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落的貴族

電臺那部Studer盤帶機終於要退休了。也就是說，我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學會的那些本領，終於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這一天遲早要來的，事實上，這一天來得比我想象中晚了許多。早在二〇〇七年，就聽說磁帶大廠Quantegy不再生產盤帶，電臺輾轉買來了最後一批存貨，囤起來慢慢用── 每卷可錄一小時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盤帶，品質極佳，“類比（analog）時代”的唱片業，便是用這種磁帶做專輯母帶。但電臺盤帶是耗材，使用量極大，必須一再消磁，重複使用。每次消磁，音質總有損耗，最終只能報廢。

工程部買進的那批盤帶，過了這幾年倒還堪用，但盤帶機的替換零件愈來愈難找，維修成本愈來愈高，簡直跟保養古董車沒有兩樣。這家電臺，大概是臺灣碩果僅存還留着盤帶機服役的廣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電腦錄音系統，盤帶退居“備份”地位。它們終將步上匣式、卡式錄音座與LP唱盤的後塵，“類比時代”的種種輝煌，像沒落的貴族，只能是夕照中蒼涼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捨，不僅因爲一九九〇年在“中廣青春網”學會的盤帶剪接手藝以後再也用不着，也因爲記憶中那幅題爲“播音室”的風景畫，從此不再完整── 一按開關便吱吱震動的消磁機，按下“rewind”便會迅疾退帶到底的盤帶機（同時音樂和口白都以壓縮數十倍的速度倒放出來，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紙匣子裏的四分之一英寸盤帶，一盞盞明滅的“播音中”紅燈，一扇扇極之厚重的裝着兩層玻璃的隔音門，一排排飾以各色燈號的音量推鈕，一隻只懸臂吊着或者立座夾着的麥克風，一副副接着蜿蜒訊號線的大耳機……它們從我懂事以來，就是兒時記憶的一部分。

播音員的孩子

我是播音員的孩子，很早就從父母那兒學會一口標準的“播音員國語”。母親從小就常帶我去電臺，偶爾工作忙不過來，還會讓我自己招計程車過去找她。我上了車，熟極而流地說：“麻煩到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中廣公司。”便常有開車的外省伯伯用家鄉腔驚奇地問：“小弟弟，你是哪裏人哪？國語怎麼說得這麼標準哪？”

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那地方現在已經蓋起了高聳入雲的豪宅，然而只要閉上眼，我仍能細細憶起那幢被剷平之前的、現在想起來其實並不太大的“中廣大樓”── 院子入口是警衛室，戒嚴時代，電臺和軍營陣地、政府機構一樣是“保防重地”，但警衛阿伯都認得我，所以揮揮手就放行了。穿過院子，左邊還有一幢樓房，高懸着“中廣”的標幟和遒勁的“自由中國之聲”六個大字。走進門廳，地板鋪着溝紋密密的深紅塑膠毯，若是下雨天，鞋底總會在那上面踩出嘰嘰的聲音。來客得在門廳的接待處填表登記，但裏面的叔叔也認得我，就讓我進去了。左轉是著名的“中廣”音樂廳（我曾參加的“中廣兒童合唱團”每週在那兒集合練唱，八〇年代末薛嶽主持的“週日新鮮派”在那兒辦過許多搖滾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後他主持的最後一集節目，他唱《失去聯絡》，所有人哭成一團），右轉有一間極大的錄音室，是錄廣播劇的場地，擺着許多製造聲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頭樓梯。我小時候曾在那兒客串過一出廣播劇的孩童角色，臺詞不超過三句，內容全忘了，只記得冷氣開得極強，人都凍傻了。

直直穿越大廳，樓梯向左右分開。一層層往上走，有一處角落陳列種種電臺歷史文物，牆上掛着課本里蔣介石宣佈全面抗戰那幀“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仰角照片。記憶中，櫥窗裏便展示着那支沾過“總裁”口水的老式麥克風，和許多古舊的電波發射器、真空管之類的歷史器材。除了偶爾到訪的外賓，大概只有我這個孩子，會對着櫥窗裏那些乏人問津的陳舊物事癡癡傻看吧。

