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院對學術公衆化的興趣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人文研究領域學術機構及個人開始致力於公共學術的發展，並出現了關於應用層面的理論化探索。通過把學術興趣、文化優勢與經濟活動相結合，學者可以實現邀請公衆參與，讓社羣受益的目的，以此實現學術界的社會責任。

在歐美，由政府資助的文化機構，或者通過國家基金資助的機構，成爲最早被認定的公共學術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努力既針對特定羣體，也針對廣大公衆。而在中國，公共學術開始由自發階段向自覺階段轉變。中國民族音樂學家張伯瑜認爲，儘管中國學術界目前鮮有以應用爲目的的民族音樂學人，然而，許多社會文化活動已經具有應用性質，這些活動包括，各種傳統音樂節、傳統音樂音像及文本資料的出版、學術會議及傳統音樂研討會的組織、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評選、圍繞音樂傳統爲主題的博物館展覽，等等。

公共學術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我們以何種方式，在何地，出於何種目的，對我們感到富有社會責任的社羣行使干預。許多應用民族音樂學者推崇音樂學者在三個領域進行實踐：一是參與促進傳統音樂、舞蹈和其他文化表現形式，以使藝術家、傳統和社區受益；二是代表特定的音樂家或音樂社，倡導其文化價值；三是涉及教育，使公衆有機會觀察、參與相關音樂文化活動。有人類學家倡導，學院仍然需要進一步探索擴大公共學術影響力，避免在只吸引專業人士的問題上自說自話，而應使其超越學科邊界，以達到涓滴進公共話語的最終目的。

儘管目前在中國尚需要更豐富的公共學術知識論基礎，但是“人文學者可以爲社會做些什麼？”已經成爲學術界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研究機構或個體研究者已經在探索各種使學術研究“公共化”的可能性。譬如在北京，梅蘭芳紀念館通過學術研討、展覽、公益教育和創造性用途爲戲曲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公共化作出了自己的嘗試。該紀念館組織的各種活動與上述社會實踐領域和具體操作方法不謀而合。這些活動的核心不僅爲了達成交流觀點的目的，更包含有把知識和理解應用於實際生活中去的意圖。從學術角度出發，梅蘭芳紀念館通過去年主辦的“東方與西方”國際學術研討會，承擔了中立、客觀的研究者的角色。會議研討範圍包括戲曲美學、東西方戲劇體系比較、梅蘭芳的海外影響力、梅蘭芳的藝術生涯、中國戲曲海外傳播接受，以及有關梅蘭芳出國巡演的文獻研究等主題。不僅如此，紀念館把這些體現研究者純粹的求知好奇心的學術成果通過參與式社會活動投入實際使用。例如在上述會議上宣講的“梅蘭芳在世界”課題的數項研究工作直接擴充了現有的關於梅蘭芳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訪日、美、蘇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成爲了“走向世界的梅蘭芳”展覽中的重要內容。這批原本在學院範圍內散佈交流的資料，通過紀念館的策展理念，融入精心挑選的館藏音樂文物、錄音、圖像資料，形成主題展覽，得以與學術圈外的更廣闊的社會羣體發生連接。

在學術研討之外，梅蘭芳紀念館面向公衆承擔着文化中間人的角色，對梅蘭芳京劇文化遺產的傳播施以解決方案，撰寫宣傳文本。通過宣傳活動，紀念館發揮着價值倡導者的作用，這使得紀念館區別於單純中立的學術機構，因爲作爲倡導者的重要任務是努力在社羣中促進相互理解，推動對某種價值的認同。公益講座成爲一種有效的傳承方法。“蘭芳講壇”自2017年6月5日正式啓動，持續至今。紀念館邀請音樂家及研究機構專家合作參與授課。主講嘉賓把理論知識與舞臺實踐帶進紀念館，通過面對面的交流進行展示。講壇對聽衆實行免費報名制，每次通過紀念館微信公衆號的互動，抽取50名聽衆。紀念館通過贈送紀念品的方式來鼓勵聽衆參與交流。在紀念館的展示空間裏，對知識的抽象印象與實際審美體驗形成聯繫。這不僅能使聽衆接觸傳統戲曲文化，而且有利於生成一種基於檔案材料和學術分析的對文化歷史的想象。戲曲在這個空間裏成爲了一種增加文化理解的方式。

該紀念館也致力於將知識和理解用於創造性用途，以激發公衆對學術研究視角下的藝術家及其表演的關注。而這種創造性用途在“琴芳梅蘭”的表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場京劇與古琴的跨界演出，由梅蘭芳紀念館館長劉禎總策劃，古琴名家楊青領銜，京劇名家、梅派傳人胡文閣演唱。古琴和簫構成的絲竹取代了京劇常用的二胡、京胡等旋律性樂器，全場不用打擊樂，形成了一種優雅的中國式的室內樂風格，演繹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的經典唱段。演出的創造性還體現在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雅藝對觀衆進行多種感官享受的調動。在換場期間，舞臺一側進行茶道、香道和花道的展示。除觀賞儀式外，觀衆還有機會品茗、識香、賞桂。傳統文化不再是概念，而是體驗。被置於體驗場域的藝術也不再令人望而卻步，而是披上創意經濟的色彩，在人們生活中獲得某種使用價值。此時，該紀念館在實現傳統戲曲價值轉換的過程裏扮演着顧問、製作人、評論家和倡導者的多重角色。

以發展公共學術爲目的的文化項目，其評估需要着重考慮項目設計者對項目參與者的價值體系的導向。梅蘭芳紀念館作爲項目設計者，其社會角色不僅包括梅蘭芳生前貢獻及藝術遺產的代表，同時也是公共文化機構，負責推進相關文化政策。其在公共領域爲了推廣知識和倡導價值所做的各種嘗試，起步於純粹的學術興趣，以追求和增加中國京劇的資料及知識爲目的，但並不止步於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討論，而是通過公共文化機構的組織渠道介入公衆文化生活，在尊重文化權利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價值體系的干預。某些有試驗性質的創造性活動更是爲戲曲研究的公共學術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事例。在傳統文化藝術面臨諸多挑戰的今天，學術界有責任在學術研究機構、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專業的學術協會的環境以外展示、研討和傳播相關知識。梅蘭芳紀念館的探索對我們思考如何將學術共同體認同的知識應用於公共領域，以及如何形成公衆可參與的文化社區以此實現公共利益等問題具有借鑑意義。（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