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育有哪些思想精华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呢？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但在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必须加以澄清，创新诚可贵，守本价更高。

一.传统语文教育重视熟读和背诵

几千年以来，中国语文教育素来都是背诵。让孩子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诵下足够的精神财富，成为他生命成长中的精神能源和人格养料。清代陆世仪《论小学》中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人有所当读书，皆得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诵读，且不能诵读矣。”国学大师南怀瑾晚年倾力于弘扬国学传播，创办太湖学堂，致力于儿童经典诵读实践，他在诸多次演讲中反复申说，我现在讲的东西都是十三岁以前背诵的，不管讲到什么地方或谁的学说，都是信口说出，不带差错的。诸如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季羡林等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国学大师，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背出来的大师。再如大家所熟悉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是在幼年时期受过这种启蒙教育，有了中国文化的底子，然后又接受了新时代的科学思想，才影响了这百年的历史。

二.传统教育重视反复诵读和知识内化

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孔子说学而时习之，这不是夸张和简单的重复，而是读书的真正奥义。清代唐彪的《父母善诱法》中说：“读至百遍外，虽甚拙者，亦能记背矣。”在实践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明确要求：“当设筹以记遍数，每读十遍，令缴一筹，”务使“书之遍数得实，不得虚冒。”清人崔述在他的《考信附录》记载道：“述五岁始授《论语》，每一字旁必朱书平上去入字，使不误于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遍，以百钱置书左而遂传之右。既足则令少憩，然后再授如前。”而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对诵读有着更严苛的规定：“必正心肃容记遍数，遍数已足，而未能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在古人看来，这背诵不是迂阔，而是一种读书的功夫和定力，是一种心神高度专精的求知境界。通过反复的背诵，来体会书中的微言精义。通过大量的背诵磨练，形成一种对古代语言的认知接受模式，从而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得到极大的飞跃，达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高度。只有这样，经典才能真正融入生活，当学生熟悉了这些经典的文字，随着学力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其中的意蕴自会随时随地得到阐发，而所谓的分析解读，即使是大家名作，也难免是囿于阐释者自身学术背景的一孔之见，会对学生全面把握全文产生遮蔽和干扰，也无法使初学者领悟到古文的简洁流畅的自然之美。

三.传统教育重视教材编写与诵读背诵相适应

古人一般三岁、四岁开蒙，进蒙馆，以识记和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主要内容。六岁至八岁进学馆，主要任务是读经，读原典的“四书五经”，朗读背诵不解释。十二、十五岁入官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解经。由此可以看出，在15岁以前学习的内容都是背诵。古代一个读书人从3岁开蒙到15岁，大约要背诵30-50万字。

为了适应背诵，其教材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初级蒙学教材，从我们今天来看，首先能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年龄结构、知识程度，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即“文道合一”。

其次，蒙学教材在编写形式上采用整齐押韵的形式，文字简练，句式简短，节奏明快，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如《三字经》全书1248字，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式简短，隔句用韵，结构整齐。《千字文》全文125句，1000字，四字为句，没有重复字。《急就篇》用三字、四字、七字句，句式整齐而又不呆板。三字句和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千字文》是每两句为一组，每组双句均押韵。

第三，在内容上则兼具故事性、浓缩性、知识性、教育性。如《三字经》中的“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十二个字，两个故事，并且人物、情节、意义清晰完整。

四.传统教育特别重视熟读背诵对写作的意义

元代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谈到作文要读韩愈的文章时说：“日熟读一篇或二篇，亦需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也。”“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诵读与写作的关系。加强诵读教学并非只是为了阅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写作。这正如清代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所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熟读背诵是为了强化对语言的认知接收模式，是为了在写作时将这种语言认知模式不断内化。达到“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的程度，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读千赋，能为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