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傳國璽”流傳始末

春 花

(故宮博物院 圖書館，北京100009)

摘要:“傳國玉璽”爲中原皇帝世代相傳的寶物，元朝曾收藏一枚“傳國玉璽”。1368年，元敗於明，玉璽被元惠宗攜往上都，後丟失。17世紀初，玉璽被發現後由土默特部首領取走。1628年，林丹汗打敗土默特部，將其奪走。1635年，蒙古軍隊歸順清軍，並將其獻給清軍統帥。皇太極獲此國璽，爲其統一蒙古諸部，入主中原提供了良好的輿論基礎。爲防蒙古惦記此國璽，乾隆帝命抹掉原有字樣後收藏起來，又仿造一枚元傳國璽以充之。

關鍵詞:元傳國璽;玉璽;制誥之寶

一、引言

“傳國玉璽”是中原王朝皇帝世代相傳的寶物，滿文稱 gui boobai doron，蒙古文稱 erten ü üye üye yin qad un temtegtü qas erdeni tamaγa。元朝曾收藏一枚“傳國玉璽”，刻有“制誥之寶”四個漢字。1368年，元惠宗妥歡帖睦兒敗於明軍，率軍攜眷退出大都(今北京)，“玉璽”遂被攜往上都。時北元蒙古內部混亂，並連遭明軍追殺，其軍事力量極度衰弱。1369年，明軍攻打上都，元惠宗在逃亡過程中將寶物丟失，於1370年在應昌府(今赤峯市克什克騰旗境內)病逝。

此後百餘年，蒙古各部戰亂持續，北元皇室“傳國玉璽”下落不明。17世紀初，該寶物被發現後由土默特部首領博碩克圖汗取走。1628年，林丹汗打敗土默特部，又將其奪走。對此事件《欽定盛京通志》載:“元傳國璽，其文乃漢篆，制誥之寶四字，二交龍爲紐，自元順帝攜入沙漠後失去，越二百餘年有牧羊山麓者，見羊不食草，但以蹄掘地發之得璽，以歸元裔博碩克圖汗，後爲林丹汗所得至。”① 阿桂:《欽定盛京通志》卷19，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載:“庚辰出師和碩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貝勒嶽託、薩哈亷、豪格等，徵察哈爾國獲歷代傳國玉璽。先是相傳茲璽，藏於元朝大內，至順帝爲明洪武帝所敗，遂棄都城，攜璽逃至沙漠，後崩於應昌府。璽遂遺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于山岡下者，見一山羊三日不齧草，但以蹄刨地，牧者發之，此璽乃見。既而歸於元后裔博碩克圖汗，後博碩克圖爲察哈爾林丹汗所侵，國破璽復歸於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1］

從以上兩條史料看，元朝“傳國玉璽”丟失二百餘年後，傳至北元林丹汗皇室。在中國古代，“傳國玉璽”爲皇帝的信物，林丹汗獲此寶物，對其統一蒙古各部曾產生積極影響。此時，於東北崛起的後金，採取聯合科爾沁等蒙古諸部的方略，孤立林丹汗勢力。1626—1632年，清廷與科爾沁等蒙古諸部聯合打敗林丹汗。之後，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與其生母蘇泰太后(sutai taiheo)率領部衆東返，於河套托里圖之地(今鄂爾多斯市烏審旗境內)駐紮。

1635年，多爾袞、嶽託、薩哈璘、豪格等率軍萬人，至錫喇珠爾格地區，進逼額哲母子統帥的蒙古軍隊，迫使索諾木臺吉及所屬1 500戶投降。此時“傳國玉璽”在蘇泰太后手中。蘇泰太后爲女真葉赫部首領金臺石之孫女，其父德爾格勒爲皇太極母親慈孝高皇后侄子。在金臺石族弟阿什達爾罕和金臺石孫子南楮等人的說服下，額哲母子統帥的蒙古軍隊歸順清軍，“傳國玉璽”被獻給清軍統帥多爾袞。因“傳國玉璽”由元朝皇室傳承而來，故清廷稱其爲“元傳國璽”。在清代史料、文書、檔案中，雖有皇太極獲得“元傳國璽”的記載，但有關“元傳國璽”之刻字、形狀及清廷得到“元傳國璽”的時間、使用取向的描述等，均有一定的差異。

二、皇太極獲“元傳國璽”

