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其中一条重要的决议就是选址于广州黄埔，建立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

其实最初校长的人选与蒋介石是没有关系的，国民党希望孙中山亲自兼任校长，孙中山则属意由程潜担任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

程潜

论资历，程潜42周岁，相比蒋介石要年长5岁，正值年富力强、能出成绩的好年纪。清末秀才出身的程潜早在1905年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了同盟会，“与孙中山面谈即成为孙之追随者”。

论实力，1907年，程潜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了近代化的军事技能。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出任湖南军事厅长，讨伐袁世凯时又作为护国湘军总司令，后来他赴广东投奔孙中山，任职大本营军政部长。

相比而言，蒋介石则没有任何科举功名，虽然他也曾经自行去往日本求学，但当时的帝国军官学校不予接纳他。后来，蒋介石进了保定军官学校，并被送往日本的振武学校肄业，不过他在这一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出众的表现，以至于在他成名之后，曾经的长官长冈外史对他几乎毫无印象。

所以，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蒋介石在当时都远远比不上程潜。那么，他又是如何、或者说通过怎样处心积虑的手段，赢得黄埔军校校长这样一个显要位置的呢？

前文已经提到，蒋介石在日本有着一段看似并不突出的留学经历。虽然他在学校的功课课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但这段经历对蒋介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成功地进入了革命者的队伍内部，并且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结识了戴季陶、张人杰等先进的革命党人士。

当然，对蒋介石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获得了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重视，这便给了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一展宏图”的机遇。1923年孙中山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时，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但是他不久后就请辞，闲居家中，当听到孙中山正在与苏俄代表协商，将组团赴苏俄考察的消息时，蒋介石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难得的出山机会，遂主动请缨远赴苏联去考察。蒋介石在申请前往苏俄考察时这样写道：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这不得不说蒋介石实在是眼光老道，虽然当时国民党大体上已经确立了要效仿美国、日本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孙中山对于成功完成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联也有着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内进行一些尝试。

蒋介石的出访考察一方面恰好符合了孙中山的心意，这使得孙中山对他越发地信任和感激，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后来的黄埔军校也是苏联方面力主和扶持创建，有过苏联考察经验、进入过苏联方面视野的蒋介石自然也成为了一位合适的办校人选。

回国后，孙中山委任蒋介石筹办军校的准备事宜，蒋介石意识到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他先是表示自己不愿居于程潜之下，对自己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未能得到相当的地位和权力感到强烈不满，逃到上海去消极对抗，随后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信里他搬出了曾经的结拜大哥、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之一的陈其美，刻意激发起孙中山对陈其美的愧疚感，另一方面则向孙中山先生表忠心倾诉：

“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如英士(陈其美)与中正(蒋介石)者，恐无其他之人矣。”

此外，他还求托了张静江前去找孙中山说情。这时候，孙中山自然已经意识到蒋介石这种玩弄“以退为进”政治权术的手段，再三要求他回广州，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被诩为“知兵”的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

实际上，任命蒋介石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其单方面的原因，孙中山对整体的国民党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考虑。相较于湖南籍的程潜，孙中山对革命内部的浙江帮无疑更容易产生信任，他希望把黄埔军校打造成所谓的“党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广东也支持开设了省警卫军讲武堂、西江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等，粤军总司令部也在筹设讲武堂。种种巧合与谋划下，程潜最终错过了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机会，而这也恰好为蒋介石日后的逐渐攀升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机会，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次政治角逐上的成功对蒋介石的一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黄埔军校的校长身份提供了蒋介石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的一条捷径。5月3日，蒋介石正式得到了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的任命，但此时的他远远还做不到大权独揽，因为如果把军校看作是一个企业，真正的董事长是孙中山（军校总理），党代表是廖仲恺，蒋介石只能算是三号人物。

廖仲恺

直至次年，孙、廖二人相继辞世后，蒋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孙中山去世之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角逐者，许崇智则掌握着无人可及的军事力量，但在权力重组的过程中，他们先后被蒋介石一一逐出中枢。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军校校长的身份收揽了大量的亲信，例如所谓的“十三太保”等人，为未来蒋氏集团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