳，彼時在侍從室二處工作，他回憶:“此人專門研究中共問題，調回重慶後，蔣介石几次召見他，詳細聽取他彙報在延安情況，甚感興趣。徐佛觀寫有一份對中共內部情況分析的報告，蔣認爲‘見解獨到，分析透切，，對這份報告反覆閱讀，並在精闢處，加了不少圈圈點點和批語，予以讚賞。事後就派徐佛觀進第六組(處)，主持對中共問題的研究。”(張令澳《侍從室迴夢錄》，第27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徐佛觀受派到延安時期，正值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國民黨藉機渲染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紛爭，而處於整風運動高潮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議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動。

在國共雙方政治紛爭的歷史舞臺上，徐佛觀有機會親身觀察體驗兩個政黨陣營裏的情狀，徐佛觀從意識形態來說，是一個堅定的反共分子，完全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但是就他對兩黨紛爭問題的觀察思考，卻可以看見一個大家之言，所以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也更加發人深省。簡要點如下：

今後爲求有效之處置，須先承認以下之事實。鬥爭而不承認現實，則其第一步已歸失敗矣。

1、在精神上與行動上，中共今日系以絕對性、全體性對我，而我僅系以有限性應之。

2、在彼勢力範圍內之民衆，雖萬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爲其效命。在中央勢力範圍內之民衆，雖萬分寬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權者，在事實上，反多爲蛀蝕政權之人。其無機會接近政權者，則更爲蛀蝕政權之分子所壓抑，無由窺見中央之本體。故彼能擾亂我之社會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壓下之民衆。

3、彼可僞裝民主政治之外形，以欺騙國人、國際;而我則既不能拒絕民主，復未能靈活運用之。

4、戰後我以和平安定爲有利，彼以混亂分裂爲有利。求混亂遠較求和平爲容易。

5、抗戰以來，敵後彼我鬥爭之現象，在我方最先爲黨之失敗，其次則爲政之失敗，最後則爲軍之失敗，恰與彼之發展過程相反。(《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上，第32—33頁。)

基於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徐佛觀斷言，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之間必定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和較量。

“與奸僞之鬥爭，不全勝即全敗。全勝則奠定國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敗則淪數千年文物爲異類，其中絕無中和之理。將來鬥爭正式展開以後，其慘烈遠過於往時。”(《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上，第40頁。)

“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胡曉明、王守雪編 《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第6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上述之言，這對居於抗日建國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對處在政權正統地位的國民政府，無疑是當頭棒喝，警世危言。

並且，對於這種嚴重危機，徐佛觀認爲，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以及民主派中間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種政治解決方案，都是無濟於事的。“然則此一問題，果能以政治方式解決乎? 本人曾以各種方法，探索彼方(指的是中共)之真正意見，始知不特中央(指的是國民黨)所希望之政治解決條件，不能達此目的；即社會粉紅色人物（指的是當時同情共產黨的民主派中間力量代表人物）所想象之條件，乃至共黨自身今日所公開主張之條件，亦決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凡瞭解共黨之本質與歷史者，皆可認此爲當然之事。中共對內部宣傳，短則五年，遲則十年八年，必統一中國。彼心目中之革命與政權，系絕對的而非相對的。”

既然各種政治方案都解決不了問題，那麼，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場軍事戰爭帶來的總較量，就不可避免。

如此判斷，如此警示，在國民黨高層部分參與決策者當中，所引起的騷動和震動是甚爲強烈的。如唐總所言，“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新自延安歸來，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令人憤慨。據徐佛觀觀察，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託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並不可樂觀!”(《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88頁。)

歷史發展的證明，徐佛觀高出常人之處，是保持理性的態度，對事態做出比較深入的研究，做到“入木三分罵亦精”。（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