關於皇太極獲得“元傳國璽”的時間，在《滿文原檔》《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均明確記載爲“天聰九年九月初六日”。但其他文獻的記載與上述兩部文件均有所出入。《欽定八旗通志》記載爲“天聰九年六月獲寶”，“六月師還渡河，嶽託率兵千衛降衆，駐歸化城。多爾袞與諸貝勒攜額哲及宰桑臺吉等徵明，……由歸化城率降衆還。察哈爾有‘元玉璽’，順帝時失之沙漠，越二百餘年歸元裔博碩克圗汗，後爲林丹汗所得，至是多爾袞令額哲獻於上，衆貝勒大臣以蒙古臣服，且得前代璽表上。”① 阿桂:《欽定八旗通志》卷125，嘉慶四年(1799年)武英殿刻本。而《欽定盛京通志》則記爲“天聰九年八月獲寶”，“天聰九年八月，貝勒多爾袞、嶽託、薩哈璘、豪格等徵察哈爾，獲玉璽。茲璽得自元后裔察哈爾林丹汗所，其文漢篆曰制誥之寶，多爾袞等以獻衆皆稱賀太宗乃焚香。”② 阿桂:《欽定盛京通志》卷16，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武英殿刻本。

《欽定八旗通志》《欽定盛京通志》爲地方誌類文獻，對歷史事件的記載不如《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清晰，更不能與《滿文原檔》相提並論。據《滿文原檔》，天聰九年(1635年)九月六日，多爾袞班師凱旋時，皇太極出盛京城百餘里，往遼河以西的陽石木紮營迎接，並在此舉行隆重的接寶儀式，可見其重視程度。

墨爾根戴青、嶽託、薩哈亷、豪格遠處敬謹跪拜呈文，汗未忘庸碌吾輩，關愛迎接，皇恩已到呼和浩特，吾輩喜悅而難勝惶恐，難以言表。從此出師貝子遠征勞苦，兼得察哈爾汗妻兒、部落及寶璽，何不遠迎。擇吉日，汗率大貝勒、阿巴泰貝勒、和碩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貝勒、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及諸福晉、諸子、衆臣，於八月二十六乙巳日，迎接出師諸貝子。放炮三次，出盛京撫近門，進堂子，吹螺、掌號、打鼓，吹嘯、喇叭和嗩吶，拜天之後，西行至平魯堡駐蹕……。

初六卯刻，汗出營迎接師四貝勒，出師諸貝子率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果爾及其諸大臣，右側馳馬來謁。汗率衆前至，在汗營南岡所設座位擺黃案，並陳香，吹螺、掌號、吹喇叭、嗩吶。汗率衆拜天行三跪九叩，回御帳就坐，出師諸貝子將玉璽置於鋪紅氈案上。使正黃旗固山額真納穆泰、鑲白旗固山額真吏部承政圖爾格兩邊舉案，四貝子率衆遙跪呈獻後，在御帳之前設黃案，其上陳香，汗接玉璽，捧在手中，率衆拜天行三跪九叩，回坐之後傳諭:此玉璽乃歷代帝王所用之寶。

《滿文原檔》的時間記載與《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相吻合:“天聰九年乙亥九月……癸丑卯刻，上出御營迎凱旋諸貝勒時，諸貝勒率歸降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及其諸大臣，從皇上右側馳馬來謁，上率衆，少前至御營南岡所築壇上設黃案，焚香，吹螺、掌號。上率衆拜天畢，上還御座，凱旋諸貝勒設案，襲以氈奉所得玉璽置於，上令正黃旗固山額真納穆泰、鑲白旗固山額真吏部承政圖爾格舉案前進，諸貝勒率衆遙跪以獻，御幄前設黃案，陳香燭，上受玉璽親捧之，率衆復拜天行禮復位，傳諭左右曰:此玉璽乃歷代帝王所用之寶，天以朕信非偶然也。”［3］1－2兩者內容基本一致，就此看來，皇太極得“元傳國璽”時間應爲天聰九年(1635年)九月六日。

三、“元傳國璽”的社會輿論功能

除“元傳國璽”之外，皇太極還獲得林丹汗皇室珍藏的嘛哈噶喇佛像及蒙古文金字《甘珠爾經》，這三樣物件堪稱“北元皇史三寶”。皇太極獲此“三寶”，尤其是其中中原王朝相傳的寶物“國璽”，爲其統一蒙古諸部，入主中原立國稱帝提供了良好的輿論基礎。皇太極爲達到其政治目的，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曾採取一系列措施。

