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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胥鐵路作爲中國鐵路源頭，最終得以修築成功，涉及幾個關鍵人物。正是這些人形成的合力，形成了唐胥鐵路的源動力，不得不詳加考察，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論斷。

李鴻章是洋務派的核心人物，在唐胥鐵路的修築過程中，他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李鴻章對鐵路的認識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1863年7月20日，英、美、法商人27家聯名請求修築上海至蘇州的鐵路，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不敢專斷，稟請總理衙門裁決，他的態度與總理衙門一致，並給出了答覆：如果此事確屬有利，則應由中國自辦，毋庸代勞。李鴻章甚至懷疑，這些商人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867年，中外修約日期臨近，恭親王奕訢恐外人藉機開鐵路，就以總理衙門的名義，要求封疆大吏籌議對策。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上奏：“議銅線、鐵路一條，此兩事有大利於彼，有大害於我，而鐵路比銅線尤甚……”雖然李鴻章能夠看到船堅炮利的優勢，但對鐵路的認識，還停留在完全對立的層面，由此可見，朝廷中的頑固派對於洋務運動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當年，鑿斷地脈，妨礙風水等說法，雖然也是反對修築鐵路的一個因素，但這種沒有現實依據的提法，沒產生太大的影響，並不能構成主要因素。人們反對的觀點主要建立在領土主權、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等核心問題上。

最先認識鐵路價值的自然是有機會接觸鐵路的人，這些人主要是出使官員和在國外居住的華人。比如，駐英公使斌椿、留學生之父容閎、改良主義政論家王韜、啓蒙思想家鄭觀應等，他們都對鐵路有很深的認識，還都有相應的文字論述，但他們位卑言輕，不可能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產生多大影響。

隨着李鴻章接觸洋人增多，對鐵路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李鴻章的思想發生根本轉變，緣於日本興辦鐵路和普魯士利用鐵路突擊法國兩件事。日本聽從巴夏禮的建議，通過李泰國借英款興建鐵路，是日本富強的關鍵因素之一。日本的成功，也讓李鴻章感到修築鐵路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困難，日本能做，中國也能做。普法戰爭是鐵路史上的一件大事，德將毛奇利用鐵路突擊法國成功，鐵路對於軍事的巨大作用，使李鴻章對鐵路有了新的認識。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也是受這種觀念影響。

李鴻章深知西洋火器威力，後來留心國防，對於鐵路的認識的新觀念，自然能夠很快接受。在1873年的《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對修築鐵路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他說：“倘如西國辦法，有電線通報，經達於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於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數百里，則統帥尚不至於誤事。”

由此可見，後來李鴻章已經成爲修築鐵路的有力支持者，但他仍然比較謹慎地提出，應該先從卓有成效的礦山試辦爲妙。

奕訢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豐同父異母兄弟，道光遺詔封恭親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奕訢主持了與英、法、俄的談判。

1861年，咸豐死後，兩宮太后聯合奕訢發動辛酉政變，成功奪取了政權，被授予議政王之銜。奕訢也是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但他爲清流派所鄙視，認爲他媚外，親近列強，被呼爲“鬼子六”。

直到1884年，慈禧藉機中法戰爭失利，免去奕訢一切職務爲止，奕訢一直是朝廷的實力派人物，但對於修築鐵路這樣的大事，雖然面對李鴻章等重臣堅決的態度，恭親王以爲無人敢主持的理由駁回。李鴻章復請由兩宮太后定奪，奕訢認爲兩宮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麼作爲清廷最有權勢的人物，慈禧對修築鐵路是什麼態度呢？（文/蔡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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