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

一、黃河水患產生的原因

西漢時期，黃河頻繁發生洪水災害，特別是漢武帝時期所發生的幾次大的河患，給黃河中下游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大損害。漢代黃河水患在漢文帝時期就已出現，並在各種史籍中有所記載，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與此次水患開啓了此後黃河大規模氾濫的先聲有關。《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雲：

“漢興三十九年（公元前168年），孝文時河決酸棗（今河南延津縣北7.5裏），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正義·括地誌》雲：“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縣東五里。”；班固在《漢書》卷一百《敘傳》中記述此事雲：“文陻棗野，武作《瓠歌》。顏師古引服虔曰：文帝塞河於酸棗也。”

《水經注》卷五《河水五》雲：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雲：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

《資治通鑑》卷五《漢紀七·太宗孝文皇帝下》記載，漢文帝前元十二年

“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東郡大興卒塞之。胡三省雲：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堤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誌》：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縣東五里。餘據河堤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河古口，鹹曰金堤。又《水經注》：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

從上述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漢文帝時期這次黃河決堤危害之大，以及漢文帝動員東郡百姓治理黃河的壯舉。既然東郡的金堤有千里堤之稱，說明其堅固和長度在當時來講都是可堪稱道的，在西漢初年社會經濟亟待恢復的情況下，漢文帝動員東郡百姓修復黃河潰堤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爲東郡地區是當時關東地區的糧倉，如果任黃河繼續氾濫，必將動搖西漢的社會經濟基礎。

漢武帝

漢武帝時期黃河水患情況進一步加劇。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春，“河水溢於平原，大飢，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飢。”《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記載，平原郡“屬青州。戶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縣十九。從平原郡所轄的地理範圍以及戶口數量可以看出，此次水災使15萬餘戶，66萬人，19縣遭受黃河水災，可能水患的規模還要大，對普通民衆生活影響甚巨。到了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這是當年黃河的首次決堤改道，黃河在初春季節改道自然也是黃河水量過大河牀抬高所致。

到了五月進入夏季以後黃河再次氾濫改道，“河決於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漢書》卷六《武帝紀》雲：“河水決濮陽，泛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泛及，凡十六郡界也。”《史記》卷三十《平準書》亦云：“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通志二十略·災祥略》雲：“元光三年 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泛郡十六。”

綜觀相關史書所記載的元光三年黃河氾濫的地域範圍擴展到16郡，且經過此次改道黃河不再流入渤海而是東南流入黃海。從元光三年春天的黃河決口到五月黃河再次決口改道，反映了東郡境內的黃河堤防已經是極度脆弱，不堪重負。到了元鼎二年（公元115年）災害性天氣連續不斷，三月，“雪，平地厚五尺”，“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六《物異考二·水災》雲：

“武帝建元二年春，河水溢於平原。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五月，河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元鼎二年夏，大水，關東餓死以千數。”

這是漢武帝時期水災最爲詳細的記載，特別是元鼎二年的水災是因爲黃河決口沒有堵塞而導致的。元鼎二年的雪災和黃河水災對於民衆帶來了不盡的痛苦，“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違背了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髮倉廩，賑乏餧”的憂民精神，而漢武帝的賑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

漢武帝（劇照）

這次黃河水災的危害到元鼎三年四月仍然沒有停息，因民無積糧，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出現了“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的慘象。《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雲：“是時山東被河葘，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當漢武帝派遣汲黯、鄭當時修復潰壞的河堤後，又再次毀壞。特別是武安侯田蚡雖然身爲丞相，因食邑在河北，不顧及國家利益，“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今山東夏津縣）。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他還對漢武帝說：“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塞之未必應天。”他甚而動員社會的其他力量阻礙河堤的治理，因而有“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在此情況下，“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因爲漢武帝對於河堤潰決之事放任不管，出現了“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的現象。

從西漢初年到漢武帝時期，黃河頻繁發生氾濫的原因是複雜的。黃河上游地區的屯墾造成了植被的破壞，引起了黃河裹挾大量泥沙，在中下游地區河流平緩之處沉積下來，淤塞河道，造成河堤的潰決。我們知道，屯田是西漢時期鞏固西部和北部邊疆的一項重要舉措。在沿黃河兩岸的屯田，因爲有黃河灌溉的便利，所以在從漢初到漢武帝時期規模頗爲壯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經過衛青和霍去病的幾次抗擊匈奴，“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通過上述材料可知，在漢武帝元狩四年以後，漢朝在朔方郡開始屯田。朔方是元狩二年攻取的，“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正義》：“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爲了鞏固對朔方的佔領，漢武帝“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鹹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益虛。”所以，在元狩四年就有可能開始大規模的軍事屯田。爲了屯田的需要，“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在乾旱少雨的西北內陸進行屯田，雖然暫時收到了緩解軍糧運輸的問題，但脆弱的生態環境在大規模的農業開墾下，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這也就是在漢武帝以後沙塵暴加劇的重要原因。

