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三千年，歷來缺乏思想與學術的獨立傳統，道統從來依附於政統。左之右之，無所適從，衍生了很多人事問題與悲劇。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縣祁儀鎮人

孔聖自期開萬世太平，還是得喪家狗一般，棲遑於列國找主人；叔孫通齊魯大儒，最後歸途，不過就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現今又有多少夥頤高帽的學者，存在的價值，只是能夠引經據典地背書，能夠邏輯圓滿地論證錢權的合理與高尚？

因爲“不依國主,則學術難立”的扭曲狀態，我們歷史上，也造就了太多有悲劇色彩的讀書人、知識分子。在現代，樣板有三：顧準是玉石俱焚的悲劇典型，郭沫若是助惡爲虐的悲劇樣本。

而其中的馮友蘭，是否能夠說是首鼠兩端、人格失墮的悲劇前鑑？

馮友蘭論學術能力與成就，基本上並沒什麼人去質疑他。民國時代，雖然文化界大師輩出，但馮友蘭依然是上個世紀聲譽最著的哲學史家，甚至可稱“哲學家”。

中年時一家

論精神價值蘄向，他是典型的“民國式學人”：生逢家國存亡之秋，懷抱學術報國的使命感，舊學根底深厚，立意打通中西，真氣彌滿，與古爲新。探新知以臻大道，闡舊邦以輔新命，此種治學之風儀，民國學人多見，馮友蘭是特秀出者。

論學術成就，他可說是晚近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面旗幟，說是“泰斗級”也並非吹捧——即便這個詞已明顯被濫用到爛大街了。1930年前後年,他就寫出了名著《中國哲學史》。這是一本系統地、巧妙地運用新方法，去探尋中國傳統哲學的專書，在中國是首部。

而後，天下大亂，干戈四起，在草間孱兔、藏首草際的時代荒野中，他的“貞元六書”陸續出版，“接着講”宋明理學，原創性與體系性兼具，一般輿論也認爲他最稱“哲學家”。同行大佬諸如陳寅恪、金嶽霖等，都對他誠心推許，評價甚高。

與同事梅貽琦、潘光旦等

此外，在國際聲譽上，他不只是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而且對許多藍眼睛西方人而言，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同輩中確實很少人能有他的那種機緣：私塾教育出身，後渡海到美國，學的又是西哲，如此一來，中國古籍如數家珍，西洋文獻也爛熟於心。所以他的哲學，外舊內新，舊不忘新，是對華夏先賢思想的現代再闡釋；

而他的系列著述，諸如《中國哲學簡史》等，本就是由英文講稿整理而成，很合西方漢學家口味。順理成章地，在當時中國哲學學者中，他也是最能爲西方讀者所青睞的一位。也因此，馮友蘭及其作品，日漸成爲西方人瞭解與研習中國哲學的“超級入門書”。

與妻子任載坤在上世紀50年代　

也就是說，對於馮友蘭學術的評價，民國迄今，多無間言，巋然哲學史乃至哲學家無疑。儘管他的同行如錢穆，也對他有所非議，以爲其人“天下至蠢”，其學是以西學談中學，兩敗俱傷。

馮友蘭的複雜，以及他所引發的爭論，重點並不在學術，而在於其立身出處。除了“郭沫若現象”之外，現代學術思想史上另有一重要命題，稱爲“馮友蘭現象”，就是因此而起。

馮公曾自撰一聯挺有名：“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說盡其一生襟抱：爲往聖繼絕學；同時，也點出其一生人格侷限：終其一生，都做着“帝王師”的美夢。他是身爲學者、爲哲學家，卻表現爲一種很世俗的聰明，汲汲奔湊於當軸人物，有結交權勢、低頭用世之心。

晚年與女兒宗璞

他的這種爲人格調，有與時俯仰的特徵，有投機、主動獻媚等醜行，對傳統士子操守觀構成了嘲弄，與他自己“士志於道”的高調宣講，更形成悖謬，也顯示了出了對現代知識分子獨立不易、自由思想，有所爲有所不爲的理念的某種揶揄。

