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個耶魯畢業生問了7個問題，讓美國人開始懷疑人生（有彩蛋）

J.D。 萬斯有很多身份，出生在“鏽帶”（指原來工業發達現在衰落的地區）的窮小子，前海軍陸戰隊隊員，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希拉里和克林頓的校友，硅谷高管，彼得·蒂爾的合夥人，共和黨的明日之星，美國工人階層的代言人。

從這些身份的演化，我們彷彿看到了一個勵志青年的奮鬥史，一個鄉村男孩通過不懈努力進入上流社會的人生歷程，一個通過自身努力而實現向上流動的典型美國夢。

然而並不是。

J.D。 萬斯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寫成了一本書，講述了一出生就深陷貧困然後向上爬行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他有一個不斷更換男友的老媽，所以從小遊走於“不同的爸爸”之間，他的身邊充滿了暴力、酗酒、吸毒等，不時有小夥伴因爲各種原因輟學或死亡。通過他的經歷，我們看到了一個迷茫、頹廢、暴躁、絕望的美國工人階級。

他在書中就開始反思，爲什麼美國工人階級成爲了最絕望的人羣，爲什麼他們難以擺脫世襲的貧困，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他們在美國這個以自由爲豪的國度中難以找到出路？

問題一：爲什麼一直堅信的美國夢對很多人來說真的就只是一個夢？

世世代代的美國人都深信不疑，只要經過努力不懈的奮鬥便能獲得更好的生活，即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繁榮，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

美國夢（American Dream），作爲美國政府對外宣傳的重要部分，一直激勵着世界各地的懷揣夢想的年輕人投向美國。人們相信，在那塊土地上，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財富和自由。然而，如今的事實卻並非如此。

萬斯說：

向上流動是一個抽象的術語，但它觸及到了美國夢最核心的部分。它是一個標準，能衡量那些像我一樣家境貧寒的孩子，能不能過上好日子，是不是有機會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還是說會繼續貧窮下去。但不幸的是，我們瞭解到，在美國向上流動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容易，而且有趣的是，它跟地域有很大的關係。就拿猶他州來說，在猶他州，一個窮孩子可能會過得還好，很有可能在美國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如果在我的家鄉，南部的一些州，阿巴拉契亞地區，俄亥俄州南部，窮孩子可能就沒什麼出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夢在這些地方可能真的就只是個夢。

問題二：爲什麼美國白人工人階層成了美國最絕望的羣體？

美國立國之後，無數的移民帶着夢想去到美國，依靠勤勞和奮鬥，披荊斬棘，克服種種困難，使得美國強大起來，成爲衆多強國的一員。

然而，二戰以後，美國成爲全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沒有之一。二戰後的美國強大，是建立在其對全世界金融、能源、糧食等操控之下，依靠這種壟斷，美國人很輕鬆地過上了美好生活，而逐漸失去了勤儉、奮鬥、創新等讓國家持續富強的核心能力。

2017年，馬雲在達沃斯論壇上說過這麼一段話，可以看到美國這麼多年來真實的變遷：

“30年前，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知道美國有一些非常棒的的策略。美國外包了製造業和服務業：製造業外包給墨西哥和中國，服務業外包給印度，我覺得這個戰略很完美。美國說只想主導知識產權、科技、品牌，把低層次的工作交給世界其他國家。這很棒。”

“另外讓我好奇的是，我年輕時候，聽說的都是福特、波音這些大型製造業企業，但是過去20年，我只聽到硅谷和華爾街。錢流向了華爾街。”

“假設這些錢沒有流向華爾街，而是去了中西部，發展那裏的產業，事情會很不同。不是其他國家偷走了你的工作崗位，這是你的戰略（使然），是你自己沒有合理分配金錢和資源。”

比貧窮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當美國失去他在世界的絕對優勢，其他國家不再願意成爲美國的“加工工廠”後，這羣人便對那種需要“努力拼搏”“勤儉節約”的生活感覺絕望，從而成爲最悲觀的羣體。

萬斯說：

調查顯示，白人工人階級是美國最悲觀的羣體。拉美裔移民當中許多人面臨着難以想象的貧窮，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美國黑人的物質生活前景仍然落後於白人種族，但白人工人階級比他們還要悲觀。雖然真實情況中可能存在一些憤世嫉俗的成分，但現實是，相較於許多其他羣體，像我這樣的“寒門”對未來更爲悲觀——雖然很多羣體明顯比我們更爲貧困。這種現象就說明，肯定是金錢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

問題三：爲什麼貧窮會“遺傳”，窮人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從底層文化中脫胎換骨，來到精英雲集的耶魯法學院，卻發現自己缺失的不只是經濟上的富足，更多是文化資源上的落後：

