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教授談拼爹與推娃：收入差距造就"虎媽"盛行

　　導語：齊利博蒂：日本(專題)家庭大多是放任型的父母，他們更看重培養孩子的想象力和獨立性。日本和中國的一大不同在於社會財富的分配。和中國相比，日本的基尼指數很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

　　“媽媽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的頭頂……我也只有在打噴嚏時纔可以不打報告……”西方暢銷育兒指南中的名言，如今也成爲了不少中國孩子的心聲。嬰兒牀、學區房、升級考、興趣班……伴隨着這場從出生就開始的育兒競賽，“虎媽貓爸”也越來越流行。是什麼造成了“虎媽”、“直升機父母”現象的盛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育兒方式又有什麼差異？

　　6月15日，新京報·文化客廳聯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建投書局共同主辦了“全球養娃經濟學”的講座活動，邀請了耶魯大學國際和發展經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香港(專題)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宋錚以及親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創始人黃任，共同探討了經濟因素如何影響父母的育兒方式，以及對於不同國家和地區而言，什麼纔是最好的育兒方式。

　　與傳統的解釋不同，耶魯大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育兒方式背後的經濟因素。在今年出版的新書《愛、金錢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中，齊利博蒂通過研究全球各國在歷史不同階段的育兒模式演變，發現如今的育兒方式越來越趨於密集，育兒差距也越來越大。

　　在20世紀70年代，低學歷和高學歷的美國父母照顧孩子用的時間大致相同。如今，這兩個羣體之間的差距超過每週3小時，高學歷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多。此外，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撫育孩子，他們的教養方式也更有利於孩子在社會上立足或提升階層。

　　自1975年以後，在全球範圍內，父母在育兒上花費的時間在不斷增長。資料來源於《愛、金錢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不同國家之間的育兒方式也存在着顯著差異。爲什麼中美多是“虎媽貓爸”，而北歐則是“佛系養娃”？傳統視角分析不同地區和國家背後的文化差異，比如不同的宗教觀念、中西方價值觀的差異，等等。另外一些學者從現代化的角度進行解釋，比如家庭的規模正在逐漸縮小。

　　地域和文化的影響固然重要，但耶魯大學教授齊利博蒂認爲也需要考察經濟因素的影響。在齊利博蒂看來，影響父母育兒行爲的關鍵因素包括：其一，孩子未來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教育的成功；其二，教育機會不平等的程度。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報率比較低的國家，父母往往更寬容，而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報率比較高的國家，父母可能會更熱衷於“推娃”，並更傾向於向孩子灌輸出人頭地的理念。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宋錚曾是齊利博蒂的學生，他提及了自己在香港的育兒經歷。他的孩子在香港的國際學校上學，來自歐洲的老師就曾這樣教導孩子：“你的父母這麼努力工作才把你送到這裏，你爲什麼還要怎麼調皮？”宋錚用這個詼諧的例子指出，歐洲老師和中國老師採用相同的教育方式，可見影響育兒觀的不是文化背景的區別，而是收入差距、教育回報率等經濟激勵。

　　此外，“推娃熱”的背後也存在着很多誤區，宋錚也提到，很多家長聽聞80%的大腦能力在孩子3歲之前就已形成，於是拼命地給幼齡孩童灌輸知識。這些都是焦慮情緒誤導的錯誤做法。

　　齊利博蒂的研究表明，“虎媽式”教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但親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創始人黃任也提醒家長，“推娃”有用，但一定要注重“推娃”的方式。正如齊利博蒂所說，傳統社會中的專斷型家長會以命令的方式規訓子女，而現代社會更普遍的權威型家長懂得運用技巧和理性，以說服的方式激勵孩子邁向成功。

　　新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齊利博蒂在2007年就到訪過中國，之後在中國頻繁參與學術活動，中國經濟增長也是他的一個研究課題。

　　在訪談中，齊利博蒂解釋了“虎媽”盛行和經濟趨勢的相關性，同時比較了不同國家育兒觀的異同。對於中國育兒觀，齊利博蒂認爲中國家長並不是專斷型父母。相比起讓孩子聽話，中國家長更看重教育孩子努力工作。他也肯定了中國高考制度的價值，但未來社會更需要有創造性的人才，這應當成爲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

