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和时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等开国元勋在参加开国大典时，回想起当年他们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从事秘密斗争的岁月，都不由感慨万千，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个功不可没的代号叫“OX”的看守班长——牛宝正。大家商议，要给予牛宝正应有的报答。可惜大家仅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其他信息一无所知。 不久，中央一份加急电报发往山东，要求山东有关方面协助查找牛宝正的下落，如果仍在世就安排他立刻进京……

监狱看守班长成为同情革命的一分子

今北京市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是国民党草岚子监狱旧址。1931年9月，国民党政府为关押北平、天津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将这里作为临时看守所，并先后命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总院设在南京）、军监狱和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第二看守所等，不过，人们一直俗称之为“草岚子监狱”。

1931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和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秘密党员，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几经辗转，最后都被关押于草岚子监狱。在此前后，中共北平、天津市委的秘密党组织也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又有几十名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关入草岚子监狱。

殷鉴等共产党人被关进草岚子监狱后不久，就成立了以殷鉴为支部书记的狱中党支部，他们决心“扛着红旗出狱”，团结、带领大家在狱中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为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迎接更严酷的斗争，狱中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变作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要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为此，成立了由杨献珍负责的学委会，订立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和详细的学习计划。大家还一致认为：为了保证学习不受冲击袭扰，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防范措施，积极开展对狱方监管人员特别是对“OX” 的争取。

当时，为了有利于对敌斗争，他们按照英文的发音，分别给监狱看守管理人员起了一个英文代号，负责看守他们的班长叫牛宝正，他们就按“牛”的英文发音，给他起名为“OX”，如果翻译成中文，就叫“欧克司尹”。在他们这些政治犯中， 只要一说“OX”：大家都明白是谁。

牛宝正1886年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后牛村，幼时因为家贫没有念过多少书，1910年迁居无棣县东关，1919年进入县警察大队任骑兵正目，后升任分队长。军阀混战时因直鲁联军失败，鲁境政局不稳，于1928年解甲归田。居家赋闲期间，牛宝正和朋友一起到北平谋事。在北平，他东拜西求了两年多，也没有找到一个谋生的门路。直到1931年，他托朋友找到北平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经高继武推荐，到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补缺。

牛宝正在草岚子监狱先当看守员，后升任看守班长。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像其他看守那样对“犯人”那么凶，“犯人们”对他也都颇有好感。一次，牛宝正收到山东老家的一封信，信上说老母亲病重，无钱医治，他十分焦急，想请其他看守帮着给家里写信，又不愿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中寒酸、窘迫的景况。他看杨献珍像个文化人，一天，就拿着信纸跑到杨献珍的监房，请他代笔给家里写封信。杨献珍从牛宝正的口述中， 得知其年逾七旬的老母贫病交加急需帮助，而作为儿子，牛宝正收入有限， 难以满足老娘的要求，心里十分不安。即使在杨献珍这个“囚犯”面前， 牛宝正也毫不掩饰愧疚之情。

这是一个难得的重要信息！ 杨献珍立即向狱中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当即指示杨献珍要细心做好争取牛宝正的工作，既要在思想上给予他热情的开导，又要在经济上给予其适当的资助。

此后，每当牛宝正值勤时，杨献珍便主动地跟他搭话，跟他交朋友，一方面热诚友善地安慰他，一方面暗地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塞到牛宝正的手里，嘱咐他寄给母亲。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向牛宝正述说了自己苦闷的心情：“兄弟是个读书人，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读读报，但进来已几个月了，既看不到书，又看不着报，心里实在憋闷得慌，希望牛班长在方便的时候，能帮忙买点书报看看，兄弟一定重谢。”牛宝正为杨献珍诚恳真挚的话语和慷慨解囊的行为所感动，当场表示愿意效劳，只是要求杨献珍不要走漏了风声，否则，他将性命不保。从此，牛宝正便时常从社会上给杨献珍购买一些进步报纸书刊。一条输送革命书籍的管道，在杨献珍的努力下顺利地开通了，并且从未发生任何纰漏。

