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的仿造、僞造與辨別
青銅器的仿造、僞造與辨別
僞造青銅器主要是爲了牟利，而仿造青銅器則是出於對古代文化的尊重與愛好，或是出於復古以宣揚傳統禮教之目的，所以仿古與僞造二者製作的目的與性質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現出某些不同的特點，有必要加以區別。
唐代以來各個時期仿古作僞的情況大致可概括爲四句話：唐宋爲仿，元明是變，清代在改，民國是騙。現將其基本情況概述如下。
古代青銅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銅器的歷史約可以追溯至宋代，當時金石學興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銅器爲樂事，宋宮廷曾據內府所藏商周青銅禮樂器大量仿造，以爲郊廟之用。特別是政和年間，由於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製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見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後，銅器常被銷燬鑄幣，宋代仿製古器傳至今日者爲數較少。但宋代仿古之風延續至元、明、清時代。元代時詔修諸路府州邑縣之廟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時爲此設置了出蠟局(《元史·祭祀志》)，以仿製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規模甚大，留傳於世者亦較多。明宣德年間，宣宗朱瞻基因見郊壇宗廟及內廷所陳設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復古之心，於是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圖》、《博古圖》諸書所記商周青銅器器形，鑄造仿古銅器，此外亦令仿造內府所藏名窯四款式典雅者鑄銅器 。當時所鑄以上兩類仿古銅器達三千三百餘件。這些仿古銅器，除部分歸宮廷留用外，還奉敕分與諸王府，因而得以流傳至各地(《宣德彝器圖譜》)。明末崇禎年間潞王朱常汸(號“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製古銅器。
仿古銅器有以下特徵：
一是常鑄有銘文表明是仿製品，宮廷所仿多鑄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製之商周青銅器器底多鑄有篆文書寫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製器則有“潞國制”字樣，並有器物編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間宮廷仿商周銅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銘文。歷代地方官吏仿製品除註明年款外，還註明官稱姓名。
二是仿製品在形制與氣韻上多與原器有差異。這是因爲既是仿造，不像作僞，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隻求形似，而不嚴格遵從古制，甚至還有所變化，體現種種時代風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爲模式，故在形制上較爲相像，但與原器相比，造型略顯呆滯、粗拙，且體形一般較大，特別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將仿古器紋飾與商周器物紋飾仔細對照亦可看出其不夠準確，形象多有變異，如北京故宮所藏宋仿商簋與商簋形制頗相如，但其頸部與圈足所飾夔紋形象與地紋均較商代紋飾失真且粗糙。元代時仿古銅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處，並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從湖南常德慈利徵集所得元代銅簠，雙環形耳與波帶形足均爲隨意改造之表現，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後形制，但紋飾卻飾西周晚期與春秋早期的重環紋，亦與真器不合。明代宮廷仿製品因多據宋人著錄書鑄造圖樣，宋人所繪本就有不嚴格處，故明代仿製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雖與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紋飾變形卻十分嚴重、此種情形由上文所舉宣德三年所仿製之商簋即可得見。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鑄“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圖譜》，雖亦有用早期青銅器之大致形象，但無論是扁足與扉棱造型，還是紋飾、銘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紋飾更顯隨意性。《善齋吉金錄》著錄之“永保用鼎”，雖作立耳、蹄足，但頸、腹形制與紋飾及銘文字體均與先秦古器不類，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雲南石屏乾陽山玉皇閣修復過程中，曾於石壁發現仿古銅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鑄仿製品，雖大體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遠，頸下饕餮紋變形極明顯，鼎腹飾垂葉三角紋頗不合古制，銘文字體取自宋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九“絲女鼎”。最初曾被發現者定爲西周銅鼎。由於判定明顯錯誤，很快即被糾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銅器已有不少藏儲於清內府，乾隆年間編成的“西清四鑑”等書中所著錄銅器，有的
即使從描繪得不甚準確的器形、紋飾中亦能看出是這一階段的仿製品，例如所謂周蟠龍尊(實是壺形)、周夔風鼎。後一器爲錯金銀器，形制本於商、西周早期鼎制卻飾錯金銀紋飾，顯然是一種變通與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銀錯之商周器十九皆僞"，顯然是對的，但這種器物多數當屬於仿古器，應被視爲藝術作品。
