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談古論金髮布的《南唐後主李煜毒殺一代勇將自壞長城，真是因爲趙匡胤的反間計嗎？》提到『作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是人們對李煜的刻板印象，實際上李煜很可能是被低估了，趙匡胤隨手所施的針對南唐名將林仁肇的反間計如此拙劣低級，李煜不可能因此中計而自壞長城，總之，直白一點說的話，事情沒這麼簡單，李煜也沒這麼愚蠢。

有觀點認爲李煜是被低估的小國英主。

南唐舊臣入宋，冠冕堂皇又獻媚新朝的說法是指責李煜愚昧懦弱，宋真宗趙恆曾就這個問題問過也是南唐舊臣的潘慎修，潘慎修不假思索的回答道：

李煜如果真的這樣不明事理，怎麼能夠統治國家十餘年？（煜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

這足以讓後人從另外一個角度深思。

說起來，認爲李煜不應該單獨爲南唐的覆滅承擔責任的說法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觀點，就是斷言南唐後主李煜亡國之時哀嘆說，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離別歌，而這個悲劇追根溯源，在他的祖父李昪放棄揚州而遷都南京，失去通過國際貿易獲得的比較優勢而建立一個僞託大義名分的官僚政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這個觀點認爲，當楊行密及其後繼者的政權（楊吳、也稱南吳、弘農或淮南）征服了潤州（今江蘇省鎮江市）與常州（今江蘇常州市）以及江西各州之後，它就獲得了江南、江西大量豐產的農業土地（膏腴之地），代表這一利益集團的人物很自然地要求以這些膏腴之地作爲立國之本，遷都南京，以建康這個曾經的六朝南朝首都作爲割據政權根本重地，建立一個如同東晉與宋齊梁陳這樣的政權，以便於與建都汴梁的中原王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禮。

楊行密於江淮遏止朱溫南進步伐，成功避免全國更大範圍動亂。

在這個構想中，定都南京之後，這個政權既有了招攬天下豪傑的物質基礎（金錢財帛），又有了號召天下人心的合法旗幟（大義名分），對抗汴梁的同時，大可以順便收拾了吳越、閩國、南漢、南楚、荊湖這些地方割據小政權，囊括曾經的東晉與南朝疆土，這樣一來，比起定都揚州看上去只是像一個殘唐節度使，自然要有面子與高大上得多。

當時正處平安時代的日本主要以楊吳與吳越作爲交涉對象。

前述的這個思路認爲，南唐按照這個構想建國，很自然就使得淮南只能充當軍事上的緩衝區域，只能爲南北戰爭提供軍事上的緩衝作用而喪失了其商業與外貿上的傳統地位，使得揚州只能不可挽回地毀掉——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取代揚州變成最大的貿易港口，大量原屬於江淮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吳越國之手。另一方面，楊吳政權本身是吳越、閩國等的屏障，而南唐政權本身從降生的時候就註定要吞併整個江南，與吳越、閩國等的關係也就迅速惡化。

與此同時，鑑於南唐從理論上是唐朝的繼承者，代表的是唐朝的法統，那麼定都汴梁的中原政權的法統源於非法的篡權者，南北關係也就變成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關係。

南唐與楊吳是前後繼承的關係，但是楊吳的國都在揚州，南唐的國都爲何卻在金陵（南京），這裏面大有文章。

這一觀點的結論就是南唐後主李煜實際上是在替他的祖父李昪還債，在他當皇帝的時候，局勢本身已經無法挽回了；換句話說，國名南唐所象徵的法統構建與戰略定位轉移一開始就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使得中主（元宗）李璟與後主李煜有心治國卻無力迴天。

論證得貌似很自洽，然而真的是這樣一個層層遞進、似乎順理成章的情況嗎？！

談古論金竊以爲並非如此，原因有二。

首先，將都城從揚州遷到南京並不等同於放棄對外貿易國策與海量財富，一來揚州在之前已經衰落不再是唐代的國際貿易大都會，二來在遷都南京後揚州作爲商業城市的地位並沒有馬上被顛覆。

在唐代，揚州確實是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也是最發達的國際貿易港口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有『揚一益二』、『天下之盛揚爲首』、『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的稱譽。唐詩對此也有反映，『市橋燈火連霄漢，水郭帆檣近半牛』是對當時的揚州地區商賈雲集、貿易繁盛景象的寫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更是揚州在全國首屈一指城市地位的寫照。