馬世芳和其母陶曉清

母親的同事也都是播音員，每個人講話聲音都好聽，也都喜歡跟我聊天。主持“兒童的音樂世界”的李娓娓阿姨覺得我“口條”還不錯，乾脆邀我每星期在她節目裏說一則故事，材料隨我挑，單元就叫“小球說故事”（我幼時小臉圓圓肉肉，故名“小球”，長大才變長臉），那時我是小學三年級生。起初錄節目動員全家人助陣，連念幼稚園的弟弟也來了，大家分配臺詞、製造音效，儼然廣播劇的陣仗。後來做熟了，常常一人分飾多角，獨自搞定，末了甚至得意忘形，態度有點兒隨便起來。母親曾經聽了一輯，皺着眉頭說：“你自己也知道你有沒有認真吧。”這句話讓我羞愧了很久。

當年錄節目是有鐘點費的，錢由母親代領，但我有一本小冊子，每筆收入都鄭重其事記在上面。加來加去不過幾百塊錢新臺幣，但對一個小學生來說，已經很志得意滿了。況且，每星期去“中廣”，警衛室阿伯若是盤問來意，我的臺詞不再是“我來找我媽媽”，而是“我來錄節目”──多專業！多得意！

“我的地方”

“小球說故事”做了一兩年吧，手邊合適的故事書幾乎都用完了才喊停。回想起來，作爲一個小小播音員，我的表現只能說差強人意。口齒大概還算清晰，風格中規中矩，絕對稱不上大方活潑，可能還有幾分老氣橫秋的油條味兒（若我今日聽到一個孩子那樣說話，應該會非常厭惡的）。除了一開始進錄音室必須知道的幾項基礎知識（比方講話不要太貼麥克風免得“噴麥”、怎樣比畫手勢和玻璃對面的錄音師叔叔溝通），我不記得李阿姨或母親可曾對我施以任何“播音員訓練”，我猜她們應該沒有什麼“培植”之心，絲毫沒想過要讓我變成“廣播童星”。那時候做節目從來沒怎麼在意“聽衆”這回事，甚至好像也沒有收到過什麼聽衆回應──就算有，我也記不得了。

就這樣，糊里糊塗客串了一陣子小小播音員，若說這就叫“入行”，實在有點兒牽強。但這樣玩過一陣之後，播音室便可以不只是“媽媽的地方”，偶爾也不妨是“我的地方”了。

再次讓播音室變成“我的地方”，得等到一九八九年，考上大學等着上成功嶺的那個暑假。在“中廣青春網”主持老歌節目“回到未來”的藍傑阿姨，通過母親問我願不願意在她的節目開一個單元，詳細介紹披頭士（Beatles）──或許她看到了我在高中校刊寫的披頭士文章吧。那年我剛滿十八歲，正巧是母親二十多年前開始做廣播的歲數。藍傑，纔是正式帶我“入行”的恩人。

母親當時是“中廣青春網”的總監，這個頻道是臺灣第一個鎖定年輕聽衆，全天候播放流行音樂的電臺，集合了一批臺灣廣播史上最最放肆乖張、在老播音員耳裏簡直“動搖國本”的年輕DJ──啊，是的，那時候年輕人不再說“節目主持人”，要改稱“DJ”了。“青春網”的DJ幾乎沒有人在乎“播音員國語”，ABC腔、廣東腔、英文腔、臺語腔……葷腥不忌，冶於一爐。須知在此之前，任何人要在官營電臺做節目，一口“播音員國語”永遠是最起碼的條件，“青春網”率先打破這門規矩，從此解放了收音機的“口音”。此外，“青春網”也是臺灣第一個開放“叩應”（Call in）的官營電臺。當年媒體尺度不比現在，萬一現場叩應被“匪諜”或者“少數陰謀分子”滲透，當着全臺聽衆大呼口號，必將驚動層峯、株連無辜。於是特別規定“叩應”內容必須先錄下來，確定沒問題再播出。收音機裏的叩應，其實是幾分鐘前錄的。