同时，牛宝正由于长期受到这些革命战士的熏陶，思想感情也在逐渐起着变化。国民党当局每次审讯这些“囚犯”，他大都陪审，经常耳闻目睹他们那凛然不屈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答辩，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对这些政治犯产生了同情心，政治立场也逐渐有了转变，再加上狱中秘密党组织对他的努力争取，牛宝正最后终于成为一名可信赖的、同情革命的进步分子。

营救被捕中共党员的“第一联络人”

牛宝正心中的天平“倒向”共产党人后，便开始经常为杨献珍他们送情报、传信息，并利用职务之便，对“囚犯”给予各方面的照顾。每月的探视日，狱外的秘密党组织经常派人伪装探监进入草岚子监狱，同殷鉴等共产党人进行联系，牛宝正明里监视，暗中却给予保护和方便。有时，他利用晚间派妻子或儿子乘车去东四十条、鼓楼大街、皇城根、翠花胡同等联系点送取信件。狱外的秘密党组织也与牛宝正取得了联系，并将一批秘密文件交给他带入草岚子监狱，鼓舞了狱中同志们的革命信心和斗争意志。牛宝正还受狱中党组织委托，从书店购买一些英文版马、恩、列、斯著作，秘密带入监狱，由杨献珍等人负责翻译抄写，组织学习，把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学堂”。

不久，国民党狱政机关通过获取的情报，怀疑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重点怀疑对象有18人。为此，他们特调一个宪兵班进驻草岚子监狱，对“犯人们”进行审查和监视。牛宝正获悉后，立即密告狱中的中共秘密党组织负责人，使他们有准备、有组织地开展反审查斗争。狱中党支部的斗争骨干坚定地拒绝“反省”，给狱友们树立了榜样，在他们带领下，取得了狱中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1934年冬和1935年，牛宝正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又向狱中秘密党组织提供了北平军管会政训处第二次大审查、宪兵第三团派两个特务伪装政治犯打进监狱进行侦察及宪兵第二团密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要杀害12名革命骨干等一批重要情报，使狱中秘密党组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容应付，最终一次次夺取了斗争的胜利。

此外，牛宝正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配合狱外党组织对在押同志进行营救。

1936年后，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我党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而白区党的干部又人手紧张。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解决党的干部缺乏问题，认为被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中的五六十名党员，有许多是我党坚强的骨干，党组织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营救他们出狱。北方局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研究予以批准。于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便通过牛宝正向狱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

狱中党支部接到了外边党组织的第一封信时，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决定不予执行。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又通过牛宝正给狱中支部送去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望早作安排。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规定狱中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可获释出狱。要想早日出狱，除去登报别无良法。但要违心地以《反共启事》见报，就等于公开放弃革命信念，这叛变之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经大家商量，由杨献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不同意登报出狱”的意见，如党组织坚持让登报出狱，则提出以下要求：一、登报有叛变之嫌，如党组织坚持这样做，登报的责任由组织负责；二、出去后仍然是党员，应按正式党员安置工作，无须另行立案审查；三、这次是依令行事，组织上以后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责任。

此信通过牛宝正转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复后，又转呈党中央批示。之后，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传入狱中，随信还附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以证明这些指示确实是经中央批准的。直到这时，狱中党支部终于相信这是组织的决定，经过研究，同意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

国民党当局见同时有这么多人要求出狱，一时也难辨真假，不敢仓促批准，因此，一个月后还没有消息。这时，中央又一次指示要迅速出狱。对此，狱中支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分批出狱较为妥当。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薄一波等9名同志第一批获释；1936年9月22日，赵林、冯乐进等21名同志也出了狱。就这样，前后有61名同志按照这一办法获释。为了减小目标，出狱后，大家首先分散活动，在街上行走彼此不说话，像不认识的一样。后来，他们逐渐都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接受了党的工作分配。

在这一系列秘密活动中，牛宝正始终是监狱内外的“第一联络人”，尽管他百倍谨慎、高度警惕，但终因时间过长、同政治犯的交往又过于频繁，最后受到了监狱当局的怀疑。1936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将牛宝正逮捕，加铐上镣投入监牢。当局在审讯他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严刑逼供，要他吐露实情。牛宝正宁死不招供，当局气急败坏，准备判处他极刑。

