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之学对于两汉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何谓“谶纬”，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首先，“谶”在古汉语中的原始涵义是应验之意。《说文·言部》云：“谶，验也。”吕思勉先生曾对此问题有过一番论述：

谶纬相附，始于西京之末。若徒论谶，则其所由来者旧矣。《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竹部》：“谶（签）验也。”二字音义皆同，即今所谓豫言也。······今俗所谓求签，实即求谶，乃古之遗言也。

吕思勉先生将“谶”与后世之“签”等同，可能未必正确，但是其指出“谶”由来已久，即是预言，的确很有道理。“谶”是中华文明早期中的一种神秘主义文化形式，其实质就是有关于社会政治的预言，以语言文字形式表达的被称为谶语、谶言、谶谣或省称为谶；以符号、图画等形式呈现出来的叫“图谶”。

《春秋演孔图》

“谶”盛行于先秦、秦汉时代，譬如秦始皇时代的“始皇死而地分”即是谶语；陈胜吴广起义之时，所造“大楚兴，陈胜王”之语也是。“谶”与政治的结合，其实反映了一种政治诉求，制造“谶语”之人，企图借助谶的传播，造成一种舆论场效应，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至于“纬”，则出现于两汉之际，是与另一个概念“经”相对应的。《说文》云：“纬，织衡丝也。”“衡丝”即横丝。段玉裁注：“引申为凡交会之称。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

简单地说，纬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纬书即是解释儒家经书的书。“纬书”一般托为孔子所作，常把经义的解释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论及各种方术神秘主义文化相掺合，以言吉凶祸福、治乱废兴。纬书中杂有相当多的谶语，故而二者紧密联系。

《汉书》

纬书《春秋演孔图》中记录了一则惊人的孔子感黑帝而生神话，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谶语：“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

“谶纬”一词虽然连用，但“谶”作为政治预言，出现时间很早；而作为儒家经书神秘化解释的文本，“纬书”则出现于两汉之际，其中又往往有大量“谶语”。故而，“谶”与“纬”是两件紧密相连，但又有所区别的事物。

前文中所提及西汉昭帝元凤三年的“公孙病已立”之语，就是一个典型的“谶语”，它深刻影响了昭帝至于西汉后期的政治。彼时儒生眭弘对于“公孙病已立”和当时那一系列灵异事件的解释，其中“汉帝宜推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的言语更是惊世骇俗。

霍光与汉昭帝

眭弘所依据的理论恰是其祖师董仲舒的“天命”理论，他认为昭帝不具备天命，没有执政合法性。眭弘虽然为辅政大臣霍光所杀，但是“公孙病已立”之谶依然像魔咒一样发挥作用，日后昌邑王、宣帝之立与此多少有一定联系，前文已论，在此不再赘述。

眭弘虽然被杀，但是“天命”问题始终困扰汉室，尤其是当现实政治发生治理危机之时，是否拥有“天命”就会成为一个严峻的理论问题。

汉宣帝虽然起自于民间，但却精于帝王之术，最终在霍光死后，将霍氏灭门，成为真正的强势君主，汉王朝在宣帝时代也实现了所谓的中兴。但是，宣帝之后的元帝却一改自武帝以来的强力控制模式，国家权力从社会经济等诸多层面退出。汉武帝时代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帝国事实上的治国理念却是儒法并用，或谓儒表法里，昭帝、宣帝时代相继沿袭。

汉宣帝

“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执政之后，却一改旧有模式，“纯任德教而用周政”，开启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儒家思想专制时代。汉元帝所尚之儒并非汉初以陆贾、贾谊、董仲舒的国家主义儒学，而是“盐铁会议”之上主张削弱国家控制的“贤良文学”之儒。

从表面上看，笃信儒学的汉元帝执行的一条宽松主义治国路线，但是对于汉帝国而言，骤然到来的宽松意味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削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削弱。汉元帝的宽松，并未达到一般百姓受益的效果，反而造成了豪强势力做大的局面，豪民坐大，中民破产，大量小农破产流亡，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

财政一旦削弱，政权的根基就会脆弱，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天顺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元帝时代，正是由于财政实力不振，汉王朝的统治才会出现真正系统性的危机。

汉元帝

现实治理出现严峻危机，传导到意识形态层面，“天命”流转的话题就会再度热起来。经学大师京房曾于召对时问元帝曰：

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京房直陈汉朝已经面临全面社会危机，如以儒家“天命”学说，这就是“天命”流转的征兆。元帝应曰：“亦极乱耳。尚何道！”儒生的危机解决方案是“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复古”难道就真能解决问题吗？

汉朝长安平面图

“复古”并非是具体的危机应对方案，“承衰救乱，矫复古化”更多的意义是企图以复古为手段，重新获得“天命”的眷顾。汉元帝的复古改制并没有消除汉室对于“天命”的恐慌，在他执政时期，皇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天意的恐惧据对《汉书·元帝纪》的统计，元帝统治的十六年中，书中直接引用诏书有十九处，因天象或自然灾害而颁布的达十二次之多。

诏书所称，大都为“灾异并臻”、“天惟降灾”、“阴阳不和”、“阴阳错谬”、“阴阳不调”等等。在相信“天人合一”的汉朝政治文化中，天降灾异就是意味着现实政治的不当，而灾异频仍，就可能暗示着天命将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