其一，宴請蘇泰太后與額哲母子，賞賜大量物品，予以最高禮遇，籠絡蒙古察哈爾部貴族。如:

蘇泰太后率察哈爾汗二女弟及本國諸大臣妻朝見上，蘇泰太后進前，上起迎出幄以禮相見。蘇泰太后者，上母舅葉赫貝勒金臺石之孫女，臺基德爾格勒之女，於上爲中表卑幼行，是以優禮之見畢，命坐於御座左側青幄內，額哲率其國諸大臣遙跪，稍前拜一次，復近前跪拜，行抱見禮。次與諸貝勒相見畢，上命額哲坐於御座左側。蘇泰太后、額哲具筵恭進，以表戚酌酒玉杯跪獻，上飲之時，皇后三妃、率諸貝勒福金等出營迎蘇泰太后，俱相見畢。皇后、諸妃率諸福金還坐黃幄內。蘇泰太后既謁上，隨詣皇后前行禮，遂設大宴，宴蘇泰太后及察哈爾汗諸女弟倂隨從婦人，上大宴凱旋諸貝勒及額哲與其諸大臣宴畢，上閱所獻禮物酌納之。［3］2－3

庚午皇后及諸妃，召察哈爾汗妻蘇泰太后大宴之。［3］6

召蘇泰太后及額哲進宮備陳樂舞，賜宴。仍令七旗貝勒各依次宴之。［3］15－16

癸卯賜蘇泰太后、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雕鞍馬匹、狎冑、撒袋、弓矢、黑貂裘猞狸猻、裘鞓帶、鞾帽各種金銀器皿及貂皮等物。［3］21－22

其二，加強與蒙古貴族之間的聯姻，妥善安置察哈爾部部衆。如:

和碩貝勒濟爾哈朗，因其妻亡。以察哈爾汗妻蘇泰太后乃其妻之妹，心欲娶之，與諸貝勒商議，諸貝勒以其言奏朕。朕卽以問諸貝勒，諸貝勒皆言當，允其請朕方許濟爾哈朗。乃大貝勒獨違衆論，而欲自娶，以問於朕，朕謂諸貝勒先已定議，許濟爾哈朗矣，兄知之而言乎，抑不知而言乎，彼諉以不知而止。後復屢言，欲強娶之。有是禮乎朕曾遣滿達爾漢、祁充格往諭大貝勒，令娶囊囊太后，彼以其貧而不娶遂拒朕命。［3］8

濟爾哈朗已故福晉是蘇泰太后的姐姐，皇太極試圖將蘇泰太后許配給濟爾哈朗。代善雖喜歡蘇泰太后，但皇太極令其娶囊囊太后。囊囊太后爲林丹汗之妻，蒙古阿巴亥部郡王博爾吉特氏額齊格諾顏之女，林丹汗死後，被稱爲“囊囊太后”。1635年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率軍打敗林丹汗，囊囊太后與額哲等一同歸順清軍。代善因囊囊太后窮而未娶，爲此皇太極將其納爲妃。

其三，皇太極利用“元傳國璽”輿論，向滿漢蒙朝等各地下達鈐用此寶之諭，以此彰顯“天命攸歸”，招撫蒙古各部，號召漢將臣服。如:

冬十月戊寅，朔昻邦章京石廷柱率漢官生員等進賀表雲:恭遇皇上親獲玉璽，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皇上興順天應人之師獲鎭國傳世之寶禎祥已見。歷數將歸臣等久沐洪恩欣逢盛事謹拜首，以揚言更齋心而入告伏願奉若蓍蔡，頒示臣民，符節遠合於百玉詔誥通行乎萬國懸之象魏，人人覲天子之光，傳之雲仍世世沾祖澤之遠臣廷柱等無任瞻天仰聖踊躍歡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上覽奏曰諸臣所言誠是朕亦知上天眷佑示以瑞兆，但慮朕才德涼薄恐不能撫民圖治上答天心自後當益加競業以祗承上天之寵命耳。［3］16

總兵官耿仲明奏言:夫玉璽者乃天子之大寶，國家之上瑞，有天下者所必用也。今皇上合天心，愛百姓，故天賜寶璽，可見天心之默佑矣。惟願蚤正大統，以慰臣民之望，理宜赴闕拜賀。因未奉命，不敢擅行，謹率諸臣，遙叩以奏。是日，古巴特瑪，自錦州來歸。［3］6