　　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造就了“虎媽”的盛行

　　新京報：

　　當我們談論養育方式的差異時，很少有人會想起經濟學。你和你的合作伙伴爲什麼想用經濟學來解釋育兒現象？經濟學中常常有“理性人”的假設。育兒問題可以看作是有目標的理性行爲嗎？

　　齊利博蒂：

　　當我們用經濟學來解釋問題時，我們一般假設人們都有想要達成的目標。經濟學大多數時候在解釋，比方說，工廠怎麼最大化自己的利潤。但在這裏，我們研究的對象是父母。對父母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錢。我們假設父母都愛自己的孩子，他們的目標是讓孩子開心。在這種情況中，金錢則是父母實現這個目標的限制。重點在於，想獲得一個快樂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爲人生很漫長，不同人根據自己的期望，來選擇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還是在年紀稍長以後。

　　新京報：

　　《愛、金錢和孩子》當中有大量的數據分析，卻是從作者的個人經歷開始談起的。個人經驗對你的研究有什麼幫助？

　　齊利博蒂：

　　這本書既包含了數據樣本，也容納了個人體驗。僅憑個人體驗是無法充分論證觀點的，因爲社會經驗因人而異。數據樣本覆蓋了多數羣體，但它的問題在於數據樣本有時候是浮於表面的，我們很難通過數據瞭解個體的具體情況。同時，使用兩種資料，讓我的研究兼備了深度和廣度。而且，這兩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在大體上是一致的。有些時候，人們會批評經濟學家只會盯着死板的數據，這裏我做了不同的嘗試。

　　新京報：

　　雖然你沒有在中國生活過，但我聽聞你對中國很熟悉，每年都會來中國兩三次。同時，你也在歐洲多個國家居住過。在家長的育兒觀上，中國和歐洲的最大差異是什麼？

　　齊利博蒂：

　　是的，我有一個20歲的女兒，她出生於瑞典。我們一家在瑞典、英國、瑞士居住過。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來自於西班牙，所以我們也和其他歐洲國家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我來過中國很多次，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我的研究課題之一。由於這個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國父母打過交道。

　　歐洲國家和中國的家長，最明顯的區別在於雙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別是，在孩子很小的時候，中國父母就在考慮住在哪裏，送孩子去哪所學校，等等。我在這當中看到了中國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長們的焦慮情緒。

　　相比而言，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鬆，父母想讓孩子擁有更快樂的童年。在這裏，我想要澄清一點，我們的重點不在於討論中國家長是不是好父母。我們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愛孩子，而生活的環境不同導致了兩者間的差異。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魯大學國際和發展經濟學教授，清華大學訪問學者

　　新京報：

　　“虎媽”和“直升機父母”在育兒方式上有哪些特點？

　　齊利博蒂：

　　“直升機父母”和“虎媽”都是當下流行的話題，但兩者的定義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機父母”時刻想要關注和影響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虎媽”則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親。我們的研究把這兩者都歸類爲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兒方式。

　　此外，我們也研究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育兒方式的演變過程，區分了三種歷史上的形態：專斷型父母、權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兒方式更接近於權威型父母，這類家長在“推娃”時採用理性的說服方式，而不是強制的命令口吻。權威型父母屬於曾經的一代，而密集型的育兒方式擁有當代特有的屬性。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爲了讓孩子在學校獲得更好的成績，當下的家長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在美國，權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幾種類型的育兒方式進入大學的幾率更高。資料來源於《愛、金錢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報：

　　你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如今“虎媽”盛行，部分上歸咎於全球貧富分化現象的加劇。育兒觀念爲什麼和經濟走勢有關係？你能向讀者解釋一下嗎？

　　齊利博蒂：

　　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西歐和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指標是比較低的。實際上，那時候可能是經濟發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時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兒方式。在我的童年記憶裏，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麼事。我小的時候經常閒逛一下午，晚飯時再出現在餐桌前。父母會了解我在學校的成績，但並不要求我必須是班上最好的學生，這在那個年代很常見。

　　等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在數據中觀察到父母的育兒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父母願意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時間。同時，在這個時期，全球經濟上的不平等開始加劇。比如，當時美國、英國的經濟仍在增長，荷蘭、西班牙等國的經濟則開始停滯了。隨着經濟上的不平等加劇，越來越多的“虎媽”也開始出現。這是我們觀察得出的第一個結論。當然，這兩者的相關性也可能只是巧合，爲了得出更準確的推斷，我們接着考察了這一現象在不同國家間的差異。

