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 中國軍事系統中隨處可見蘇聯軍事顧問的身影。如何對待這些顧問, 正確發揮他們的作用, 不但關乎中蘇友好, 還是一個“如何學習蘇聯”的政治問題。

1952年7月初,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提議:把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揚威朝鮮半島的彭德懷留在北京, 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總參謀長,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這個提議。

7月19日,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 中央軍委辦公廳發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軍委辦公, 從即日起, 凡有下列問題之文件、電報均抄送彭副主席。”並在後邊具體開列了18類文電的細目。

從此, 彭德懷肩負起新的軍事使命。他上任伊始, 就遇到如何正確對待蘇聯顧問的問題。

“就是要學, 向蘇聯顧問學習”

1949年6月30日,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 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次年2月, 新中國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全黨、全軍、全民掀起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熱潮, 各業務系統都聘請了蘇聯顧問, 學不學蘇聯經驗、尊重不尊重蘇聯顧問, 被看作是政治態度問題。

20世紀50年代, 軍隊在學習蘇聯經驗問題上, 存在着爭端, 就是“學不學”和“怎樣學”的問題。彭德懷認爲, “1956年以前, ‘學不學’的問題比較突出, 主要是軍隊幹部同蘇聯顧問的爭端;1956年以後, ‘怎樣學’的問題比較突出, 主要是軍事訓練部門、軍隊院校中的爭端。” (見《彭德懷傳》)

彭德懷到軍委工作之時, 正值全軍學習蘇軍經驗活動普遍展開之際。當時, 由於許多幹部認識比較模糊, 對蘇軍的某些經驗不願學習, “理論水平高”的人整段、整段地引用毛澤東軍事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話, 作爲不願學的論據:“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 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 具體地說, 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佈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 蘇聯的規律和條令, 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 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 不允許任何的變更, 也同樣是削足適履, 要打敗仗……”

聽到相關彙報, 彭老總樂了:“毛主席這篇文章寫於1936年12月, 那時蘇聯的軍事科學主要是‘革命戰爭的經驗’。不過,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也蠻豐富的嘛!今天用毛主席16年前的話來反對學習蘇軍經驗, 這說不過去嘛!”

爲了統一全軍的認識, 彭德懷兩次在全軍會議上進行專題闡述, 動員大家認真學習蘇軍的經驗。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的全軍各大區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會上, 他傳達了毛澤東的重要指示, 讀到下面這段話時, 特意提高了音調:“永遠不要驕彭德懷是身體力行的。他一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就指出:“我們的編制還沒有完全合理地確定下來, 軍委各部門、各特種兵、各大軍區的機構編制, 還沒有根據現在的情況搞出來。我們各機關部門, 大部分是臨時感到傲自滿, 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 改變我軍的落後狀態, 建設我軍爲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 以利於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講話中, 他還對學習蘇軍經驗中的種種錯誤認識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 當時正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在會議總結中, 他進一步講解學習蘇聯軍事科學的重要性, 並明確提出四條學習要求, 第一條是“就是要學, 向蘇聯顧問學習”。

1950年2月14日, 周恩來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議。

總的來說, 在1955年以前, 彭德懷所側重的是動員大家積極學習, 批判那些不願學習的思想。

在向蘇聯顧問學習方面, 需要, 就臨時增加。因此有的事情無人管, 有的事情兩個部門都管。”

爲解決軍委和大軍區兩級機關的編制、職責, 他認真聽取了蘇聯顧問的意見。“從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 彭德懷請蘇聯顧問作了8次報告。每次他都同各單位領導人去聽課。然後, 在顧問的幫助下, 制定出各級機關的編制和職責, 上報中央。” (見《彭德懷傳》)

在彭德懷的影響和帶動下, 全軍都充分重視發揮蘇聯顧問的作用。1955年4月12日和13日, 徐向前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會議, 研究防空軍與空軍的組織機構及作戰指揮、組織協同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副總參謀長陳賡、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防空軍司令員楊成武、防空軍副司令員譚家述、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總參軍務部部長蘇靜, 以及蘇聯總顧問彼得魯塞夫斯基將軍及防空軍和空軍首席顧問。

“他們不瞭解的情況, 一定要說通”

彭德懷對“洋顧問”雖然是既顧又問, 但心中有數, 不是言聽計從。德國人李德 (原名奧托·布勞恩) 在中央蘇區瞎指揮的歷史教訓, 他始終記憶猶新。1933年9月, 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 任中國共產黨軍事顧問, 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 結果“崽賣爺田心不痛” (彭德懷痛斥李德的話) , 斷送了整個中央蘇區。