揚州之所以能夠這麼牛掰霸氣，第一是因爲其正處於長江、運河一橫一縱兩大水系交匯處；第二是因爲直至唐代，揚州以南的長江河道仍是一片較爲開闊的水面，有感潮區（tidal region受潮水位影響的河段範圍）與感潮環境的存在，長江潮水可沿運河上溯至揚州城北，在漲潮時刻，噸位較大的國際貿易船舶能借助深水從容往來揚州。

歷史上揚州附近的海岸線與長江水文的變遷。

唐末，隨着長江口進一步東遷，揚州的長江河道的感潮環境有所減弱，潮水無法上溯至揚州城，此外，此處長江北岸線向南推移了25裏，從而使揚州與長江相距45裏，這不僅影響了揚州的國際貿易大港的地位，大運河也隨之出現淤淺難行的尷尬情形——唐代詩人李紳《入揚州郭》詩前小引說：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大曆以後，潮信不通。至少公元779年以後上述水文環境的惡化已經開始發端，這還是在楊行密（852—905）出生的70多年前，是徐溫（862—927）出生的80多年前，更是李昪（徐知誥，889—943）出生的110年前。

學者認爲：廣陵潮消失是在唐大曆年間，即公元766年到779年之間。

892年，以楊行密再入揚州作爲標誌性事件，楊吳政權基本確立。

另一方面，唐末五代揚州遭受了嚴重的戰亂破壞，這一點史書中有明確記載：

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舊唐書·秦彥傳》

揚州雄富冠天下，自（畢）師鐸、（楊）行密、（孫）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新唐書·高駢傳》

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資治通鑑》卷二五九

《容齋隨筆》則說：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毀於顯德。

很明顯，揚州在唐末五代初的戰亂中已經遭到徹底的破壞，不復有唐代時候那麼領袖羣倫的城市地位，李昪（徐知誥）打算遷都南京的時候，揚州只是『稍成壯藩』，作爲都城已經不太合適，而放棄揚州後，揚州也並沒有完全喪失財富來源的作用，只是等到了後周顯德年間受到中原王朝軍隊的進攻才被比較徹底地摧毀。

這就引申到我們要說的第二點，也就是，揚州乃至整個淮南作爲軍事緩衝區的地位不是因爲李昪遷都南京纔出現的。

如果我們從軍事地理角度着眼，吳國與後來的南唐隔着淮河與中原王朝對峙，揚州位於淮河以南、長江以北，本身具有致命的地理劣勢，我們很容易設想，一旦中原軍隊突然淮河防線，揚州就直接暴露在敵軍兵鋒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揚州不是都城也是這樣，是都城也是如此，如果南唐未嘗遷都南京，那麼在遇到後周這樣的勁敵時，國都都被敵人攻克了，立國延祚實在是無從談起，試想，如果李昪定都於揚州，南唐有極大可能早就滅亡了，歷史上，南唐丟掉長江以北所有土地，但是依然可以憑長江天險固守了17年。

958年，南唐長江以北的所有疆土都落入後周之手。

到最後，宋滅南唐之役前後也歷時一年有餘，遠談不上輕鬆。

至於定國號南唐以示自己是唐朝的繼承者，這是構建合法性與凝聚號召人心的需要，雖然很難說這個做法在實際中一定起到多大的效果，但是我們同樣不能認爲，僅僅因爲南唐叫南唐，它與吳越、閩國、南楚的關係就註定會惡化，與中原王朝就必然會因爲合法性問題形成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關係。其實，叫南吳也好，叫齊（937年徐知誥受禪稱帝，最初的國號就是齊）也好，叫南唐也好，與周邊的割據政權與中原王朝之間，彼此都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關係，並不存在叫吳或齊就是不講究大義名分只求保境安民的地方勢力，叫了南唐就是第二個唐朝所以『唐賊不兩立』一定要北伐中原的正統朝廷這樣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情形。

後晉末年，契丹滅晉，中原大亂，韓熙載曾經請求中主李璟趁此難得良機，掃蕩淮北、直取中原。

從這個意義上，始建於937年的南唐也許在契丹滅晉、中原大亂的時候有過北伐的機會，也許終其一朝因爲綜合國力與其他因素沒有翻盤的可能，但是這一切都不是因爲李昪放棄揚州建都南京的原因，與建國號爲南唐更沒有什麼關係，換言之，李煜並不是在爲祖父還債，建國號爲南唐也談不上有什麼後遺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