當年那羣“青春網”DJ，個個生毛帶角，個性鮮明：熱愛重金屬的Robin（後來進軍電視圈，成爲賽車評論員）、主攻重搖滾老搖滾的楊嘉和於婷（人稱“搖滾皇后”）、專精爵士樂的賴聲川、介紹英倫“新音樂”的程港輝（爵士樂功力也極其深厚）、主講鄉村樂的蔣國男，都是“活字典”等級的厲害角色。彼時舶來音樂資訊珍罕難尋，對求知若渴的樂迷來說，陣容華麗的“青春網”DJ們簡直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每天送來的電波，都埋藏着啓蒙的密碼。

藍傑是楊嘉的姐姐，早年曾經做過翻版唱片生意，除了排行榜金曲，也曾引進許多西洋搖滾前鋒作品。楊嘉始終在唱片圈工作，藍傑的正職卻是壽險業務。這對姐妹音樂功力深不可測，一肚子掌故信手拈來，都是作論的材料。她們的節目各擅勝場：楊嘉口味比較重，精神核心偏向七〇年代前衛搖滾與重搖滾，藍傑的情感則更靠近五〇、六〇年代的搖滾啓蒙期，氣質溫潤一些。

藍傑約我喝咖啡，我帶着一冊密密麻麻寫滿研究筆記的本子赴會，忐忑而興奮地做了一場披頭士歷史大河劇暨廣播節目專題規劃簡報。她似乎對節目內容一點兒都不操心，悠悠聊了些不甚相關的家常話題，便把這事講定了。自此，我每週在“回到未來”擔任客席DJ──事隔多年，又得每星期到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報到了。

“回到未來”

從“中廣”大廳樓梯上去左轉，彎進窄窄的走廊，便會通到第八控制室，簡稱“八控”。你遠遠就知道那是“青春網”的專屬錄音間，因爲它從裏到外貼滿了搖滾海報。“青春網”是當年唯一規定所有主持人都必須“自控自播”的電臺，DJ必須坐在中控臺前，一邊講話，一邊操作兩部LP唱盤、兩部CD機、一排匣帶機、兩部卡式錄音座、兩部盤帶機……右手邊那面牆排滿了CD，左邊和後面的牆則排滿了匣帶，包括臺呼、jingle、廣告、片頭片尾、串場音效、常備歌曲和每週更換的推薦新歌──現在的電臺已經看不到匣帶，都改用電腦了。

一九八九年夏末某日，“回到未來”披頭士單元第一次錄音。我全身僵硬，耳機裏聽到自己的聲音極其彆扭，那些熟悉的機具，看上去驀然顯得巨大無比。ON AIR紅燈一亮，藍傑簡單開了個頭便讓我接着講。我一口氣獨白十二分鐘，才讓她有空插嘴播歌。然而她一點兒都不着急，微微笑着，讓出空間，盡我自己慢慢找到更合適的節奏。那一天，開啓了我的“DJ生涯”。

“回到未來”的錄音時段多半定在中午，我總是從家裏踩腳踏車去仁愛路三段的“中廣”大樓，十分鐘就到了。藍傑每次都會買兩個便當等我一起喫，我們就坐在安靜的播音室裏喫飯閒聊，喫飽才上工。有一次錄音，正說到關節處，一個排骨飯味道的飽嗝湧上來，我努力要把它壓下，一句話憋到一半變成牛鳴。藍傑撲哧一笑，倒帶重來。於是我知道：上節目還是儘量別喫太撐，萬一是現場直播就糗大啦。

在藍傑節目當了好一陣子特別來賓，披頭士之後，又陸續介紹了滾石（Rolling St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做過一系列藍調溯源的專題，還有萬分艱難的鮑勃·迪倫（Bob Dylan）。滾石介紹告一段落那天，藍傑問我接下來還想介紹誰呢？該輪到迪倫了吧。我嘆道，迪倫很難哪，恐怕得給我半年來準備。一旁的錄音工程師翻了翻白眼說，哼哼，半年？大概不夠哦。我被他這麼一激，當場決定非做到不可。

