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林在《又論水滸傳文字》中寫道：“《水滸傳》雖說小說家，實氾濫百家，貫串三教。”的確，《水滸傳》包羅萬象，對儒、佛、道家的教義都有所涉及，但是以儒家思想爲主宰。作者施耐庵寫了梁山豪傑“替天行道”“全忠仗義”的英雄壯舉，因此，《水滸傳》又稱《忠義水滸傳》，貫穿整部小說的是思想儒家所倡導的“忠”和“義”。在小說中，施耐庵塑造的主要人物梁山泊首領宋江，就是一個頗具儒家風範的人物，他出身於小地主階級家庭，做過刀筆小吏，“自幼曾攻經史”，略通文墨，並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在他身上具備了儒家高度評價的“忠、孝、信、義”的美德，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忠”和“義”。

宋江有傳統的“忠君”觀念。他忠於天子，忠於朝廷，有雄心壯志，他的雄心就是爲朝廷盡忠，加官進爵，他自始到終都沒有造反的想法，在他看來造反是大逆不道，是“滅九族的勾當”。他上梁山，不是“被迫”，而是出於“無奈”。他總是以受奸臣排擠的忠良自居，並一再強調“宋江等本無異心”，“權借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並時時告誡兄弟們“歸順朝廷，與國家出力”，真可謂身在水泊，心在朝廷。當他在梁山坐了位子，當了寨主，他就迫不急待地開始改變水泊梁山“義”字當先的精神，當晁蓋喪命，宋江坐上了首位，他公然把“聚義廳”改爲“忠義堂”。當他聽到朝廷來招安時，他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無不慶幸地說“我們受了招安，得爲國家臣子，不枉喫了許多時磨難！今日方成正果！”爲了效忠天子，他盡心竭力，衝鋒陷陣，即使是他的“忠”沒有得到朝廷的認同，他也仍不改初衷，直到喝下毒酒，生命垂危，還不忘表白自己的忠心：“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在宋江的骨子裏，深深地根植着封建正統思想。他的“忠”，使他骨子裏喪失了一些“血性”，多了一些“奴性”。

宋江的“義”是盡人皆知的，他被人稱爲“呼保義”、“及時雨”。他“平生只好結識江湖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如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可以說，宋江爲了“義”，揮金如土救人急難，無怨無悔。薛永在揭陽鎮上藝，竟無人給錢，而宋江拿出了五兩銀子，使他感激不盡；江洲初遇李逵，得知他急需用錢，宋江毫不猶豫地掏出五十兩銀子；武松在柴進家受冷落，貧病交加，宋江替他做衣裳、陪他飲酒……宋江爲了“義”，不顧身家性命，甘冒風險營救落難弟兄。當晁蓋等七人劫取生辰綱事件被官府查出，他主動、勇敢地擔着“血海也似的干係”。置封建法度於不顧，給晁蓋通風報信號，使他們平安脫險。

宋江重“義”，他對江湖上的三教九流的人，不分貴賤，能平等相待，尊重兄弟們各自的才能，讓他們“隨才器使”。在對待時遷的問題上，宋江表現出比晁蓋更有見識和度量，他沒有因爲時遷從事微賤之業而看不起他，而是充分發揮他身手靈活的特長，讓時遷有機會爲梁山事業做貢獻。正是因爲宋江重“義”，不失江湖好漢的本色，所以才贏得好聲譽，許多江湖好漢纔會一聽到他的名字，“倒頭便拜”，願爲他效力，聽他指揮。甚至一些朝廷命官也放棄“清白”的身份，歸順他。一百零七位桀驁不馴的豪傑對宋江恭恭敬敬，奉若神明，跟他出生入死而無怨無悔。

可以說，縱觀宋江一生的行爲，有“忠”，又有“義”，但是，在他身上，“忠”與“義”是矛盾，難以兩全。一方面，他可以爲盡朋友之義，知法犯法；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被梁山牽連，他最大的願望是封妻廕子，青史留名。在他看來，只有接受官府的招安，纔是尋求“忠”與“義”統一的最佳途徑，既效忠了天子，“盡忠竭力報國”，又可以使兄弟們“日後但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不爲人一世”。

但是，宋江苦心追求招安，並沒有謀得個好的下場。一些弟兄不贊成招安，李逵喊出了“招安，招安，招甚鳥安”，武松也抗議“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們的心”。數十位兄弟在招安後征討方臘的惡戰中，戰死沙場，宋江折損手足，他肝腸寸斷。宋江追求“忠”，但是他的“忠”並沒得到朝廷的認可，他落個被奸臣毒死的下場。可以說，宋江的悲劇性結局，是“忠”與“義”難以統一的結果。

宋江篤信儒教，身上帶有濃厚的儒家傳統思想。按照封建宗法制的等級觀念，他對自己出身小吏、犯罪在逃的身份有自知之明，因此，時時表現出誠惶誠恐的樣子，一方面，他竭盡全力盡忠，另一方面，他覺得自己不忠，他處於極度痛苦和矛盾中。宋江身上具有儒家高度評價的忠、孝、信、義的美德，他骨子傳承的是儒家傳統思想，在對對待“忠”與“義”的問題上，宋江重“義”，但是他更盡“忠”，在他的忠義觀是“忠”在先，“義”在後，“義”屈服於“忠”，他把“聚義廳”爲“忠義堂”，鮮明地標榜“忠義”的主張就是最好的證明，他不顧一些弟兄的反對，主張招安，歸順朝廷也求得“封妻廕子”也是求得“忠”字當頭。在可以說，宋江的是儒家規範的理想人物，因爲儒家提倡的“忠、孝、節、義”，也是“忠”字在先。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名正言順”地拿個地位，官銜。

宋江自然也無法逃脫儒家思想設計好的行爲框架，他遵循聖人的教誨，積極入世，追求功利。但是，他沒有清醒地看到，封建社會的天子是不會踏踏實實地委用一個曾至少在名義上反抗過朝廷，做過“賊寇”的人的。所以，宋江的悲劇性結局也是在所難免的。從宋江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施耐庵對儒家傳統倫理道德的深沉思考。在封建社會里，黑暗的現實有“失天道”，“忠”和“義”難以兩全，甚至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矛盾和衝突，這就是造成宋江悲劇性結局主要原因。

作者曾嘗試爲宋江尋找解除內心矛盾和痛苦的途徑，安排他去拜見羅真人，到五臺山參禪，希望他從佛教和道教那裏悟出道理。因爲，現實社會中，就有一些命運坎坷的封建知識分子，在仕途不濟的情況下，轉而到宗教那裏尋找安慰，尋求解脫的辦法，但是宋江終究沒有看破名利，沒有擺脫“忠君”的思想，無法理解玄妙的話語，無法從迷霧中走出來。

由此看來，在封建社會，儒家思想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精神主宰，宋江所受的儒家思想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注定使宋江處於“忠”“義”難以兩全的矛盾中，註定給他帶來悲劇性結局。宋江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忠”和“義”這對儒家倫理信條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