文館儒臣希福、剛林、羅碩、禮部啓心郎祁充格奏上言:……今察哈爾汗太子舉國來降，又得歷代相傳玉璽，是天心默佑，大可見矣，所當仰承天意早正大號，以慰輿情……上命希福、剛林、羅碩等，傳諭漢儒臣曰:諸貝勒皆勸朕早正尊號，朕以土宇尚未統一，未審天意所屬，大號不宜輕受，爾等以爲何如?鮑承先、寧完我、范文程、羅繡錦、梁正太、齊國儒、楊方興等對曰:人當順天而行，天之慾皇上受此尊號也，豈必諄諄然命之乎，玉璽既得諸國皆附人心效順，是卽天意所在也，今上宜順天應人，早正尊號，以承大統。［4］

“順天應人”“上天眷佑”“國家之上瑞”“天心默佑”“仰承天意”“天意所屬”“天意所在”等詞句，均爲皇太極因獲得“元傳國璽”而創造出來的。1636年，皇太極借“傳國玉璽”的政治功效，在盛京登位，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改國名爲“大清國”，改年號爲“崇德”。

四、“元傳國璽”的文字形狀及其保存使用

對“元傳國璽”的璽文、形狀，清代史料的記載各有出入。如:

攜降衆還察哈爾有元玉璽，交龍紐，漢篆曰“制誥之寶”，順帝失之沙漠，越二百餘年，有牧山麓者見羊不食草以蹄掘地發之，乃璽歸於元裔博碩克圖汗後，爲林丹汗所得至。是多爾袞令額哲獻於上衆貝勒大臣以蒙古悉臣服，且得前代璽表上尊號事具頴毅親王傳。① 清允祕:《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卷4，乾隆三十年(1765年)武英殿刻本。

理藩院折具奏，聞鄂爾多斯呈辭，申東魯卜瞻磋，其人爵列貝勒五等，掄所屬敦珠克旗軍，牧羊哈達圖山垠風沙中見金色焜掘得一章剔苔痕諦觀不識何所云，似非尋常印，則真貴物，弗敢私留存，敬報典屬獻九，閽開匣彂囊摩視頻，“制誥之寶”小篆，勻用鈐勑諭頒，絲綸笵金五成，擁瑞雲升龍蜿蜒之，而鱗上結寶焰敷玢璘，更鐫天竺平頭文，諮於章嘉胡土克圖譯語，陳三寶呵護吉祥，臻審知此器貽大元爾時，敬佛黃教尊威震外域。① 于敏中:《清高宗御製詩三集一百卷》卷57，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武英殿刻本。

據前一份史料記載，“元傳國璽”刻有漢篆“制誥之寶”四字，蛟龍鈕，後一份史料記載則更爲詳細，璽漢字“制誥之寶”小篆，鐫天竺平頭。但是，《欽定盛京通志》有關“元傳國璽”璽文的記載卻有“制誥之寶”和“制命之寶”等兩種形式。如:

太廟謹稽實錄，天聰九年春察哈爾國宰桑等率衆來歸，其子額哲尚率所遺人衆留託哩圖，太宗命貝勒多爾袞等招撫之，遂降並於額哲母妃處得“元傳國璽”，其文乃漢篆制誥之寶四字，二交龍爲紐，自元順帝攜入沙漠後失去，越二百餘年有牧羊山麓者，見羊不食草，但以蹄掘地發之，得璽以歸元裔博碩克圖汗，後爲林丹汗所得，至是諸貝勒攜歸以獻衆皆稱賀太宗焚香告天受之。② 阿桂:《欽定盛京通志》卷19，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刻本。

察哈爾汗妃及臺吉索諾木等，以千五百戶降，遂抵託哩圖。託哩圖者額哲所駐地也，天大霧，乘其無備遣額哲母蘇泰太后之弟南楮等，先往見額哲母，諭以奉旨招撫意，額哲母命額哲率衆迎諸貝勒入遂定盟，次日率所部降額哲以古玉璽獻，文曰制命之寶，元順帝奔應昌時所失，後林丹汗得之者也。③ 阿桂:《欽定盛京通志》卷66，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刻本。