若要“攻讀”迪倫大量用典、雅俗混搭的詩句，唱片裏沒有歌詞，“聖經”只能是母親珍藏多年，收錄他歷年歌詞、詩作、素描的精裝大書《鮑勃·迪倫圖文作品輯》（Writings and Drawings of Bob Dylan），遇到讀不懂的字詞，便得翻查《大英百科全書》、《美國當代俚語俗語辭典》。至於字典查不到的時代掌故，還得翻閱四五種版本的迪倫傳記。對付迪倫那些繁複晦澀的詩句，我也不可能在節目裏逐字詳解變成“搖滾英文教室”，索性自費影印歌詞，聽衆把回郵信封寄到電臺，我就奉送一份“講義”。每個月，我都會抱着那一大冊《鮑勃·迪倫圖文作品輯》到對街便利商店一頁頁縮小複印，剪貼完稿，拼成雙面A3尺寸，再回去印幾十份，一一折好裝封投郵。當年做這些絲毫不累不煩，只覺得能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私心喜歡的音樂，是最最快樂的事。

廣播的魅力與風險

那年頭的聽衆也很夠意思。廣播聽完，心情激動，於是專程去文具行買信封信紙郵票，寫下洋洋灑灑的收聽心得，出門找郵筒寄出，然後天天守着收音機，期待主持人會提到自己的名字──這樣的場景，如今早被email和網絡留言板取代。然而當年家用傳真機尚不多見，網絡更是聞所未聞。除了現場“叩應”，信封信紙就是你和“收音機裏那個人”唯一的互動渠道了。

“中廣”畢竟是電臺霸主，臺澎、金馬，甚至福建沿海都聽得到“青春網”，聽衆回信也來自四面八方：中學女生常把信紙折成花裏胡哨的立體工藝品，我拆讀之後永遠折不回原樣。準備聯考的高三男生密密麻麻寫了四五張信紙痛陳教育體制的扭曲與不義，彷彿我是世間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一次重感冒，我請聽衆原諒自己講話甕聲甕氣，東部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竟親手織了圍巾寄來。還曾經收到一封監獄來信，薄薄一張十行紙，字跡工整，稱讚上星期節目放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受刑人寫信大概有字數限制，內容很短，段末還有典獄長之類的審批印章。我努力想象那人在監舍喫完牢飯，扭開收音機凝聽老搖滾的畫面。那個星期的節目，我又特別送了一首亨德里克斯的歌給他——但願我播的是他翻唱迪倫的名曲《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一定有辦法逃出這裏”，小丑對賊說“這裏太混亂，我再也喫不消”……

這些來信，讓我初次窺見了廣播這一行的魅力與風險：原來我在節目裏放的歌、說的話，真的會對素不相識的人產生不可預期的影響。想想那些十六七歲的孩子熬夜寫的長信，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我也才十九歲，卻驟然感受到“公器”兩字沉甸甸壓在肩頭──雖然我的初衷，只是想放放老搖滾過把癮而已。

生平僅有的正式“播音員訓練”

我始終夢想能擁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節目。大二暑假報名參加“青春網”DJ儲訓班，學會操作“八控”所有的播音機具，包括那座巨大的盤帶機。後來屢獲金鐘獎的袁永興那時也還是大學生，是一起受訓的“同梯”。如今名滿天下的吳建恆當時初出社會，考進“青春網”擔任節目助理，待遇菲薄，工作卻很辛苦，真的是“從基層幹起”。

那個夏天，是我生平僅有的正式“播音員訓練”。上完所有課程，每個學員都要錄一輯自制節目作爲期末驗收，交給資深DJ羣評分。儘管我結訊成績名列前茅，“中廣”長官考慮母親身爲總監仍宜“避嫌”，終究沒有讓我“扶正”當主持人。“自己的節目”這個夢想，還得再等好幾年才能成真。但當年學的那些本事，還是很受用的。

彼時“青春網”借鏡美式廣播風格，力求生動活潑的“臨場感”，最忌逐句唸誦廣播稿，更忌言不由衷的熟詞套語。我們學到廣播的大敵是“死空氣”（dead air）──寂靜無聲的“冷場”。電臺從開播到收播，中間絕不能出現超過五秒鐘的“dead air”。事實上，幾乎所有稍微像樣的電臺都有自動防止“dead air”的機制，萬一“冷場”秒數超過設定上限，播音系統會自動插播音樂，工程部則不免兵荒馬亂，檢查直播器材是否出了問題。