　　自1980年以後，全球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在不斷加劇。資料來源於《愛、金錢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日本育兒觀更接近北歐，美國父母也在“推娃”

　　新京報：

　　不同國家之間的育兒觀念的確有很大的差異。你剛纔舉的例子都是西方國家，你認爲這樣的假設是否同樣適應於中國呢？20世紀60、70年代中國經濟也沒有如今這麼嚴重的貧富分化，那一代的父母也屬於你所說的放任型父母嗎？

　　齊利博蒂：

　　讓我先澄清一點，然後我們再回到中國的問題。我們的研究認爲，專斷型父母是比較傳統的育兒方式，比如我的祖父母就對自己的孩子很嚴厲。等到上世紀60、70年代，很多西方家庭開始偏向於自由放任的育兒方式。而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專題)”之中，歷史的環境是大不相同的，這裏我們暫且不論。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全球的標準，如今中國的大多數家長也不能被歸類爲專斷型父母。專斷型父母追求的首要價值是孩子的順從（obedience），而中國父母更喜歡認真工作（hard work）的孩子。

　　在研究80、90年代的育兒方式時，我們沒有很多中國方面的數據。但我和不少同齡的中國朋友交談過這樣的問題，我的確發現，新一代父母確實在孩子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這種印象是同其他國家的觀察相一致的。而且這種變化在於，新一代父母並不想成爲專斷型的家長，他們正在通過微妙的方式激勵孩子努力學習以獲得成功。

　　新京報：

　　如今很多年輕一代的中國家長接受過更好的教育，也更願意借鑑和學習西方國家的教育理念。我想，這也是很多父母對你這本書感興趣的原因之一。你怎麼看待這些向西方“取經”的中國父母？

　　齊利博蒂：

　　中國父母真的很在意孩子的教育，同時這也帶來了很多的焦慮和壓力。當然，這樣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家長們也在問，我們能從別人那裏學到什麼嗎？

　　我覺得，我們未必能從其他國家的教育經驗中學到很多，但可以嘗試去理解不同人的想法。我不認爲西方國家的父母比中國父母更好，他們只是根據自身的環境作出選擇。

　　其實，美國父母也很熱衷於“推娃”，也許不是表現在考試成績方面，但他們很注重孩子參與課外活動，因爲這和升學密切相關。在中國，你的孩子想進入北大(專題)、清華或復旦，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考試。在美國，SAT考得高分只是第一步（部分原因是SAT本身很簡單），他們還看重孩子在課外活動方面的表現。這就會出現所謂“虛假性格”的情況。我本人很喜歡社交，但我不會刻意地讓我的女兒也這麼做，我覺得這可能會冒犯到她。

　　新京報：

　　從經濟學的角度，金錢、時間、回報等經濟因素決定了不同的育兒方式。但是，你們在研究中有沒有考慮過文化差異對育兒方式的影響呢？

　　齊利博蒂：

　　我們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對育兒方式的影響，比方說中國的儒家傳統和西方的基督教傳統顯然會對教育觀念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我們的研究發現，隨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也越來越多，這個假設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中也是成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和中國。

　　此外，根據全球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父母在育兒問題上最看重的幾個價值是順從（obedience）、努力工作（hard work）、想象力（imagination）和獨立性（independence）。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中國的育兒觀念和美國、土耳其很接近，和英國也有相似之處。但很明顯的是，中國和這幾個國家的文化背景大相徑庭。

　　我曾以爲中國家庭的育兒觀和日本差不多，因爲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實際上，日本家庭大多是放任型的父母，他們更看重培養孩子的想象力和獨立性。在育兒理念上，日本反而和歐洲更相近。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日本和中國的一大不同在於社會財富的分配。和中國相比，日本的基尼指數很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我想，這同樣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本土和美國亞裔在育兒觀上的差異。這種判斷並不是絕對的，但我們覺得經濟還是很重要的因素。

　　齊利博蒂的研究發現，中國的育兒觀更接近於美國、土耳其和英國。資料來源於《愛、金錢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在AI主導的未來，育兒競賽會愈演激烈

　　新京報：

　　中國有古訓“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也有類似的諺語（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爲什麼專斷型父母已經成爲了歷史，不再受到現代家庭的歡迎？

