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作家都梁先生的小说《狼烟北平》翻拍成了电视剧，当然，很多人可能甚至都没有印象。而正是这部剧钩沉了半个多世纪前，天津有那么一群热血青年。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也开出了最美的青春之花。

《狼烟北平》海报

1937年7月，卢沟晓月被中日军队的炮火所遮蔽，中国由此进入国家动员下的全面抗战。

戴笠，一个在目前书史上被树为杀人不见血的魔王般的人物，却是国民政府中抗战决心最大之人，也是抗战行动最为坚决之人。其时，正在庐山陪侍蒋介石的他接连给军统华北行动指挥官，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北平站长王天木、保定站站长宗周发急出电：此间认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自应与之抗战。。。弟意应组织便衣队，到处扰乱，借以发挥特工之威力。。。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刻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

此时，所谓我们今日所称军统（BIS），还未正式建局。它的正式名称还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再往前，便是复兴社（蓝衣社）内部下属的核心组织 特务处。就是在特务处时期，即抗战尚未全面爆发的三十年代前中期，戴笠已经命令手下的行动人员铲除投日异己分子。于是，有了天津站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事件，有了在天津日租界刺杀石友三，有了在通州刺杀殷汝耕等行动。成功了，震动敌伪高层，震慑了叛国之徒。失败，同样给了变节分子们严厉的警告。戴笠的电报到达不久，军统平津行动人员便联手策划并实施了刺杀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行动，虽然，结果是功败垂成，但对日寇，对众汉奸们依然是不小的警告，更彰示了中国抗日的决心。

张敬尧

​天津，注定是一个在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相比较军统这样的国家锄奸行为，在天津民间，还有这么一群热血少年在行动。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抗日杀奸团！

“在1941年之前，天津每天都有抗日行动，汉奸死的事常有。一个小汉奸出门走在大街上，几个天津娃娃一人拿一块砖头就能把他拍死。”天津著名谍战作家龙一先生如是说。翻开尘封的历史，龙一先生的话没有一点点的夸张，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了天津当时自发性的群众抗日运动。

再翻开这群少年的档案，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其中的骨干分子，居然都是名门之后，名校学生。这些花季的学生杀手几乎个个有显赫的身世：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外甥冯运修、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瑞士雀巢奶品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袁英辛之子袁汉俊、袁汉勋等。他们多为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一类天津著名中学的高中生。

​战前，他们是老百姓羡艳的朱门酒肉，是市井口舌里鄙夷又向往的纨绔子弟。咖啡馆、照相馆、跑马场，跳舞厅，西菜社是这群少年肆意欢乐，流连忘返的据点。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他们无忧的生活，国家几十年的软弱与沦丧，也从来刺激着青春少年的心灵。家庭的富足给了他们便利的条件，他们拥有常人很难知道的信息，他们有汽车、自行车等当时先进的交通工具，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是“掌心雷”一类当时世界上最轻便、最精良的武器，甚至在枪柄上镶嵌珠宝。

收藏于上海公安博物馆柯尔特M1908手枪

刘福庚，原南开37班5组学生，住21号路兴恕里6号。与同学李宝仁一起，利用氯酸钾粉末、雄黄，一块怀表、一个螺丝、一段电阻丝、两节干电池，试制土造燃烧弹。

不料，当刘福庚在燃烧弹上安装起爆器时，不小心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而引燃了燃烧弹，“轰”的一声，一个大火球在刘福庚身边熊熊燃起，一下子把他烧成火人。他终因烧伤过重，以身殉国，年仅17岁，刘福庚也是“抗团”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刘福庚

李宝仁受重伤。人们马上叫来救护车送他到伦敦道女医院分院，院长丁懋英大夫亲自施救，得以保全性命。

天津名医丁懋英

刘福庚、李宝仁一死一伤的打击，导致“抗团”内部产生分歧：有的人主张仍以以宣传为主。有的人当即反驳道：“这次只是个意外，行动是‘抗团’的斗争方向。宣传工作当然重要，我主张行动，但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工作不但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事发后，必定在报纸上刊登！”多数人表示支持。从此，抗团从街头宣传为主走向了直面敌寇，冷血杀敌的城市战场。

抗日烈士曾澈

曾澈，原军统天津站书记，奉戴笠命令潜入南开，成为“抗团”的一员，后成为团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马振犊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记述：后来升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曾澈把“抗团”看成军统的外围组织，但“抗团”的成员并不知情。

1939年9月27日，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在天津大经路被捕，《狼烟北平》还原了曾澈的本来面目，让这位生年仅27岁的烈士从被人彻底遗忘中，又有了自己的影子。马振犊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寥寥数笔，勾勒出这位热血青年的最后时日：被捕后，曾澈绝食求死，日本人强行给他注射补针，从天津押解到北平宪兵队感化院，威逼利诱一年无果，将其在北平枪杀。据说，曾澈在临刑前，已经是体无完肤，伤口更是痂上结痂。

袁汉俊，家住天津万国桥（现今解放桥）附近的一座西式小楼里，一墙之隔是法国工部局。塘沽协定后，国民政府对日寇的妥协常常让这位16,7岁的少年痛心疾首。他常常站在自家大平台上，面朝工部局，面色凝重地倾听工部局发出的拷打声和凄厉的惨叫声。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听这吓人的声音，原来这正是是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被严刑拷打时凄惨的喊叫声。天资聪明，秉性善良忠厚，耿直侠义，富有爱国热忱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让袁汉俊在南开中学时期就激发了抗日的爱国热情。华北沦陷后，他义无反顾的走向抗日救国之路，火烧日军粮库、棉花栈，炸毁汉奸影院光陆电影院、中原公司，刺杀程锡庚、王竹林等汉奸卖国贼。直到最后被叛徒郑有溥、齐文宏出卖，英勇牺牲，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