“防冷場”是每個DJ的本能，內行DJ都會利用歌曲前奏、間奏、尾奏插入口白，避免dead air趁隙而入。我們學會在播歌同時切換耳機頻道，計算下一首歌的前奏與間奏秒數，務求開場口白剛好收在演奏完結、歌聲初起處。若歌曲沒有前奏（DJ行話稱爲“cold”，我總有“冷不防”的聯想），也可以利用前一首歌的尾奏介紹下一首歌，或者挑一段襯底音樂作爲過場。一旦駕輕就熟，接歌、插話，都可以和呼吸一樣自然，一段短短的口白便可以製造懸念、煽動情緒、轉換氣氛。這些技巧現在未必稀罕，當時卻很新鮮，在“青春網”之前，只有講英文的ICRT聽得到這種風格。

當年的訓練，讓我和許多同行一樣，養成了“防冷場”的本能。即使出了錄音室在人前講話，也無法容忍一兩秒鐘的空隙，總有出聲“填補”的衝動。幸好稍有自覺，總算沒有變成社交場合愛插嘴又滿口廢話、習慣自言自語的傢伙。

“大樹下”的電臺

節目做得多了，我也嘗試體會廣播這門媒體的特質。我發現“聽廣播”常常是私密的“一對一”經驗，許多人開着收音機只爲驅趕寂寞，所以我想，或許可以試着營造“促膝密談”的氣氛，精心掌握“你”、“我”、“我們”這些詞的落點。廣播沒有視覺刺激，一切全憑聲音，所以一段節目要傳遞的信息量必須精準拿捏，不可貪心，“松”一點，效果或許更好，語速也宜放慢。初做節目，一緊張就愈講愈快，唯恐準備的材料用不完，後來連自己重聽都不免喫力，於是必須在筆記本寫下斗大的“慢”字自我警惕。我發現，自己覺得“慢”的時候，聽起來反而剛剛好。

我還發現，廣播聽衆有太多遊離的“過路客”，他們無所謂現在是誰主持、正在進行什麼主題，只要音樂不難聽，主持人聲音不討厭，他們便可能逗留在這個頻道。節目進行的每一秒鐘，都可能有“新客人”轉進來，你得盡全力留住他，不讓他轉檯，而這並不簡單。於是即使進行的是連續好幾輯的主題，我也假定每次至少有一半聽衆是初次收聽的“新客人”，這樣做起節目，口氣就不一樣了。廣播跟任何媒體一樣，絕不能“關門自爽”，我覺得這樣的認知，也是播音員對待聽衆的起碼“禮貌”。

大三那年，於婷也邀我在她的節目開單元。與藍傑溫和持重的主持風格相反，於婷走的是“豪爽”路線，很有“大姐頭”的霸氣──我見過她在直播室放着撼天動地的搖滾，單腳脫了鞋盤坐在旋轉椅上，披着一頭亂髮，聚精會神拿一把小剪刀對付分岔的髮尾，表情肅穆，彷彿那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事。

有一天，我放羅德·斯圖爾特（Rod Stewart）的《瑪姬梅》（Maggie May）。於婷關上麥克風，跌入回憶，絮絮跟我說起當年她還是個小太妹，翹課和姐妹淘在Pub閒混，雙腳翹在牆上，仰天噴煙，百無聊賴，店裏喇叭震天價響，放的便是這首歌：“起牀了，瑪姬／我有話非得跟你說／已經九月底／我真的得回學校了……你引誘我離家出走／只爲拯救你的寂寞／你偷走我的心／那痛苦讓我難以承受……”