因此, 彭德懷經常囑咐大家, 在運用蘇軍經驗解決我軍實際問題時, 不要機械搬運, 特別不允許“上綱上線”。他說:“我們不迴避原則性的爭端, 他們 (指蘇聯顧問) 不瞭解的情況, 一定要說通;他們從願望出發對我們不滿的意見, 要解釋通……在政治上, 誰不擁護蘇聯, 那是錯誤的。在戰術、諸兵種合成戰鬥戰術方面, 都要百分之百的學習, 但有些問題是可以爭論的。這樣的爭論, 不是反蘇。”

這個時期, 他經手處理的事務中, 就有許多沒有采納蘇聯顧問的意見。遇到有些事情盲目聽從顧問建議的, 他更是嚴厲予以批評。

1952年10月15日, 他主持第一次軍委例會, 把部隊訓練時間的分配確定爲:軍事訓練佔60%, 政治教育佔20%, 文化教育佔20%。事後, 蘇聯顧問提意見說:文化教育時間佔得太多, 沒有必要。彭德懷耐心解釋說:“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後, 文盲多, 戰士入伍以後才能學文化, 學了文化才能掌握軍事技術, 將來複員回家也便於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和一些發達的國家, 徵來的新兵不僅多數有文化, 有的還會開汽車、拖拉機。中國現在則相反, 是軍隊把戰士培訓成司機或坦克手, 然後復員到地方上才能開汽車和拖拉機。這是中國的實際。”

彭德懷的態度影響了軍委各總部。同年11月1日, 在總參各部領導人及各特種兵領導人蔘加的聯席會議上, 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提出:各部門要經常與蘇聯顧問開座談會, 徵詢他們的意見, 以改進工作。同時, 他又告誡有關部門的領導人, 既不能不聽顧問們的意見, 也不要完全依賴於顧問。

1953年初, 在軍委例會上討論國防工程建築時, 業務部門依據蘇聯顧問的意見, 要求把內伶仃島上的居民全部遷走。彭德懷一聽火了, 當即批評說:“遷移居民一定要慎重, 要積極動員。島上的 (居民) , 有證明的留下, 重大嫌疑的遷走, 但這是極少數。內伶仃的居民全部遷走, 要不得, 這是單純軍事觀點。”

1953年9月4日, 彭德懷召集第三次擴大的軍委例會, 向大家提出準備採取的精簡方針, 讓大家展開討論。這時, 朝鮮戰爭已經停了下來, 全國經濟建設全面鋪開, 軍隊建設自然也需要全面展開。當時, 在各軍種、兵種工作的蘇聯顧問, 都有擴大本軍種、兵種的強烈情緒。炮兵顧問說, “炮兵是戰爭之神”;裝甲兵顧問說, “裝甲兵是戰場上的主要突擊力量”;工程兵顧問說, “工兵是戰場上的開路先鋒”;海軍、空軍的顧問更加強調, “海、空軍決勝”……

這些意見, 通過與會代表反映到會議上來, 無形中增加了彭德懷的工作難度。一問發言者何出此言, 大家紛紛曰:“蘇聯顧問的意見!”

彭德懷陷入深思:現在是顧問專政了?自從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以後, 爲加強沿海防務, 我國從蘇聯進口了幾十個連的火炮, 並按蘇聯顧問的設計構築了一批海岸炮陣地。他每次看到都要發脾氣, 從山東一直批評到海南島, 還把具體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有這些陣地都同出於一個公式, 戰術缺點很多而且嚴重。陣地完全是露天的, 毫無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 胸牆很薄 (30—50公分水泥, 僅能防彈片) ;炮和炮之間的距離很近 (每門炮相隔40公尺, 中間安放彈藥庫) , 而且等距離排列在一條直線上, 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彈或重磅炸彈落入陣地, 全連火炮和彈藥都有被毀的危險。到了戰時, 在敵人飛機轟炸和艦炮射擊的情況下, 不待發揮作用就可能被敵火力摧毀。”

一句話, 這些海岸炮陣地的設計在蘇聯有強大空軍掩護, 有大、中型口徑火炮的海岸防禦火力配系, 或許是適用的, 但照搬過來, 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把蘇聯軍事科學與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

1950年11月, 周恩來會見籌建陸軍大學的劉伯承等人, 告訴他們, 爲了辦好陸軍大學, 毛主席已經聘請了一批蘇聯顧問來幫助他們工作。

一提到顧問, 劉伯承很自然地想起當年與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種獨斷專行、飛揚跋扈的霸道作風, 曾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 也在他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

以往的教訓, 記憶猶新。他向周恩來建議:“總理, 我考慮了很長時間, 叫‘顧問’不如叫‘專家’好。顧問、顧問, 就是要‘顧’我們的‘問’。叫‘專家’就超脫了, 你當你的專家, 我們幹我們的工作。我請你, 你就講;我不請你, 你就不要‘顧問’我嘛!”