程锡庚是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还兼海关监督。制裁程锡庚这件事，原本是孙若愚进行调查。在1939年4月初，孙若愚要去北平，他临走前交代给了祝宗梁。大致是：程本人五十几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有个女儿在耀华初中读书。他家汽车号码是1657。爱好看电影，抗团准备准备在电影院制裁他。4月9号星期天，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去祝宗梁的家。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要回去。也许是鬼使神差，祝宗梁拖着他们一起到各电影院转转，看看有没有1657的汽车，居然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了它。

程锡庚

抗团立即决定行动。祝宗梁立即回去取枪，汉俊去找刘友深来帮忙。等再度集合，电影已经开映很久了。中间休息时，他们分头到楼上、楼下去找，在楼上中间第五、六排发现一个可疑的对象。跟着电影又开映了。可疑的是这一行有五个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大女孩十二三岁，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都是十岁左右。袁汉俊们事先并不知他家还有男孩，而且又都没见过他本人，难以断定他是否就是程锡庚。

祝宗梁想了个办法，让影院打了个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等祝宗梁回来，刘友深对他说：这人看了幻灯片，就要站起来，但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从这个动作抗团义士断定他就是程锡庚无疑。祝宗梁于是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一排，再往里走距离他两个位子，假装坐下来看电影。定了定神，立刻站起来，用枪对准他的脑袋连开四枪，这时四周观众都站了起来。旁边的几个人都向后退，给祝宗梁让路，让他赶紧跑。

祝宗梁

祝宗梁和刘友深从三楼混在观众中下到二楼的楼梯口时，一个人突然从身后抱住祝宗梁。祝宗梁立刻转身用枪对他肚子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又一个人从身后抱住祝宗梁，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在挣扎中两人一起滚下了楼梯。两人都是头下脚上，那人张嘴把祝宗梁手指咬了一口。袁汉俊这时赶过来，用枪顶着他的背后，开了一枪。他身体顿时软了下来。汉俊快速扶起了祝宗梁，迅速跑出了影院。

第二天一早，程锡庚的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是报丧的表示。而执行行动的祝宗梁像无事一般仍旧去了学校读书。

袁汉俊这一枪，救了祝宗梁的一条命。

《狼烟北平》人物冯牧最后场景

冯运修，因为舅父是齐燮元，冯运修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并以学枪打猎为名，练成神枪手。1939年，冯运修升入辅仁大学，因为此前一年的天津大水，“抗团”的行动重点已经从天津转到北平。1940年7月7日，北平的日伪组织计划在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军统布置“抗团”借此机会锄奸，首选目标是《新民报》总编辑、号称“京城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冯运修被选为一号枪手。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戒备森严，冯运修无法下手，一路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趁着一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吸引了吴的注意力，冯远修冲到他身旁，对其头部连开两枪，吴菊痴当即毙命。

抗日锄奸团的活动引起日伪的恐慌，他们开始疯狂抓捕，抗团不可避免的有人被捕，更有人的意志力没有经受住考验，成为了叛徒。日寇根据叛徒们的交代，展开了“八月大搜捕”。平津两地张开了大网。日本人针对这些抗团中坚分子的家庭背景，更是封锁消息，弃平津两地警力不用，调动伪满军警入关，“抗团”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强大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

1940年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西四北四条的冯宅。冯运修很早察觉，但他负责保管的“抗团”的文件，如果落入日军之手，会给他所在的组织带来灭顶之灾。冯运修放弃逃生，退到厨房，焚烧文件。日军破门而入，并抓住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对着冯运修的藏身地点。日本特务喊话，叫冯投降，冯继续烧文件。日本人闻到烧纸的味道，冲向屋去，冯运修枪法精准、弹药充足，始终把日本人压在火力线之外。汉奸把冯父当作活盾牌，挡在前面，一步一步逼近冯远修藏身的厨房。19岁的冯远修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枪，子弹擦过父亲的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汉奸的脸。

日本宪兵本来想抓活的，僵持良久难以得手，只得架起机枪向冯家厨房扫射，冯远修的枪声渐渐停止，日本特务冲进厨房，发现他已身中数弹而亡，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

这一场景，在《狼烟北平》中，得到了忠实的还原，剧中人的名字改为冯牧。

经历“八月大搜捕”的血雨腥风，“抗团”余部转战上海，《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记载：军统上海站对他们除每月法币370元，没有其他支持。1946年，“抗团”解散，少数人加入军统，多数团员拒绝军统许诺的军衔，各自浪迹天涯。

林则徐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在敌后的抵抗者，正是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实践着这句话。英勇和机智，热血和赤诚，捍卫着这个民族的尊严。这群可敬可爱的年轻人，来自富裕的家庭，有着衣食无虞的生活。但是，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放弃了这一切，将自己化成了血肉长城。

据牢狱的室友说：袁汉俊临刑前，见到狱友冻得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脱给狱友，而自己只穿单衣走向刑场。让我们记住这个身影，让我们去敬拜这豪气干云的中华男儿。

杀奸团女团员孙惠书

让我们去记住这些名字：曾澈、刘福庚、李宝仁、袁汉俊、袁汉勋、冯运修、祝宗梁、孙惠书、孙大成、刘友琛、孙若愚、李如鹏、沈栋、钱致伦，陈肇基等等，这些有名无名的志士们。他们是京津、华北的荣耀，他们是中国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