清代宮廷繼續鑄造仿古銅器，風格與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銅器部分特徵，但往往對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紋作蝴蝶狀，口頸下夔紋口、身皆臆作，底紋呆扳無變化，扁足形制與其上紋飾亦均不合古制，較典型地體現了這一時期仿古器的風格與水平。
明清兩代的仿古銅器，有幾種常見而形制較特殊的器型，如百環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還可見貫耳觚，清代可見方口觚。
綜言之，歷代仿古銅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隻是大體取商周銅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結構與紋飾，特別是紋飾方面)多有隨意變形。因此即使未有銘文標明爲仿製品，只要對商周青銅器的形制、紋飾、銘文之時代特徵有一定的瞭解，仿製品與商周真器不合之處並不難看出。所以從總體而言，仿製器還是較易辨識的。
青銅器器的僞造與辨別
一．青銅器僞造歷史之概況。
青銅器的僞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僞器較大量的出現尚始於宋代，當時金石學之興起。固然促進了對古代青銅器與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風的興盛，也使青銅器買賣成爲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僞造之器進應運而生。今日研究青銅器的學者們多認爲，宋代宮廷既大量仿鑄古銅器，自然就培養出一批作僞器之高手。
宋代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中有《古鐘鼎彝器辯》一節，曾提到僞古銅器作假色澤與假鏽的方法，可見銅器作僞在宋代時已發展爲一專門的技術。元明兩代亦有鑄造僞銅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論》卷六中有“僞古銅”一小節，專講僞銅器作假鏽色之方法與辨別要點。顯然當時作僞銅器與鑑別真僞皆已有相當經驗。此外，明人高濂在《論新鑄僞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記載，元代時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蘇州)王吉二家即爲當時鑄作名家，其“制務法古，式樣可觀”。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銅器流入市場的。宋至明歷代僞製品中較精緻者，在清代甚至充斥於內府，故乾隆時所編專著錄內府藏器的《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與《乙編》四書．(舊稱“西清四鑑”。現學者或稱“乾隆四鑑”)，有銘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認爲其中僞器與可疑器近42％，其中雖有因未親見而估計不當者，然此種估計總不致太過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兩代與清初僞造技術較低，器形、紋飾多仿照宋人青銅器著錄書籍中之圖像，銘文亦多屬杜撰，故僞器較易辨識。清乾隆之後，金石學復興，此時的情況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學土大夫們對於銅器的觀念跟着也就推進一點。他們要利用這些器銘來解釋文字，證明經、子，他們買一件古董，總要注意它有字沒字。這中間價錢當然差得很遠”。有銘青銅器價值遠高於無銘器，這一事實進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與作僞者漁利之心，乃多於真器上增刻假銘，一般是根據真器銘仿製、照搬，間或亦有改造、拼湊。與此同時，整體鑄造僞器、僞銘之作僞業也漸于山東濰縣、陝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國以後，古青銅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範本，加之歷代作僞技術不斷積累，至此時已近於爐火純青的地步，特別是這時候青銅器海外市場被開拓，於是作僞的水平與數量均大大超過前代。此外，作僞的區域性中心也增多起來，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僞高手，除於真器增製假銘外，全器僞造亦較多見。今日國內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僞制青銅器有相當大的比例即是屬於民國以後製作的。
二. 本世紀青銅器辨僞之主要成果。
僞制青銅器的歷史既如此長久，特別是近代以來僞器的大批量製造，便青銅器辨僞問題在民國時期即已成爲青銅器研究中一項重要內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論古銅器之鑑別》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開首第一句話即言：“如果要把古銅器當作一門學問看待，那麼，我們第一件當做的事就無過於真僞的鑑別了。”可見辨僞在此時已爲學者高度重視。在此之前，近代學者中僅有著名學者與收藏家陳介棋，以他豐富的經驗對判定僞器提出過具體的見解(《簠齋尺牘》)。此外，1914年王國維撰《國朝金文著錄表》(1915年， 上虞羅氏雪堂叢刻本)，於各器類下均開列僞器及疑僞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見原器而所據僅銘文，故未必均得當，然實有開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僅在詳細地總結歷代辨僞經驗的基礎上歸納了識別僞器的若干重要原則，並首次對僞造作了較科學的分期(書中一些基本觀點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銅器通論》中又得到進一步的充實)，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此之前，容先生還曾作過許多具體的辨僞研究，1925至1927間曾因工作多接觸清內府舊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僞存佚表》(《燕京學報》第五期，1929年)，對所謂“西清四鑑”中所收銅器及銘文作了甄別，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僞差別問題後來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訂。