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三千年，历来缺乏思想与学术的独立传统，道统从来依附于政统。左之右之，无所适从，衍生了很多人事问题与悲剧。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人

孔圣自期开万世太平，还是得丧家狗一般，栖遑于列国找主人；叔孙通齐鲁大儒，最后归途，不过就依世、谐俗、取宠而已。现今又有多少伙颐高帽的学者，存在的价值，只是能够引经据典地背书，能够逻辑圆满地论证钱权的合理与高尚？

因为“不依国主,则学术难立”的扭曲状态，我们历史上，也造就了太多有悲剧色彩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在现代，样板有三：顾准是玉石俱焚的悲剧典型，郭沫若是助恶为虐的悲剧样本。

而其中的冯友兰，是否能够说是首鼠两端、人格失堕的悲剧前鉴？

冯友兰论学术能力与成就，基本上并没什么人去质疑他。民国时代，虽然文化界大师辈出，但冯友兰依然是上个世纪声誉最著的哲学史家，甚至可称“哲学家”。

中年时一家

论精神价值蕲向，他是典型的“民国式学人”：生逢家国存亡之秋，怀抱学术报国的使命感，旧学根底深厚，立意打通中西，真气弥满，与古为新。探新知以臻大道，阐旧邦以辅新命，此种治学之风仪，民国学人多见，冯友兰是特秀出者。

论学术成就，他可说是晚近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说是“泰斗级”也并非吹捧——即便这个词已明显被滥用到烂大街了。1930年前后年,他就写出了名著《中国哲学史》。这是一本系统地、巧妙地运用新方法，去探寻中国传统哲学的专书，在中国是首部。

而后，天下大乱，干戈四起，在草间孱兔、藏首草际的时代荒野中，他的“贞元六书”陆续出版，“接着讲”宋明理学，原创性与体系性兼具，一般舆论也认为他最称“哲学家”。同行大佬诸如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对他诚心推许，评价甚高。

与同事梅贻琦、潘光旦等

此外，在国际声誉上，他不只是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而且对许多蓝眼睛西方人而言，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同辈中确实很少人能有他的那种机缘：私塾教育出身，后渡海到美国，学的又是西哲，如此一来，中国古籍如数家珍，西洋文献也烂熟于心。所以他的哲学，外旧内新，旧不忘新，是对华夏先贤思想的现代再阐释；

而他的系列著述，诸如《中国哲学简史》等，本就是由英文讲稿整理而成，很合西方汉学家口味。顺理成章地，在当时中国哲学学者中，他也是最能为西方读者所青睐的一位。也因此，冯友兰及其作品，日渐成为西方人了解与研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

与妻子任载坤在上世纪50年代　

也就是说，对于冯友兰学术的评价，民国迄今，多无间言，岿然哲学史乃至哲学家无疑。尽管他的同行如钱穆，也对他有所非议，以为其人“天下至蠢”，其学是以西学谈中学，两败俱伤。

冯友兰的复杂，以及他所引发的争论，重点并不在学术，而在于其立身出处。除了“郭沫若现象”之外，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另有一重要命题，称为“冯友兰现象”，就是因此而起。

冯公曾自撰一联挺有名：“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说尽其一生襟抱：为往圣继绝学；同时，也点出其一生人格局限：终其一生，都做着“帝王师”的美梦。他是身为学者、为哲学家，却表现为一种很世俗的聪明，汲汲奔凑于当轴人物，有结交权势、低头用世之心。

晚年与女儿宗璞

他的这种为人格调，有与时俯仰的特征，有投机、主动献媚等丑行，对传统士子操守观构成了嘲弄，与他自己“士志于道”的高调宣讲，更形成悖谬，也显示了出了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不易、自由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的某种揶揄。

他的一生，似乎都长袖善舞。比如，罗家伦主政清华时，他固深受器重，逮1930年代清华“驱罗”运动兴起，罗的亲信杨振声、张广舆等都被迫离去，独冯友兰能全身而退扛过“倒冯”风潮。接着，梅贻琦继任校长，冯友兰又翻身一变成了梅的亲信，冯也因此被时人戏称为“清华曾国藩”。 真是“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清华大学复制的“联大碑”.刻有冯友兰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志》

当左翼思潮高涨时，他在1934年曾因倾向左派而被捕，可很快他就与国民党打得火热，与顶层往来密切，并入选主席团，接受蒋氏的多番宴请，为此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写了数篇捧蒋文章；建国后，他先知先觉，是当时顶尖文化人中最早出来登报自我否定的；丙午丁未劫难起来，他又是批孔先锋，为写作组“四大顾问”之首，揭露章廷谦，肉麻吹捧唯恐不及。诸如此类事迹，比比皆是。

也就是说，无论是邦有道之际，还是在众人蒙难之际，他始终是风云人物，偶有落寞，不过就是情势此消彼长太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以道统继承权的自命者的他，也许当真过于识时务了。

作为一位精通哲学、历代儒学的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彻底断绝独立思考，是在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循环噩梦中度过的。

晚年

他曾公开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在繁复的不间断的波折中，他既痛骂自己，也不忘狠批他人，不管是昔日师长亦或同道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完全沦为武器。何兆武老先生那么宽厚一人，《上学记》里都忍不住嘲讽下这位老师——什么“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之类的谄媚，实在让他看不下去了。

有人说，冯友兰先生在晚年，终究还原了书生本色，在85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重新评定很多荒谬人事，显示了“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勇敢和真诚。可是，读者是否想过，以冯先生一贯的善变，这一行为，有无可能是窥见时代松动的又一次投合呢？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

可以说，冯友兰一生学术成果，系于他的这种聪明，而他若有污点，亦或也系于此。冯是讲理学的大师，理学最重的是气节，也念兹在兹所谓的超功利境界。而他的人生，苍黄反复，朝秦暮楚，恰构成了最大的反讽。

他后来的得意门生，如今也雅擅此道，仿佛冯门真有什么独传之秘似的。呵呵。

有人说，在某些乖张的时代里，有人不得已有些过激、甚至违背良心的举动，乃人之常情，不应该得到苛责。

他们说，冯先生也没做什么极恶之事，只是迫不得已，只是身体力行，让“知识分子”、“理学家”、“大儒”这几词充满了反讽，与滑稽感而已。这话，知人论世，体贴温情，也是好理。我不会全然否认。

只是我想，这终究还是不太对的说法。世间人事，若什么都以宽厚之名给和稀泥掉了，那就是黑白不分。因为很显然，被迫鸣枪与协助作恶肯定还是两回事。冯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是可以沉默而主动表现。一切有为法,都有痕迹与端倪，比如他的那些《咏史》诗，至少媚俗与丑态，肯定是抹不掉的了。

今日“三松堂”

冯先生肯定不是大奸大恶，但是他问题在于，没有人格，也没有真诚。当“理学大儒"，是滑稽的反讽；作知识分子，是操守有亏；为普通人，是德行有欠。大概也因此，同是劫后忏悔，巴金可以得到原谅并广受敬重，冯先生则注定千夫所指。

“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旧事重提，不是要谴责他，而是要引以为戒：搞文化的，还是不要太冯友兰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