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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胥铁路作为中国铁路源头，最终得以修筑成功，涉及几个关键人物。正是这些人形成的合力，形成了唐胥铁路的源动力，不得不详加考察，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论断。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在唐胥铁路的修筑过程中，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李鸿章对铁路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863年7月20日，英、美、法商人27家联名请求修筑上海至苏州的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不敢专断，禀请总理衙门裁决，他的态度与总理衙门一致，并给出了答复：如果此事确属有利，则应由中国自办，毋庸代劳。李鸿章甚至怀疑，这些商人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867年，中外修约日期临近，恭亲王奕訢恐外人借机开铁路，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要求封疆大吏筹议对策。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上奏：“议铜线、铁路一条，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而铁路比铜线尤甚……”虽然李鸿章能够看到船坚炮利的优势，但对铁路的认识，还停留在完全对立的层面，由此可见，朝廷中的顽固派对于洋务运动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年，凿断地脉，妨碍风水等说法，虽然也是反对修筑铁路的一个因素，但这种没有现实依据的提法，没产生太大的影响，并不能构成主要因素。人们反对的观点主要建立在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核心问题上。

最先认识铁路价值的自然是有机会接触铁路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出使官员和在国外居住的华人。比如，驻英公使斌椿、留学生之父容闳、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等，他们都对铁路有很深的认识，还都有相应的文字论述，但他们位卑言轻，不可能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多大影响。

随着李鸿章接触洋人增多，对铁路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李鸿章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缘于日本兴办铁路和普鲁士利用铁路突击法国两件事。日本听从巴夏礼的建议，通过李泰国借英款兴建铁路，是日本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的成功，也让李鸿章感到修筑铁路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日本能做，中国也能做。普法战争是铁路史上的一件大事，德将毛奇利用铁路突击法国成功，铁路对于军事的巨大作用，使李鸿章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也是受这种观念影响。

李鸿章深知西洋火器威力，后来留心国防，对于铁路的认识的新观念，自然能够很快接受。在1873年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对修筑铁路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经达于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

由此可见，后来李鸿章已经成为修筑铁路的有力支持者，但他仍然比较谨慎地提出，应该先从卓有成效的矿山试办为妙。

奕訢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同父异母兄弟，道光遗诏封恭亲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主持了与英、法、俄的谈判。

1861年，咸丰死后，两宫太后联合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奕訢也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认为他媚外，亲近列强，被呼为“鬼子六”。

直到1884年，慈禧借机中法战争失利，免去奕訢一切职务为止，奕訢一直是朝廷的实力派人物，但对于修筑铁路这样的大事，虽然面对李鸿章等重臣坚决的态度，恭亲王以为无人敢主持的理由驳回。李鸿章复请由两宫太后定夺，奕訢认为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么作为清廷最有权势的人物，慈禧对修筑铁路是什么态度呢？（文/蔡建忠）

        （请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明天将更新《与唐胥铁路有关的几位关键人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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