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 子 之 交

张 新 秋

作者（右二）与罗云（左二）《武后与婉儿》演员及剧团队长

有些资料称我是“著名剧作家”（还有的称我为“一级编剧”，不是的，连“三级”都不是），太抬举我了。我虽是个终生戏迷，却没受过任何写戏的正规训练，前半生基本上是奉命写作，后半生又搅进了为职称、获奖而写作的功利漩涡。数十年貌似在艺海奔波，其实与“艺术”隔膜得甚远。一个连戏剧艺术的真蒂都没厘清的人，也配称“著名剧作家”？这类廉价的桂冠，如果用来对镜自赏也许尚可暈眩一时，但若见于书文，只能给后人徒留笑柄，包括自已辛辛苦苦所制造的那一大堆“废品”。可是我的命好，碰上了许多提携我的良师益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收获了友情，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便是罗云导演。

我虽然一生庸碌得很惨，但也有幸立过两三出尚能为自已勉为“拾脸”的剧目，如《粉黛冤家》（《武后与婉儿》）、《风流才子》等。而这两三出戏都与罗云导演有着密切的关联，《粉黛冤家》直接得力于罗导的大力举荐和培育，而《风流才子》则得益于《粉》剧连锁效应的余荫。

我在唐代著名女诗人上官婉儿的故乡生活了多年，从一些志书资料和民间传说中受到启发，创作了大型戏曲文本《上官婉儿》。初稿完成后，适逢《河南戏剧》的邹春岩、李慧两位编辑到三门峡组稿，我便征求他们对初稿的意见。他们看后很感兴趣，說了一些鼓励的话，觉得此剧摆脫了“宫廷戏”的某些套路，题旨颇具现实意义，戏剧性较强，并建议把以上官婉儿为主的戏路改为以武则天为主。我遵照他们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大幅度修改，武后的分量加强了，但仍冲淡不去我对上官婉儿的偏爱，我将戏名更改为《粉黛冤家》，以示两位女主人公双璧生辉之意。改本完成后，一个市级剧团的领导闻讯索去，但却三个月不置可否，经我催促后方回答我了一句话：这个本子不行！连一条修改意见也没提，看来是块不可雕琢的朽木了。这盆冷水几乎泼熄了我原有的热情，须知，在那时，凡没经过上演的文本是很难发表的。于是我抄了一份寄给李慧，算是有个交待，便把原稿压在了柜箧里，再无兴趣翻看。这其间平顶山曲剧团曾排演了此剧，但没造成多大反响。

多天后，忽接省豫剧一团一封来信，信中对《粉》剧多有赞语，并约请我到郑州一晤，信后的落款是：罗云。

《粉黛冤家》虎美玲饰演武则天

由此为发端《粉黛冤家》开始咸鱼翻身，罗导将此本推荐给郑州市豫剧团，几经周折后，终由他亲自担纲执导，虎美玲主演，搬上了省会的舞台，后又晋京参与了夺取“梅花奖”的演出。这样的结果已大大超出了我原先的预期。

《粉黛冤家》剧照

更令人意外的是，由筹排《粉黛冤家》时发生的一段小挿曲，又催生出了另一部剧作-----《风流才子》。

刚开始研究《粉黛冤家》的角色时，预定由王希玲饰演武则天，虎美玲饰演上官婉儿。由于剧中的上官婉儿当时只有十七岁，因而虎美玲顾虑自已外在形象的年龄感上与剧中人产生距离。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在争当主演，便特别向她解释：此剧原来就是写上官婉儿的，现在的本子婉儿的戏份一点也不比武后轻。但不管怎么劝说虎美玲就是不松口。于是上戏的事就泡汤了。此后不久，郑豫一分为二，虎美玲调二团领銜，排戏的事又有了转机。虎美玲从新疆来电说二团决定排演《粉黛冤家》，她自饰武则天，邀我去烏鲁木齐和团里签约。

虽然《粉黛冤家》在京演出的口碑不错，如愿摘了“梅花”，不久又接杨兰春老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剧本》月刊已决定发表此剧。至此，可谓阿弥陀佛，功德圆满矣！但我对自已的文本并不满意，觉得戏写得太正，剧情尚欠流畅，节奏也有些拖沓，每看一次录像，心里总有些疙疙瘩瘩。与此同时，也听到几位朋友毫不客气的批评意见（如荆桦、姚金成等），那些意见都非常正确，愈感自己的文本还有较大的再加工的空间（不料我的自律之言竟被人误解为“拆台”之音，并立即还以颜色），但木已成舟，只好让这份遗憾留在心头。

万没想到事隔14年后，又是罗导为我创造了一个消弭遗憾的机会。2002年初，经罗导搭线，商定由台湾的王海玲与萧扬玲主演此剧。我与罗导和耿玉卿做了多次研讨，认真地对原作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易名为《武后与婉儿》。应该说修改后的剧本与1988年上演的本子相比，在情节、语言、观赏性上都有所提升，用罗云的原话说：“比原来的本子强多了” ！当然仍有不足，不过我仅有的这点本事也算是用尽了。这已是后话。