大律師所面試會上，作者不知道白葡萄酒還分各種品種，不知道餐桌上爲什麼各有三把刀叉，甚至不知道“蘇打水”是什麼……

萬斯童年中所受的所有不幸，最後依然深深印刻在他的日常行爲上：易怒，情緒不穩定，時而自得自傲，時而自暴自棄……

萬斯提到：

我開始思考如何幫助美國工人階級獲得成功後不久，拉吉·切迪等經濟學家發表了一項關於美國的機遇的開創性研究。不出意料，他們發現窮孩子憑藉自己的才能高升的機率比我們想象的要低。他們計算得出，許多歐洲國家人民實現夢想要比美國人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機會在全美國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猶他、俄克拉荷馬、馬薩諸塞等地，實現夢想的概率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或更高，但在南部，鐵鏽地帶、阿巴拉契亞，那裏的窮孩子真的在苦苦掙扎。他們的發現震驚了許多人，但我沒有，因爲凡是在那些地方待過的人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當羣體認爲努力工作取得成就對他們自身有利時，該羣體的成員就會表現得比不在該羣體之內遇到類似情況的個體更好。所以很明顯：如果你相信天道酬勤，你就會努力；如果你認爲即使你嘗試了也很難取得進步，那麼你會覺得幹嘛還要嘗試呢？

問題四：特朗普上臺，美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美國藍領白人羣體的憤怒助推了特朗普上臺。這個羣體受教育程度低，長期從事製造業和服務業等低收入行業，掙扎於貧困線的邊緣。

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以及那些驚世駭俗言論，比如墨西哥移民多是強姦犯，應修建兩國邊界隔離牆；應該對恐怖分子用水刑，處死他們的家庭成員……正好符合了很多藍領白人羣體者的胃口，把一切歸咎於其他國家，而不去反思這一切都是美國自己的經濟政策和資本結構造成的，似乎就能獲得一些心理安慰。

問題五：爲什麼說特朗普拯救不了美國？

作爲一個共和黨人，J.D。萬斯卻不支持特朗普，他認爲特朗普只是鼓動起了民衆的排外情緒，但並沒有真正在解決問題。

特朗普讓美國大批底層人士相信，只要美國再次“偉大”，削弱其他國家，就能讓其他國家繼續做他們的“加工工廠”，他們就能實現重新輕鬆過上中產生活的夢想。

萬斯也意識到，當地人的問題，有美國政黨政策方面的，也有當地人認知方面的。直接點說，在其祖父母和父母一代，沒有意識到將擁有的財富資源轉化爲下一代的教育和認知資源。

所以萬斯認爲的解決之道是：

我們要思考如何幫助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讓他們破碎的家庭重新充滿愛。我們要思考如何教育低收入的父母同自己的孩子，同自己的愛人，更好地互動。我們要思考如何爲貧窮的孩子，提供社會資本和引導。我們要思考如何教育工人階級的孩子，不僅僅是硬技能，比如閱讀、數學，還有軟技能，比如危機處理和理財。

問題六：美國工人獲得更好的工作待遇和更多的機會就能改變美國？

在《鄉下人的悲歌》中，J.D。萬斯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

爲了支持自己的學業，萬斯假期去當地的瓷磚店搬瓷磚，店主提供一小時13美元的收入。這個收入其實不錯，但前來打工的一個白人（女友19歲懷孕）十有八九遲到，一去廁所就是一小時，曠工嚴重，最後被店主開除，結果氣急敗壞，認爲“所有人都在欺負自己”。

萬斯說：

我當年在地磚倉庫所看到的問題位於比宏觀經濟趨勢和政策更深的層面。太多的年輕人對努力工作並無興趣，而好的工作崗位卻總是找不到人。一個年輕人有着各種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養未來的妻子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卻丟掉了一份有着很好醫療保險的不錯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當丟掉自己工作的時候，他還認爲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種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爲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總是想要責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問題七：“貿易戰”到底能否挽救美國？

正如《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作者指出的，問題本不在於“資本主義”本身，而是壟斷資本主義愚弄了整整一代美國中產後，美國已沒有健康的真正的“資本主義”。

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伯尼·桑德斯在他的圖書《我們的革命》中，就列舉了美國當下存在的問題，包括寡頭政治、民主衰退、中產焦慮、貧富差距、稅收問題、教育負擔、刑罰之重、弱勢羣體、媒體操縱等直接影響美國立國根基的要害問題。

比如談到“中產焦慮”時，桑德斯說：今天，在很多家庭看來，“美國夢”已成爲一場噩夢。人們感到生氣、沮喪、恐懼，因爲他們不知道等待孩子們的是什麼樣的未來。父母比以前工作更辛苦了，但孩子的情況並未因此改善。

談到“弱勢羣體”，桑德斯說：今天的美國有4310萬人生活在貧困中，佔美國總人口的13.5%。如今的貧困率比 1968 年還高。這還只是官方貧困率，是基於 50 多年前制定的公式計算出的貧困率，沒有考慮育兒費用或與工作相關的費用。

談到“稅收問題”，桑德斯說：2013年，這一稅收政策帶來的優惠是，68%被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囊中。這能解釋爲什麼像沃倫·巴菲特這樣的全球第二富人繳納的有效稅率比他的祕書還低，巴菲特自己也認爲這是非常錯誤的政策。

這些根本種種的問題，美國政府無法解決，卻採取了一種最簡單卻隱患巨大的解決方式——通過貿易戰將國內種種矛盾轉嫁到其他國家，妄圖繼續削弱其他國家，維持美國的絕對霸權地位，從而通過繼續剝削和壓榨其他國家來給美國人帶來虛假的“美好生活”。成，則美國內部的種種問題會被暫時掩蓋起來，繼續深化直至無可救藥；敗，則是美國乃至西方社會體系崩潰的開始。

正如萬斯最後所說：

公共政策會起作用，但沒有一個政府能幫助我們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