與容氏所作研究同時，也有學者寫過辨僞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僞字研究》(《金陵學報》三卷二期，1938年)，後又作補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舉徐中舒氏的論文。民國時期重要的有價值的辨僞論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來，對於青銅器辨僞問題，又先後有一些重要著作發表，無論在科學性上還是精細程度上都有新進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從事青銅器保管、修復工作的，故所論更爲經驗之談。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帶有
理論性的著作是張光裕《僞作先秦彝器銘文 疏要》(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4年6月)，此書首先詳盡地考察了歷史上古銅器仿造與僞造的史實，說明了不同朝代仿造與僞造器物之手法、工藝特點與歷代辨僞之認識水平；繼而詳論作僞之方法、類別，尤着重於銘文之作僞的研究。本書還詳論了銅器鑑別之態度、方法，對已有成果從方法論角度作了科學的評判與總結。此書還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證》，引五十五件僞器。
{!-- PGC_COLUMN --}八十年代以來有較多的青銅器辨僞論著發表，其中重要的有：
陳佩芬《青銅器辯僞》(《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館豐富館藏標本爲資料，從鑄造技術角度指出僞器之破綻，說明僞器重於原器之事實(這是以往很少具體闡明的)。該文所論僞銘、僞紋飾多爲僞製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與弊病，極有助於辨僞水平之提高。
程長新、王文昶、程瑞秀《銅器辨僞淺說(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中之歷代僞器與仿製品之標本，詳析歷代宮廷與民間所作仿古銅器與僞銅器之形制、紋飾、銘文特點，生動形象，並有重要資料價值。文中還列舉、分析近現代作僞高手之作品，在綜論辨僞方法時，文章亦多結合實物標本，對作僞的手法之剖析甚爲詳細。所有這些，對實際的辨僞工作都極爲有益。
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中華書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礎上，對乾隆時之“四鑑”作了進一步的分析、整理，對容氏判定僞器之器重作審定，提出了許多新見解。書末附“僞及疑僞器號表”，爲科學利用“四鑑”提供了極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銘文辨僞錄》(《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1985年)，着重於對清代與民國期間銅器作僞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宮博物院藏部分青銅器辨僞》(《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與《銅卣辨僞》(《故宮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榮達《從修復角度談商周青銅器的真僞鑑定問題》(《考古與文物》1987年2期)；杜迺松《宋元明清銅器鑑定概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對宋至清代的仿製銅器有比較細緻的說明，是其獨到之處。
近年來，銅器辨僞已由對器表諸方面的考察轉向依靠現代科技術手段去考察銅器內部結構，比如用高強度x光透視機觀察商周銅器內部的墊片以判定真僞。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世賢對毛公鼎真僞問題的研究
。
三．僞造青銅器之主要類型與辨別。
僞造青銅器有四種主要類型，下面分述這四種類型的造僞手法與辨別之要點：
(一)真器改造
即將真器加工、改造爲不合定規的奇特形制。屬此類者還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將真器主體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觶，器真，內底有真銘“父乙”二字，現此器口沿部橫出一流、頸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與器身不同，顯然是後配的。又該院所藏約西周早期之卣，失蓋與提樑，現此器雙半環耳各增加一銜環，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壺形，但造型、紋飾仍與此期壺有異。
手法二，將分屬幾件真器的殘件拼湊成一件，多數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殘件上任意新鑄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種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於非牛非馬較易被識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鑄僞造》(《遵生八棧》十四：二八)稱此種手法爲爲“改鍬”，並雲其曾在京師見到以古壺蓋制腹，以舊鼎耳爲耳，屑湊古墓碎器飛龍腳爲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紋制度，人莫
不愛”。但如此生拼硬湊，毫無規則，顯然很好識別。此種手法僞造出來的器物，在清宮廷內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鑑》六；十一“蟠夔紋鼎”，爲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顯得頗爲怪異。又如同書十：四十“周獸環尊”是在車上添加獸形飾與鋪首銜環爲雙耳，下接三半環以爲足，拼成一不倫不類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