　　齊利博蒂：

　　專斷型父母的特徵是，父母想要對孩子實現完全的掌控。父母不會想辦法激勵孩子自主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或是訴諸理性，說服孩子爲了將來更好的生活而拼搏於當下。專斷型父母僅僅告訴孩子，什麼可以做，什麼是不允許的。

　　專斷型的育兒模式建立在兩個條件之上。首先，父母和孩子之間需要保持比較緊密的聯繫，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比較容易辦到，很多孩子就在父親的農場中工作。現代社會的開放性和流動性打破了這種平衡，比如很多孩子上大學後，就和家庭離得比較遠了。

　　其次，這還要取決於，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爲孩子設定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在傳統社會中，“子承父業”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那時候沒有很多學校幫助孩子發掘自己的天賦。在傳統社會中，放棄接管父親的農場常被看作是非常冒險的行爲。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父母直接告訴孩子做什麼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的父親曾在國家電視臺擔任技術人員，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但等到電視臺開始使用衛星技術後，我的父親就被淘汰了。他的職業技能對我毫無幫助，我不可能繼承他的事業。科技發展對社會的改變如此迅速，像社交媒體這樣的新事物，我的上一輩人根本就沒有想到過。

　　我覺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社會的分工。在傳統社會中，男性在外打工，養育孩子的責任全部在女性身上。以前很多體力活如今轉變爲了腦力工作。男性在力量上更有優勢，但全球數據顯示，女孩子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男孩子好一點。這也造成了教育理念上的性別歧視，比如我的母親就喜歡唸書，但她的父母認爲女孩子讀書是毫無意義的。

　　新京報：

　　說到育兒上的性別歧視，中國一些地區的農村家庭還是有很嚴重的“重男輕女”現象。你在書中也提到了計劃生育政策對育兒帶來的壓力。

　　齊利博蒂：

　　是的，這些過時的理念往往還存留在偏遠地區和農村。但我覺得未來的育兒觀在性別上的歧視會越來越小。技術的進步讓更多的女性得以進入勞動力市場，等到職場上的性別歧視逐漸縮小，我覺得大多數家庭也不會刻意挑選男孩來養育。

　　有學者做過一項研究發現，上世紀60年代家用電器的出現改善了性別平等，因爲家用電器大幅減輕了女性的家務壓力，女性有時間出門工作。所以說，技術的進步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我們對待性別的觀念。

　　新京報：

　　對熱衷於“推娃”的中國“虎媽”，你有什麼建議嗎？

　　齊利博蒂：

　　這種現象正在發生，但我認爲，家長們的確可以使用各種方式的“軟技巧”（soft skill）來激勵孩子獲得成功。年輕一代的父母很擅長這些技巧，他們自己就是這麼被教育長大的。對於年紀很小的孩子，講道理可能不管用，有時只能用威嚇的方式。但在“推娃”的過程中和孩子保持愉快的關係還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家長們也應該留一點空間來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和創造力。當孩子每天做十五六小時的功課時，這就完全不可能做到了。我會花時間思考孩子喜歡做什麼，指引她看喜歡看的書之類，這些跟學校成績完全無關。

　　新京報：

　　根據你的觀察，未來的育兒模式會發生明顯的轉向嗎？還是說，經濟趨勢會進一步地擴大不同背景之間的育兒差異，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齊利博蒂：

　　我覺得是後者。一個原因在於，技術的發展對人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方說，人工智能的大規模生產將會嚴重地衝擊就業市場。在未來，機器自動化將大範圍地取代低技能的工作崗位，比如餐廳的服務員。你要想獲得一份收入不錯的職業，就必須擁有更好的教育背景。

　　另一個問題是，教育制度和機構如何參與並改變這樣的趨勢？未來的社會更加強調獨立性和創新能力。中國在一些方面的原創能力有目共睹，但在別的領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當前中國教育體系的問題在於它創造了太多的同質性。高考測試的是人們的一些核心能力，中國學生非常非常瞭解這些內容，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生都要了解得多，但是他們爲此也付出了代價。

　　我認識不少中國學生，我最好的學生當中也有中國學生。中國學生特別擅長數學，這是其他地區的學生遠遠比不上的。但中國學生不擅長提出想法，而我女兒的學校從小就要求她們起草各種活動的方案。如何培養更多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應該是未來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