還有一次，我提到披頭士名盤《花椒軍曹》（Sgt. Pepper）當年在唱片中央那圈溝槽暗藏了一段奇怪的拼貼音效，有人言之鑿鑿，說反過來“倒放”會聽到一句髒話，但那段音效在美版唱片是找不到的。於婷聞言大爲興奮，決定追求真相──畢竟是“中廣”，資料室竟讓我們找到一張一九六七年日本東芝印行的原版唱碟，膠盤還是紅色的！盤況奇佳，看似很多年沒人拿來播了。我們把那段音效用唱機轉錄到盤帶，再把那段盤帶剪下、兩頭反貼，七手八腳弄了一個多鐘頭，終於聽到傳說中的“魔鬼密碼”。老實說，效果誠然十分詭異，但很難說是不是髒話……現在若用電腦軟件，兩分鐘就能完成這樁工程，卻少了當年“動手做勞作”的樂趣。

“中廣”資料室曾經珍藏成千上萬的原版唱片，那是好幾代人的積累。後來電臺拆遷，那些唱片整批論斤賣給了資源回收業者，一張不留。其中一部分流落到牯嶺街和光華商場的舊書攤，剩下的或許都拿去填海了。早知如此，我當年該把那張日版《花椒軍曹》暗幹回家纔是……

一九九三年畢業入伍，“青春網”也因電臺政策改變，節目大幅調整，苦撐一陣，仍然忍痛收攤，我的“廣播生涯”中斷了兩年。退伍初出社會，我又在“臺北之音”李文瑗“臺北有點晚”開了每週介紹搖滾的單元，仍然會收到聽衆手寫的來信，彷彿“青春網”的時代並未終結。一九九八年，我總算擁有“自己的節目”，卻只做了兩個多月。那是一個叫“大樹下”的電臺──“水晶唱片”老闆任將達不知如何說服了一家原本走“草根賣藥”路線的地方電臺老闆，糾集一羣熱血青年，把它搞成一個全天候播放搖滾與另類音樂的電臺。這事情實在太夢幻，果然也因廣告業務欠佳，這場實驗三個月便被迫結束，我的節目自然也告吹了。

“有沒有認真，自己知道”

後來陸續在幾個地方開單元，延續“青春網”時代的“寄生”模式，直到二〇〇二年，才終於在News98有了每個週末屬於自己的兩個鐘頭。只做週末節目，其實有點兒像是電臺的“化外之民”：週一到週五是廣告業務兵家必爭的時段，週末節目的廣告，則多半是周間時段的“搭贈”，收聽率壓力相對也小一些。我做節目這些年，從來沒有遭受“業務配合”壓力，電臺長官也從未乾涉我的節目內容。能在擁擠的空中找到安身的角落，放愛放的歌，說想說的話，訪想訪的人，這實在是我的幸運。

即使在“青春網”結束多年之後，仍有好幾位初識的朋友告訴我，當年他們如何把我的廣播單元逐周錄成卡帶編號珍藏，甚至拷貝一份放在學校音樂社團，當成大家“自修搖滾史”的教材。這樣的故事到了二十一世紀，竟又改頭換面重來一次：這幾年，開始有對岸樂迷逐期蒐集我的節目錄音，通過網絡社羣分享同好。前不久，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相告，他在一場音樂節的攤位上竟看到有人把我整年份的廣播節目逐輯錄下，燒成“私釀版”（bootleg）光碟擺售。老實說，還真有點兒“受寵若驚”──“入行”這些年，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講的話、放的歌，竟會用這樣奇特的方式，傳播到無從想象的遠方。

從十八歲暑假第一次在“回到未來”放披頭士算起，我的“播音員生涯”，竟已佔據一半以上的人生篇幅，眼看還要繼續下去。然而每在播音臺坐定，戴上耳機，“播音中”紅燈亮起，興奮期待之情，仍會油然升起──我從未厭倦這份工作，或許正是因爲我從來不曾把它當成一份工作。於是倏忽二十多年，心情始終帶着“業餘”的輕鬆。然而，母親說過的那句話，我也始終沒敢忘記──“有沒有認真，自己知道”。

二〇一〇

按：二○○五年藍傑因淋巴癌辭世，得年五十五歲。當時我便默默告訴自己，要好好寫點什麼，記下印象中的“青春網”和我所記得的廣播這件事。如今終於成篇，我竟已是她當年帶我入行的歲數了。謹此對那位帶我走上這一行的領路人，聊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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