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午睡的歷史非常悠久。古代醫典和文人墨客詩文對午睡均有記載。古人倡導的“子午覺”，就是子時大睡、午時小憩，《黃帝內經》曰：“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寐”。

早在漢代，人們已認識到午睡是人體保護生物節律的一種有效方法。諸葛亮出山前被稱“臥龍”，每至夏季便酣睡成癖。傳說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都在午睡，醒來後還興奮地高吟：“大夢誰先覺，平時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到了唐代，午睡的隊伍進一步發展壯大。柳宗元的《夏晝偶作》說得明白：“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中午醒來，只覺得大地死一般的寂靜，隔着竹林，惟有山童搗制新茶時敲擊茶臼的聲音。緣何南州（今永州）夏天中午萬籟俱寂？因爲大家都在午睡。唐末詩人、南唐宰相李建勳更是寧可放棄友人相約，也不願浪費午睡：“他皆攜酒尋芳去，我獨關門好靜眠。唯有楊花似相覓，因風時復到牀前。”

北宋詩人、書法家蘇舜欽因支持范仲淹“慶曆革新”，爲守舊派嫉恨，被革職削籍爲民後，跑到蘇州修建了滄浪亭。他隱居蘇州期間創作一篇《夏意》：“別院深深夏席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當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全詩圍繞午睡寫，卻不直接寫午睡。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後，將午睡蘊含其中，筆致輕巧空靈、結構自然工巧、風格清而不弱，全詩句句切合夏日，卻句句彰顯清涼靜謐、清幽朦朧的氣氛。南宋詞人楊萬里的《閒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曰：“梅子留痠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詩人午睡初起，沒精打采，當他看到追捉柳絮的兒童時，童心頃刻間復萌，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尤其第四句開頭的“閒”字，不僅淋漓盡致地把詩人心中那份恬靜閒適和對鄉村生活的喜愛之情表現出來，而且非常巧妙地呼應了詩題。南宋另一位詩人陸游堪稱“午睡達人”，創作了80多首“睡”詩，其中關於《午睡》的就達10多首。譬如他的“槐楸陰裏綠窗開，天與先生作睡媒。流汗未乾衣上雨，大聲已發鼻端雷”，讀來便意趣橫生。

儘管陸游嗜好午睡，但晚年也經常藉助“書”催眠，他的“梅黃雨足喜初晴，投枕華胥夢已成。帳底香雲凝未散，手中書卷墮無聲”便是明證。

當然，用“書”催眠的“偏方”並非陸游發明，王安石及“死黨”蔡確也有此習慣。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垂簾聽政的高太后重新啓用司馬光，全盤廢除“新法”，寓居金陵養老的王安石“寓感憤於衝夷之中”，吟唱了沉痛的《午枕》後，又創作了《臺上示吳願》：“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眼。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睡意一來，嗜書如命王安石“拋書”呼呼大睡；王安石“新法”堅定支持者蔡確在《夏日登車蓋亭》一詩中也透露用書催眠的習慣：“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趙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