《武后与婉儿》王海玲饰武则天

《武后与婉儿》剧终合影

《粉》剧晋京归来不久，王希玲、殷双贵伉俪找到我，对未能合作成《粉黛冤家》很感惋惜，心有不甘，意欲约我为希玲写个小生戏，并指名要写唐伯虎的故事，这便是《风流才子》的由来。我曾多次表示：《风流才子》的文本若还有些优长，应该首先“感谢冯梦龙”，本人从不敢以“原创”自诩。同时，也归功于希玲女士的准确判断与坚持。它的二度创作则更得力于杨兰春、张建军、王基笑、耿玉卿等诸多师友的指导与合作。

综上所述，可以说，没有罗云导演就没有《粉黛冤家》的诸多荣耀，也就引不出《风流才子》，更不会有之后的《武后与婉儿》。那样，我的创作履历就更加惨不忍睹了！所以，于情于理，罗云导演都可谓是我命中的“贵人”。

多年以来，罗云导演一直活跃在省内外的戏曲舞台上，不仅排了许多具有高水准的好戏，还组织了多台各种风格的大型文艺晚会，堪称是河南导演群英中的一位多面手。台湾之行也为河南戏剧界争得光彩。台湾的观众和评论界是很挑剔的，不放过我的文本中的任何瑕疵（其中还有个别硬伤），但对罗导的赞誉则几乎众口一词。《武》剧甫一完成，台湾同行便挚意挽留他策划、执导台湾豫剧50年庆祝演出的《豫韵台湾情》，取得很大的成功。

罗导从小学戏，谙熟舞台与戏曲规律，后又经广采博览、刻苦自修，终于成为一位有理论、有创见、有实践能力、并能以身施教的学养全面的优秀导演。当然，多年之前，我也听到一些对罗导的负面议论，如认为他导戏手法比较保守，鲜有令人惊艳的新招。但历史确很吊诡，在许多领域往昔饱受责贬的事理，经历时代风雨的淘筛，反而成了今天最值得诵念的“真经”，戏剧也不例外。我愈来愈认定，戏曲导演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大学问，轻谩它者只能证明自身的浅薄。近期首都舞台的现实表明：一些能把某些国家级的“开幕式”或其它宏篇巨制搞得非常精彩的大牌导演，却未必能导好一出戏曲，他们要么以“实”挤“虚”，以“大”唬众，要么幻术多于艺术，极尽奢华，丢弃了戏曲艺术与生俱来的民俗本色。时兴的并不一定是值得效仿的，一些假创新、探索之名，用纳税人的银子堆砌出的“元素大杂烩”算不得是宏扬民族戏曲艺术的正途。而罗云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坚守戏曲艺术的特质，注重“可演性”，从不发空头议论，他的“创新”，绝不以损伤戏曲自身的艺术精华为代价。

尤其令人珍惜是，在与罗导的合作中，我们一贯以坦诚相见，不拘俗礼。在他对文本看似严苛的评断中，总能切中肯綮，从而拓宽我的思路；而我对他的导演构思与处理，也常提出不同看法。记得在初排《粉》剧时，对“冤家路窄”一场戏的处理就发生过争执，他既不轻易退让，也善于吸收我意见中的合理部份。与台湾同行合作《武后与婉儿》时，罗导对文本做了一些删节，我觉得他的删节大都非常妥贴，但个别地方也使我感到“心疼”，我便直陈已见，经过共同反复切磋，最后达成共识。记得在台北“国家大剧院”合成彩排时，仍然是“佛殿”那场戏，我当场指出结尾处的戏太拖沓，应予删除，他当即表态：正合我意，掐掉！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想罗导也不会忘记那些令人愉快的细节的。

勿须讳言，当今戏剧领域里的“软性腐败”，并不比别的行业逊色，只是因为这个园地相对冷僻，不大引人注目罢了。我虽平生历尽风霜，但至今仍不谙世故，我认为不值得喝采的作品或表演，哪怕它浑身披“金”镶玉，被捧场的媒体和专家吹破了天，我也决不会盲目附和。在某些长于“戏外功夫”的高人面前，我更是自惭形秽，怯于攀附。搞艺术的人不能太愚钝也不宜太“聪明”，“神通”过分超凡，就会变异成“艺侩”。我认定：罗云是个正派人，与他共事用不着戒备和做假。艺术界是个很高雅的圈子，但也是个多事之地，稍微冒总尖的人，最后很难全节而退，但我从不曾听到过有关罗云的是是非非。在与他二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们从没有过艺术之外的任何“交易”（甚至没请我的“贵人”吃过一顿饭），更没有为讨个什么赏赐去躬腰巴结过什么人，没有，一次也没有。对内对外，我们都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

人生在世，不论你沐浴过何等绚丽的彩虹，占有过多少人间珍宝的，但是一旦繁华褪尽，到头来都将化作身外烟云，而永存于心头的只有两样东西：亲情和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