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我来到珠峰脚下的定日县行医。虽然环境艰苦，但我对那段生活很留恋。

1975年9月，我从上海二医大毕业，与同学谢白羚一起志愿赴藏。当年12月7日，定日县人民医院的老院长用12匹马，整整一个马队，驮上医疗器械、药品、书籍和一点简陋行李，亲自送我到了紧靠中尼边境的绒辖区。

绒辖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珠穆朗玛峰西南麓，与尼泊尔国交界，是两列青山夹峙中的一片长谷。绒辖沟有一百多里长，老百姓居住很分散，这个地方也很闭塞，从最高处的村庄到尼泊尔边境处的居民点，大约要走两天多。我服务的对象是全部居民100多户人家，512口人，还有驻军。我去之前，当地只有两抽屉药和一位当地的卫生人员。那里的老百姓对现代医学还基本上没多大接触。开始时我给病人打针，他们常常想不通：“我明明头痛，安姆吉拉（藏语‘医生’）你为什么不往我头上打针，反往屁股上打？”

我在那儿是个全科医生，因为就我一个大夫，内外妇幼骨科，样样都得我来干。有人砍柴从山上摔下来，颅脑外伤、血肿，我也得处理。病人骨折了，我就马上要劈开木材给他做夹板支架。有时还要应付各类手术。

一天我在一个半山腰碰上一个人，他砍柴时斧子头突然掉了，飞到半空掉下来，斧刃恰好砍在小腿上，膝关节下面皮肉都翻开来了，血止不住，只有马上把它缝起来。我是路过，根本没带药包。怎么办？幸好，他们找来一根大号缝衣针，再拿了点自己手搓的羊毛线。没有消毒的东西，就问老百姓借白酒当消毒剂，刷刷几针缝好，压迫止住了血，过后再拿药来给他处理。当地百姓过去从没用过抗菌药，所以不管是磺胺类的药还是青霉素之类，一用就灵。

最有趣的是，一天夜里，一个村民仓皇跑来喊我：“生不下来了，生不下来了！”我以为来了个难产妇，抓起药包就跟他跑去。不想他把我带到了牛圈，原来是母牛生不下小牛。我又气又好笑。不过既然半夜漆黑那么多路都跑了，牛对农民也不是件小事，就当一回兽医吧。幸亏那天我带的催产素多，牛的剂量要比人大30到50倍，我用一个最粗的针管，给母牛打了针催产素，观察到天亮，小牛终于生了下来，我也松了口气。后来，这件事在老百姓之间传开了，我也不得不找来兽医书自己钻研。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坐落在中尼边境，中国一侧就在我们县。定日县的绒布寺在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寺院，附近已成为世界珠峰登山运动的大本营，也是世界旅游的热点。一般，各国登山队或旅游团队都配有足够的医疗力量，但有时也有零散人员突然发病，或随队医生处置不了的危重病人也会送到我们定日县人民医院。我们救治过不少外宾，渐渐地，媒体也报道了我们。世界登山界和新闻界都知道中国定日县有一支志愿的登山医疗救护队，称我们是世界之巅的英雄医生。

当地的百姓，淳朴厚道，虽然环境艰苦，但我对那段生活很留恋。老百姓对我很好，一天到晚“安姆吉拉”“安姆吉拉”地叫我，还给我起了个藏族名字“尼玛维色”，意思是“太阳的光辉”。

离开西藏时，老百姓和同事们都不舍得，我也很难受。临别时喝了送行的青稞酒，一路哈达一路泪。我把我在西藏十多年攒下来的几万元钱留给了定日人民，只身飞回内地。我对自己一路走过的路，不但无怨无悔，而且深感珍惜和欣慰。也许我们走的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有点奇怪、甚至难以理解，但正如作家梁晓声说的那样：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说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荣耀。（李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