他的一生，似乎都長袖善舞。比如，羅家倫主政清華時，他固深受器重，逮1930年代清華“驅羅”運動興起，羅的親信楊振聲、張廣輿等都被迫離去，獨馮友蘭能全身而退扛過“倒馮”風潮。接着，梅貽琦繼任校長，馮友蘭又翻身一變成了梅的親信，馮也因此被時人戲稱爲“清華曾國藩”。 真是“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清華大學複製的“聯大碑”.刻有馮友蘭所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誌》

當左翼思潮高漲時，他在1934年曾因傾向左派而被捕，可很快他就與國民黨打得火熱，與頂層往來密切，併入選主席團，接受蔣氏的多番宴請，爲此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寫了數篇捧蔣文章；建國後，他先知先覺，是當時頂尖文化人中最早出來登報自我否定的；丙午丁未劫難起來，他又是批孔先鋒，爲寫作組“四大顧問”之首，揭露章廷謙，肉麻吹捧唯恐不及。諸如此類事蹟，比比皆是。

也就是說，無論是邦有道之際，還是在衆人蒙難之際，他始終是風雲人物，偶有落寞，不過就是情勢此消彼長太快。作爲一名知識分子，以道統繼承權的自命者的他，也許當真過於識時務了。

作爲一位精通哲學、歷代儒學的大師，馮友蘭先生的後半生，是在徹底斷絕獨立思考，是在自我批判與自我否定的循環噩夢中度過的。

晚年

他曾公開聲稱，自己“過去的學術著作，都是沒有半點價值的”，在繁複的不間斷的波折中，他既痛罵自己，也不忘狠批他人，不管是昔日師長亦或同道朋友，讓他批誰就批誰，完全淪爲武器。何兆武老先生那麼寬厚一人，《上學記》裏都忍不住嘲諷下這位老師——什麼“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后智謀多”之類的諂媚，實在讓他看不下去了。

有人說，馮友蘭先生在晚年，終究還原了書生本色，在85歲高齡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最後一卷，重新評定很多荒謬人事，顯示了“其人將死其言也善”的勇敢和真誠。可是，讀者是否想過，以馮先生一貫的善變，這一行爲，有無可能是窺見時代鬆動的又一次投合呢？

何兆武，1921年生於北京，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

可以說，馮友蘭一生學術成果，繫於他的這種聰明，而他若有污點，亦或也繫於此。馮是講理學的大師，理學最重的是氣節，也念茲在茲所謂的超功利境界。而他的人生，蒼黃反覆，朝秦暮楚，恰構成了最大的反諷。

他後來的得意門生，如今也雅擅此道，彷彿馮門真有什麼獨傳之祕似的。呵呵。

有人說，在某些乖張的時代裏，有人不得已有些過激、甚至違背良心的舉動，乃人之常情，不應該得到苛責。

他們說，馮先生也沒做什麼極惡之事，只是迫不得已，只是身體力行，讓“知識分子”、“理學家”、“大儒”這幾詞充滿了反諷，與滑稽感而已。這話，知人論世，體貼溫情，也是好理。我不會全然否認。

只是我想，這終究還是不太對的說法。世間人事，若什麼都以寬厚之名給和稀泥掉了，那就是黑白不分。因爲很顯然，被迫鳴槍與協助作惡肯定還是兩回事。馮先生很長一段時間，是可以沉默而主動表現。一切有爲法,都有痕跡與端倪，比如他的那些《詠史》詩，至少媚俗與醜態，肯定是抹不掉的了。

今日“三松堂”

馮先生肯定不是大奸大惡，但是他問題在於，沒有人格，也沒有真誠。當“理學大儒"，是滑稽的反諷；作知識分子，是操守有虧；爲普通人，是德行有欠。大概也因此，同是劫後懺悔，巴金可以得到原諒並廣受敬重，馮先生則註定千夫所指。

“積毀難銷骨，長留紙上聲”。舊事重提，不是要譴責他，而是要引以爲戒：搞文化的，還是不要太馮友蘭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