擁有“深林巨木”的上林苑

地面植被的破壞，使黃河上游水土大量流失，黃河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黃河”，泥沙俱下，淤塞黃河河道，抬升河牀，在黃河武陟以東形成地上河，一遇洪水即溢出河牀氾濫成災。而且漢代在這裏的軍事屯田呈現出大範圍的現象。正因爲農業屯田積聚了充足的糧食，河套地區在以後成爲漢朝進攻匈奴的戰略橋頭堡，如天漢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至餘吾水上。遊擊將軍韓說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徵和三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

此後過了數年，黃河中游地區的關東地區就發生了大規模的水災。另外，黃河中下游地區因充分利用黃河沿岸因衝擊所帶來的肥沃土壤，結果導致河道也越來越狹窄，當遭遇大的洪水時，必然導致河水外溢，造成中下游地區洪水氾濫。漢代的氣候變化無常，也是造成水患災禍頻仍的重要原因。

以《漢書》卷二十七《五行志》所載爲例可以看出自西漢初年以來災害性天氣的頻繁出現。“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這些災害性天氣特別是黃河上游地區的大雨必然導致黃河水量的急劇增加，再加上黃河中游流速減緩，導致泥沙沉積，因而氾濫成災。

田蚡

二、漢武帝的應對策略

黃河中游地區的水患頻仍，給黃河中游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也引起了漢武帝的重視。爲了治理黃河的水患，漢武帝採取了各種方法，甚而動員包括社會各界的人士參與到黃河水災的救助之中。因爲當時認識的侷限性，人們甚至認爲黃河水災五德終始聯繫在一起，並認爲黃河決堤應了漢朝水德。漢文帝時，黃河在酸棗決堤，“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

《索隱》：“謂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漢武帝迷信方士，相信他們可以幫助自己實現對黃河的治理。漢武帝時術士欒大甚而借其師之口說“河決可塞”。元封元年，漢武帝“方憂河決”，隨即出現了“河溢皋陸，堤繇不息”的慘象，《正義》顏師古云：“言水大泛諡，自皋及陸，而築作堤，徭役甚多，不暇休息。”漢武帝不得不動用包括術士在內的各方人士參與到水災的治理。漢武帝是欲通過方士溝通人神之間的聯繫，根治水患。也許漢武帝感覺到觸怒了蒼天，在元封元年，漢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蒼天的庇護，他甚而認爲“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谷。”

“七戰七捷”的衛青

后土崇拜作爲黃河流域農耕民族的一種社會信仰，從先秦以來就深深植根於民族靈魂的深處，漢武帝祈求后土庇佑百姓度過河患之後的災荒，具有深刻的歷史意蘊。當然，除了上述所謂的祈求蒼天庇佑治理黃河水患外，漢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來治理黃河水患。如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的黃河水患，“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然而身爲丞相的武安侯田蚡爲了一己之私利從中作梗，則使黃河長期氾濫而得不到治理。封禪泰山後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漢武帝“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年夏，漢武帝爲了“塞河”，甚而“興通天台”，以祈求上蒼的庇佑。

《漢書》卷六《武帝紀》也記載，因爲田蚡的干擾，黃河二十餘年沒有得到治理，到元封元年封禪泰山後，次年四月，漢武帝“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雲：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

黃河

在堵塞黃河決口時，漢武帝還留下了兩首詩，《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雲：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

漢武帝對黃河二十餘年給百姓造成的災害深表痛心，也堅定了他根治黃河的決心。通過開渠治理，黃河重回安流的局面。漢武帝在根治黃河成功後，還在河堤上修建宣房宮標誌性的建築以紀念這次治水工程。經過此次治理黃河重回原來故道，梁、楚之地重新安定下來，社會經濟逐步恢復。在治理黃河水患的同時，爲了安置災民，漢武帝還採取大規模移民的政策，將遭受水災的民衆遷離本土，或者遷往漠北地區，或者遷往江南地區。《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雲：

“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黃河

這是遷往新秦中的黃河中游地區移民。遷往江淮流域的民衆漢政府也很重視。《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雲：“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漢政府的開發移民政策使這些民衆脫離了黃河水災的侵擾，過上安定的生活。

參考文獻：《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