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林在《又论水浒传文字》中写道：“《水浒传》虽说小说家，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的确，《水浒传》包罗万象，对儒、佛、道家的教义都有所涉及，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宰。作者施耐庵写了梁山豪杰“替天行道”“全忠仗义”的英雄壮举，因此，《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贯穿整部小说的是思想儒家所倡导的“忠”和“义”。在小说中，施耐庵塑造的主要人物梁山泊首领宋江，就是一个颇具儒家风范的人物，他出身于小地主阶级家庭，做过刀笔小吏，“自幼曾攻经史”，略通文墨，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身上具备了儒家高度评价的“忠、孝、信、义”的美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忠”和“义”。

宋江有传统的“忠君”观念。他忠于天子，忠于朝廷，有雄心壮志，他的雄心就是为朝廷尽忠，加官进爵，他自始到终都没有造反的想法，在他看来造反是大逆不道，是“灭九族的勾当”。他上梁山，不是“被迫”，而是出于“无奈”。他总是以受奸臣排挤的忠良自居，并一再强调“宋江等本无异心”，“权借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并时时告诫兄弟们“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真可谓身在水泊，心在朝廷。当他在梁山坐了位子，当了寨主，他就迫不急待地开始改变水泊梁山“义”字当先的精神，当晁盖丧命，宋江坐上了首位，他公然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当他听到朝廷来招安时，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无不庆幸地说“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为了效忠天子，他尽心竭力，冲锋陷阵，即使是他的“忠”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同，他也仍不改初衷，直到喝下毒酒，生命垂危，还不忘表白自己的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在宋江的骨子里，深深地根植着封建正统思想。他的“忠”，使他骨子里丧失了一些“血性”，多了一些“奴性”。

宋江的“义”是尽人皆知的，他被人称为“呼保义”、“及时雨”。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可以说，宋江为了“义”，挥金如土救人急难，无怨无悔。薛永在揭阳镇上艺，竟无人给钱，而宋江拿出了五两银子，使他感激不尽；江洲初遇李逵，得知他急需用钱，宋江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十两银子；武松在柴进家受冷落，贫病交加，宋江替他做衣裳、陪他饮酒……宋江为了“义”，不顾身家性命，甘冒风险营救落难弟兄。当晁盖等七人劫取生辰纲事件被官府查出，他主动、勇敢地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置封建法度于不顾，给晁盖通风报信号，使他们平安脱险。

宋江重“义”，他对江湖上的三教九流的人，不分贵贱，能平等相待，尊重兄弟们各自的才能，让他们“随才器使”。在对待时迁的问题上，宋江表现出比晁盖更有见识和度量，他没有因为时迁从事微贱之业而看不起他，而是充分发挥他身手灵活的特长，让时迁有机会为梁山事业做贡献。正是因为宋江重“义”，不失江湖好汉的本色，所以才赢得好声誉，许多江湖好汉才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倒头便拜”，愿为他效力，听他指挥。甚至一些朝廷命官也放弃“清白”的身份，归顺他。一百零七位桀驁不驯的豪杰对宋江恭恭敬敬，奉若神明，跟他出生入死而无怨无悔。

可以说，纵观宋江一生的行为，有“忠”，又有“义”，但是，在他身上，“忠”与“义”是矛盾，难以两全。一方面，他可以为尽朋友之义，知法犯法；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被梁山牵连，他最大的愿望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在他看来，只有接受官府的招安，才是寻求“忠”与“义”统一的最佳途径，既效忠了天子，“尽忠竭力报国”，又可以使兄弟们“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不为人一世”。

但是，宋江苦心追求招安，并没有谋得个好的下场。一些弟兄不赞成招安，李逵喊出了“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也抗议“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数十位兄弟在招安后征讨方腊的恶战中，战死沙场，宋江折损手足，他肝肠寸断。宋江追求“忠”，但是他的“忠”并没得到朝廷的认可，他落个被奸臣毒死的下场。可以说，宋江的悲剧性结局，是“忠”与“义”难以统一的结果。

宋江笃信儒教，身上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思想。按照封建宗法制的等级观念，他对自己出身小吏、犯罪在逃的身份有自知之明，因此，时时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尽忠，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不忠，他处于极度痛苦和矛盾中。宋江身上具有儒家高度评价的忠、孝、信、义的美德，他骨子传承的是儒家传统思想，在对对待“忠”与“义”的问题上，宋江重“义”，但是他更尽“忠”，在他的忠义观是“忠”在先，“义”在后，“义”屈服于“忠”，他把“聚义厅”为“忠义堂”，鲜明地标榜“忠义”的主张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不顾一些弟兄的反对，主张招安，归顺朝廷也求得“封妻荫子”也是求得“忠”字当头。在可以说，宋江的是儒家规范的理想人物，因为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义”，也是“忠”字在先。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名正言顺”地拿个地位，官衔。

宋江自然也无法逃脱儒家思想设计好的行为框架，他遵循圣人的教诲，积极入世，追求功利。但是，他没有清醒地看到，封建社会的天子是不会踏踏实实地委用一个曾至少在名义上反抗过朝廷，做过“贼寇”的人的。所以，宋江的悲剧性结局也是在所难免的。从宋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施耐庵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深沉思考。在封建社会里，黑暗的现实有“失天道”，“忠”和“义”难以两全，甚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造成宋江悲剧性结局主要原因。

作者曾尝试为宋江寻找解除内心矛盾和痛苦的途径，安排他去拜见罗真人，到五台山参禅，希望他从佛教和道教那里悟出道理。因为，现实社会中，就有一些命运坎坷的封建知识分子，在仕途不济的情况下，转而到宗教那里寻找安慰，寻求解脱的办法，但是宋江终究没有看破名利，没有摆脱“忠君”的思想，无法理解玄妙的话语，无法从迷雾中走出来。

由此看来，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精神主宰，宋江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注定使宋江处于“忠”“义”难以两全的矛盾中，注定给他带来悲剧性结局。宋江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忠”和“义”这对儒家伦理信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