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午睡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医典和文人墨客诗文对午睡均有记载。古人倡导的“子午觉”，就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黄帝内经》曰：“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寐”。

早在汉代，人们已认识到午睡是人体保护生物节律的一种有效方法。诸葛亮出山前被称“卧龙”，每至夏季便酣睡成癖。传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都在午睡，醒来后还兴奋地高吟：“大梦谁先觉，平时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到了唐代，午睡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柳宗元的《夏昼偶作》说得明白：“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中午醒来，只觉得大地死一般的寂静，隔着竹林，惟有山童捣制新茶时敲击茶臼的声音。缘何南州（今永州）夏天中午万籁俱寂？因为大家都在午睡。唐末诗人、南唐宰相李建勋更是宁可放弃友人相约，也不愿浪费午睡：“他皆携酒寻芳去，我独关门好静眠。唯有杨花似相觅，因风时复到床前。”

北宋诗人、书法家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庆历革新”，为守旧派嫉恨，被革职削籍为民后，跑到苏州修建了沧浪亭。他隐居苏州期间创作一篇《夏意》：“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全诗围绕午睡写，却不直接写午睡。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后，将午睡蕴含其中，笔致轻巧空灵、结构自然工巧、风格清而不弱，全诗句句切合夏日，却句句彰显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气氛。南宋词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曰：“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诗人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他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时，童心顷刻间复萌，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尤其第四句开头的“闲”字，不仅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出来，而且非常巧妙地呼应了诗题。南宋另一位诗人陆游堪称“午睡达人”，创作了80多首“睡”诗，其中关于《午睡》的就达10多首。譬如他的“槐楸阴里绿窗开，天与先生作睡媒。流汗未乾衣上雨，大声已发鼻端雷”，读来便意趣横生。

尽管陆游嗜好午睡，但晚年也经常借助“书”催眠，他的“梅黄雨足喜初晴，投枕华胥梦已成。帐底香云凝未散，手中书卷堕无声”便是明证。

当然，用“书”催眠的“偏方”并非陆游发明，王安石及“死党”蔡确也有此习惯。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寓居金陵养老的王安石“寓感愤于冲夷之中”，吟唱了沉痛的《午枕》后，又创作了《台上示吴愿》：“细书妨老读，长簟惬昏眼。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睡意一来，嗜书如命王安石“抛书”呼呼大睡；王安石“新法”坚定支持者蔡确在《夏日登车盖亭》一诗中也透露用书催眠的习惯：“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赵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