《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九記爲“制誥之寶”，卷六十六則記爲“制命之寶”，其中“制誥之寶”與《欽定盛京通志》及其他多處記載一致，並與《清實錄》《清史稿》《御製詩》等記載相吻合，卷六十六的記載“制命之寶”則爲筆誤。元惠宗妥歡帖睦兒所失“元傳國璽”刻有漢字小篆“制誥之寶”，二蛟龍鈕，鐫天竺平頭。皇太極獲得“元傳國璽”後，在其統治區域降旨時，或與朝鮮及明廷來往文書時，均用此寶。據郭福祥《清宮御寶之一:入關前之清代御寶》一文介紹，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封莊妃冊文》鈐用此寶，爲12．5釐米見方。［5］清廷入關時將此寶帶進紫禁城，如《順治五年許爾安誥命》就曾籤用此寶。

清廷入關後，以滿文翻譯繼承明廷所用國寶。因每種御寶功能不同，“元傳國璽”使用範圍也逐漸縮小。至康熙年間，交泰殿收藏御寶共29枚，其中有2枚“制誥之寶”。但康熙朝《大清會典》並未詳細記載這些御寶的尺寸，因而2枚“制誥之寶”與“元傳國璽”之間的關係無法考訂。據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制誥之寶爲青玉，四寸，交龍紐”，比“元傳國璽”要大。

因“傳國玉璽”曾是中原王朝皇權的信物，故清代蒙古部落首領始終試圖取回此寶。1746年，清廷將交泰殿所藏御寶規定爲25枚，將“制誥之寶”(hese wasimbure boobai)及“勅命之寶”(hese tacibure boobai)遷至內閣收藏。1748年皇帝命創制滿文篆字，並將其應用於御寶，把所有國寶滿文字替換爲篆字。例如，“十三年改鐫御寶，始用清篆文，左爲清篆，右爲漢篆。”［6］宮內收藏御寶之前4枚“皇帝奉天之寶”(han i abka de jafara boobai)“大淸受命之寶”(abkai hesei aliha daicing gurun i boobai)“皇帝之寶”(han i boobai)“大淸嗣天子寶”(daicing gurun i siraha jui boobai)中，“皇帝之寶”(han i boobai)爲太宗時期滿文篆字，其餘3枚爲傳世舊璽，不宜輕改。其他21枚御寶，均重新制作滿漢篆字合璧的印璽，滿文居左，漢文居右。此後，從內閣收藏國寶中選出青玉“皇帝之寶”、碧玉“皇帝之寶”、檀香木“皇帝之寶”等寶文重複的3枚印璽及“天子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3枚，從國初傳來之國璽內選出“大清受命之寶”“奉天之寶”“奉天法祖親賢愛民”“丹符出驗四方”等4枚，送至盛京皇宮，藏於鳳凰樓，故稱“盛京十寶”。

1761年，爲鞏固察哈爾蒙古部的統治，在張家口設都統衙門。爲打消察哈爾蒙古後裔惦記“元傳國璽”，1762年，從“盛京十寶”中撤出“丹符出驗四方”，抹掉原有字樣，仿造元代傳國玉璽“制誥之寶”，將其置於“盛京十寶”當中。如: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軍機處交青玉蛟龍鈕寶一方，隨金漆寶盒丹符出驗四方之寶，傳旨:將字磨去，另刻字，欽此。於本月三十日郎中白世秀將玉寶一方，篆得制誥之寶四字紙樣，持進交太監如意呈覽奉旨:着交懋勤殿將字道放寬些，刻字時候按玉寶上舊字深淺一樣刻做，欽此。於十二月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將玉寶一方過得字，持進交總管張玉呈覽奉旨:照樣準刻，欽此。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爲做玉寶上字請領內廷金剛鑽五釐，繕折交總管張玉轉奏奉旨:準向王成要用，欽此。於本日交出金剛做五釐。於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將玉寶一方刻得制誥之寶四字，持進交太監如意呈進訖。［7］

因此，“盛京十寶”中的“制誥之寶”實爲贗品。在仿造“元傳國璽”之後，真品被交予懋勤殿，其“制誥之寶”字樣因被磨去，從此“制誥之寶”便退出歷史舞臺。

參考文獻:

［1］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4)［M］．北京:中華書局，1985:9．

［2］ 滿文原檔［M］．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2008．

［3］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5)［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6)［M］．北京:中華書局，1985:18－20．

［5］ 郭福祥．清宮御寶之一:入關前之清代御寶［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04－23．

［6］ 劉錦藻．清朝文獻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第27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86．

作者簡介:春花(1966－)，女(蒙古族)，內蒙古興安盟人，研究館員，主要從事清代滿蒙語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