事實證明, 劉伯承的顧慮不無道理。

對於蘇聯顧問的事事“顧問”, 彭德懷也有“中招”的時候, 比如軍隊是否學習蘇軍實行“一長制”的問題, 就是其一。所謂“一長制”, 就是“按蘇軍的做法, 取消政治委員, 實行單一首長制”。

彭德懷元帥 下載原圖

1953年上半年, 由於蘇聯顧問的反覆提議, 彭德懷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在一次軍委例會上, 他提出軍隊團以上的政治部 (處) 可以不設政治部 (處) 主任一職, 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 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培養爲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爲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

同年4月中旬, 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時, 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 也表現出他準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制”的想法。

5月, 正式頒發的以蘇軍條令爲藍本的《內務條令》中規定:“只有營長、連長是營、連的首長, 不承認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是首長。在坦克連隊中, 沒有連指導員的位置。”還有人主張把政治委員改爲副職, 或各級政治委員都兼任政治部 (處) 主任, 只管具體業務工作。 (見《羅榮桓傳》)

到5月間, 彭德懷在同蘇聯總顧問的一次談話中, 更直截了當地說:“準備十年之後實行‘一長制’。”

這時, “我軍政治工作名宿”羅榮桓向彭德懷當面陳詞, 深深觸動了他。“1953年夏季, 羅榮桓在北戴河療養,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來看望他。羅榮桓向彭德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說:‘現在有些同志認爲政治工作制度過時了, 政治委員作用不大了, 要學習蘇聯, 搞一長制。如果那樣做, 從井岡山時期就搞起來的政治工作傳統不就丟掉了嗎?’” (見《羅榮桓傳》)

“彭德懷認真傾聽了羅榮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羅榮桓講得很有道理, 從而更增強了在實行‘三大制度’時, 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黨委制、堅持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決心。” (見《彭德懷傳》)

最後, 彭德懷終於改變了原來準備實行“一長制”的主張。同年10月準備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報告時, 在報告中曾列爲專題詳細闡述的“一長制”, 被軍隊必須實行“黨委集體 (統一) 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取代。

以後的幾年中, 他對“一長制”的思想, 甚至還作過不止一次的批判。但是, 因爲曾經在“一長制”問題上“中招”, 使彭德懷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屢屢挨批。

從1954年起, 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 中央軍委和大軍區實行了盛況空前的八總部體制 (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勤部、總財務部、總監察部、總軍械部) 。這對軍隊正規化建設起了積極作用, 但也出現了機構龐大、分工過細、工作效率不高等缺點。通過總結經驗, 從1957年起到1958年, 又恢復爲三總部 (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 體制, 並一直延續下來。

正因爲聽蘇聯顧問的意見“中招”, 彭德懷在1954年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 在提出“向蘇聯顧問學習”的同時, 又提出三條:要親自去摸, 到實踐中去下一番苦功夫;要發展, 把蘇聯軍事科學與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 使其條理化, 變成自己的東西, 提高幹部軍事理論水平;要克服驕傲自滿、墨守成規和防止機械搬運。

“彼得羅舍夫斯基在作風上也很粗暴”

對於部分蘇聯顧問的自高自大和部分中國同志的謙卑甚至是自卑, 毛澤東開始不以爲然, 最後提出批評。

1956年4月25日, 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 感覺事事不如人, 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 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 人家讓他坐, 他說站慣了, 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 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 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1958年5月14日, 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爲轉報北京第三工業建築設計院關於在總路線精神推動下和蘇聯專家由兩股勁擰成一股勁的經驗, 向黨中央、毛澤東呈上報告。報告中說:“開始是一種完全被動的教條主義態度, 不敢想、不敢問, 認爲自己不懂, 只能照抄照搬。成都會議之後, 進一步總結了對蘇聯專家工作的經驗, 發現對蘇聯專家的工作也必須政治掛帥, 強調務虛, 以虛帶實, 虛實結合。”

5月16日, 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 值得一讀。請小平同志立即印發大會同志們。凡有蘇聯專家的地方, 均應照此辦理, 不許有任何例外。蘇聯專家都是好同志, 有理總是講得通的。不講理, 或者講得不高明, 因而雙方隔閡不通, 責任在我們方面。就共產主義者隊伍來說, 四海之內皆兄弟, 一定要把蘇聯同志看作自己人。大會之後, 根據總路線同他們多談, 政治掛帥, 尊重蘇聯同志, 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 打倒;‘賈桂’!‘賈桂’ (即奴才) 是誰也看不起的。”