在此危急关头，北平中共秘密组织及时对牛宝正展开营救，帮助他逃出了北平，然后，党组织又将其家属密护出城。此后，牛宝正一家和中共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一定要找到当年那个草岚子监狱的“功臣”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于1949年10月成立了新中国。安子文等当年那些草岚子监狱的“囚犯”，如今不少都成了新中国位高权重的元勋，他们没有忘记牛宝正曾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准备接其进京。然而，他们当时仅知牛宝正是山东籍，其他信息不明，经多方查询，仍毫无音信。于是，安子文他们只好一纸急电发往山东，请山东有关方面代为查询牛宝正的下落。

山东省接到中央的这一电报后，非常重视，立即展开了查找工作。幸好，一个原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曾认识牛宝正，他向组织提供信息说，牛宝正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于是，中共山东省委1950年4月又一纸公文下到了无棣县当时所属的中共垦利地委（今山东滨州市委）。

垦利地委立即安排专人携省委专函赶赴无棣县。时任中共无棣县委书记的张雨村看过省委来函后，指示由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延津负责办理此事，赵延津安排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具体负责此事。

张学德很快着手开始调查，他骑上一辆单车直奔城关，向正在区委参加会议的乡村基层干部们发布了“寻人启事”。

时隔不久，就有人向张学德反映：县城东关一个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员名字就叫牛宝正。张学德心中一阵激动，立即赶赴城关公安分局。时任公安分局局长的张权温证实牛宝正是东关人，并介绍此人历史复杂，早年在本县干过警察队长，在外地当过国民党监狱的看守班长，现属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为了解更多的材料，张学德又查阅了敌伪档案，在繁杂的案卷中，未发现他同我党有任何关系的记载。

他是不是那个中央领导要急着查找的代号叫“OX”的牛宝正呢？张学德心生疑虑。

为了慎重起见，张学德以审查人员的名义，数次约谈牛宝正，重点了解他的“历史”。牛宝正“交代”说，他在北平国民党监狱当看守班长期间，曾帮助在押的中共秘密组织做过不少事，为此还差点被国民党当局枪毙。逃离北平后，他举家返回山东无棣原籍，以做小买卖度日。全国解放后，无棣县有关方面对他曾有功于革命的历史不甚了解，根据他干过国民党的警察队长和监狱看守班长的历史，将其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实行公安管制。

张学德将自己初步查访的情况报告给上级领导，领导指示，要进一步确认牛宝正的身份。

县委和公安部门经过对牛宝正邻居和家属的进一步查访以及有关档案的再次仔细核对，证实了牛宝正确有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任过看守班长的经历。当张学德等人向牛宝正提起安子文和刘澜涛等领导人名字时，牛宝正表示都不认识，他说只认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并说出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

当时在白区工作的很多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需要都有过化名，“徐子文、刘华甫”正是安子文和刘澜涛当时使用的化名，并且牛宝正提供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也基本符合实际。至此，牛宝正的身份终于被确定无误。

当张学德向牛宝正说起当年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现在已是新中国中央领导时，牛宝正惊喜异常，连说想不到。张学德接着宣布对他解除管制、并将按照中央安排立即护送他举家进京。牛宝正先是瞪大了眼睛，接着潸然泪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为好，双手紧紧握住张学德等人的手臂连声道谢。

正当地、县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送牛宝正一家赴京时，牛宝正却又不想赴京了。他说：“原因有三：一是对党无大功，受此厚待于心有愧；二是穷家难舍，乡土难离；三是独子不在（儿子外出搞水利），难进京。”张学德报告县委后，对牛宝正所提三点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并决定采取分两步走的方法，本人先行，眷属随后。牛宝正这才同意，并立即作动身准备。

牛宝正到京后，受到刘澜涛、杨献珍等领导的分别接见，并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他的独子牛建中也被安排了一份满意工作。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医治无效，在京去世，享年68岁。寿终后，牛建中遵父遗嘱，扶柩返故里，殡葬于牛姓祖茔。

作者：王贞勤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