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避乱温、闽期间,越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碑学的理论主张,而又为何到了人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四年)才出现魏碑体的书风呢?

这首要的因素,应归之于京师地利、人和之环境。赵之谦到京师后,与“癖嗜金石”之友“ 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在此期间,得睹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金石碑版资料,使他眼界大开。而南方金石匮乏,是根本看不到这么多碑版的。

赵曾刻有一方“但恨金石南天贫印”,很能够反映其因碑版资料缺乏而苦恼的心情。

氛围浓厚的京师不但看到了大量的金石碑版,同时还有金石艺友相与商讨(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皆乃精于金石之学者),这对他的学识当然会有直接的促进。

在京师期间,除了备考科举,剩下的时间都可用在探讨金石、书法上,这时间上的充裕,又是兵荒马乱的避乱温、闽阶段所不具备的。

有了时间,又有了众多可资取法的碑版资料,拿起笔来即可临之摹之,于是就形成了魏碑体楷书的风格。这样的逻辑显然太过于简单(赵在进京前同样也临过北碑一是用写帖的笔法临碑, 而且在点画形态上亦与北碑不类)。

在实际上,赵氏这种魏楷书风的形成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

草书一体,当时的碑派书家都不能擅长邓石如是这样,赵之谦自己亦如此,这井非书家个人能力上的问题,而是有着其观上的因素的。

草书点画省减,其书写主要以牵丝映带来完成,而北碑的点画转折生硬,又富有装饰意味,故极难人草。这是写碑的不足之处,当然也可以用“碑帖结合”的方式来调和,但这又不属于碑的技法了。邓氏行书欠工的原因,关键还是其楷书未能达到“极诣”。

这恐怕正是赵氏认为他“非极说”的重要原由。而在实际上,这也正是赵在创作上可以超越邓之处,由于邓石如未能在行、楷书上齐头并进,这在客观上给赵氏留下了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空间。

赵之谦魏碑体行、楷书胜于邓氏的最大之处,便是这种,在点画形态上酷似北碑的书风的确立,从而彻底解决了以北碑人行、楷(而起知 非以篆、隶人)这个邓氏未能完成的难题,使得碑派的技法体系最终得以完成。

赵氏自云“八分大有进境”,此时其繁书的水准已颇有提升,则隶书自然也会跟着进步。并且,赵在同治二年间曾进行双钩《汉碑十种》的工作,这也会加深其研于隶书的认识。

作于同治三年的这两件隶书扇面用笔较为谨严(反不如“大慈悲父”印隶书款来得自如),这当中应也有系临摹的因素。在同治四年正月所作的“从叩而鸣随病与药,莫远非督无思不宾”联中,可以看到其隶书的风格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中横画的波碟都不明显,出锋极含敛,而画之中截却颇沉厚。尤为相像的是笔画横粗竖细的特征,这是因为书写横画时笔毫铺得很开,锋形呈扁状,转而再写竖笔时笔画也就变细了。

总之, 在赵之谦由帖人碑的转变过程中, 邓石如的书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尤其是隶二体,是赵之谦直接学习的对象,而相对来说,在楷书方面受到的影响就少了一些。

由于拟氏既能继承邓氏的学书模式,又能敏锐地看到其中的不足,所以, 他在行、楷书方面才会有自口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