彭德懷迅速在軍隊系統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精神, 對蘇聯顧問採取了既“要政治掛帥, 尊重蘇聯同志, 刻苦虛心學習”, 又“要破除迷信”的態度。

1958年7月22日, 毛澤東在周恩來、彭德懷等陪同下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並發表談話, 一吐對蘇聯的積怨, 包括顧問問題:

“看來, 關於海軍提出的核潛艇的請求可以撤銷。這個問題我腦子裏沒有印象, 問了他們才知道, 海軍司令部裏有那麼些熱心人, 就是蘇聯顧問, 他們說蘇聯已經有了核潛艇, 只要打個電報去, 就可以給。海軍核潛艇是一門尖端科學, 有祕密。中國人是毛手毛腳的, 給了我們, 可能會發生問題……

軍事學院有個顧問, 在講戰例的時候, 只准講蘇聯的, 不準講中國的;只准講蘇軍的十大打擊不準講朝鮮戰爭的。

讓我們自己講講嘛!他連我們自己講都不讓。我們打了22年仗嘛!在朝鮮還打了3年嘛!請軍委把這個材料收集一下, 交給尤金同志, 如果他要的話。

我們要學習蘇聯, 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 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爲主。

有些顧問, 可以定個期限。如軍事、公安兩個部門的首席顧問, 一直沒有個期限, 換來換去, 也不通知我們, 也不徵求我們的意見。好比說派大使吧, 你尤金走了, 派另外的人來, 如果不和我們商量, 能行嗎?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你們派到我們公安部門的顧問, 坐在那裏, 如果中國人不告訴他情況, 他能知道個什麼?

我勸你們去各省跑跑, 與人民接觸, 多瞭解情況。我同尤金同志談了多次, 如果沒有一萬次, 也有一千次了……”

這時, 彭德懷插話:“彼得羅舍夫斯基在作風上也很粗暴。他對我們的建軍原則, 對我們在個別地方不採用蘇軍條例很不滿。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 福建軍區的葉飛同志說, 福建到處是山, 蘇軍的練兵條例不完全適用, 因爲蘇軍條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條件制定的。彼得羅舍夫斯基聽了很不滿意, 說他污辱了偉大的斯大林所創造的偉大的軍事科學。他這樣一說, 會場的氣氛很緊張。”

毛澤東擺擺手說:“上面這些事, 有的過去講了, 有的沒有講。你們這樣大力地幫助我們, 而我們又講你們的壞話, 可能使你們難過。我們的關係, 就好像教授與學生的關係。教授可能有缺點, 學生是不是要提意見?要提, 這不是要把教授趕走, 教授還是好教授……不要在專家中, 在兩黨和兩國的關係中造成一種緊張氣氛,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們的合作是全面的, 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館的工作人員和專家們講清楚, 不要說毛澤東同志提了意見, 可不得了了。”

彭德懷迅速把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傳達到軍隊系統, 此後各單位對蘇聯顧問的態度日益正確, 蘇聯顧問在中國國防建設中的作用也得到充分發揮。

1960年7月16日, 彭德懷離開軍隊一年之後, 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 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 而且不等中國答覆, 就在7月25日通知說, 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

“當時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共有1300多名, 分佈在經濟、國防、文教和科研等200多個企業和部門。他們全部撤走, 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 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 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這對正處在困境中的中國經濟, 無疑是雪上加霜。蘇共這一舉動, 把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與國的關係上, 顯然是爲了進一步對中國施壓。”“7月30日, 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討論答覆蘇聯撤回專家照會的復照稿。第二天, 將復照交給蘇聯駐華大使館, 同時印發會議。復照指出, 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 違反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 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且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但是, 蘇方以毫無商量餘地的態度, 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 撤走全部蘇聯專家, 撕毀了兩國間簽訂的所有有關協定與合同。” (見《毛澤東傳》)

因蘇聯專家撤走而停產的工廠

蘇聯政府撤走專家 (即顧問) 、不“顧”不“問”的舉動, 重挫了中蘇兩黨、兩國關係。

1963年9月3日, 毛澤東同由中央委員會主席迪·努·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 擲地有聲地說:“蘇聯把專家撤走, 撕毀了合同, 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 就靠自己, 靠自己兩隻手。後來蘇聯又後悔了, 想再派專家來, 要同我們做生意, 我們不幹。他們再派專家來, 有朝一日他們又會撤走專家, 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