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耿飈和蔡文治：相逢一笑泯恩仇

羅瑞卿,四川南充人,1906年出生;蔡文治,湖北黃岡人,1911年出生。他們雖是黃埔軍校校友,但當羅瑞卿在武漢上黃埔軍校第6期時,蔡還是武漢第二中學的一名高中生;而當蔡文治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適逢“九一八”事變憤而回國轉入黃埔軍校第9期就讀時,羅瑞卿正在紅軍中轉戰贛南閩西。因此,他們此時毫不搭界。

耿飈,湖南醴陵人,1909年出生,13歲就到水口山鉛鋅礦當童工,1930年參加紅軍。此時,他和蔡文治也不搭界。

後來,他們的人生軌跡曾經有過三次交集。

第一次:羅、耿和蔡對坐在北平軍調部的會議桌邊

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1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並達成《關於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

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是履行停戰協議的機構,受周恩來、張治中和馬歇爾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領導,設立三個委員,即中共方面的葉劍英、國民黨方面的鄭介民和美方的饒伯森。三方各設參謀長一人,並設立了六個業務處。羅瑞卿被任命爲中共方面的參謀長,國民黨方面的參謀長是蔡文治,美方的參謀長是海斯克。中共方面除葉、羅外,還有顧問饒漱石、滕代遠、徐冰。祕書長是李克農。爲了執行任務方便,中央軍委特別授予了參加軍調部工作的人員軍銜。葉劍英、羅瑞卿、滕代遠、饒漱石爲中將;耿飈爲少將,任中共方面的副參謀長兼交通處處長。

1月14日,耿飈乘美國飛機到承德,將時在承德、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的羅瑞卿接到北平,履行參謀長的職務。

此時,國共雙方雖然簽署了停戰協議,但國民黨方面又堅持將東北除外,並進一步調動軍隊,蓄意在東北放手大打,同時準備發動全面內戰。羅瑞卿等人的任務便是用談判桌上的鬥爭,來配合戰場上的鬥爭。由於國共雙方立場尖銳對立,執行軍調部的任務便離不開吵架,而美方則袒護國民黨,拉偏架。

耿飈向羅瑞卿介紹了他代替羅瑞卿參加的第一次參謀長會議,與國民黨方面的參謀長蔡文治在會議上爭吵的情況。蔡發言罵解放軍爲“共匪”;耿飈則回敬他,稱國民黨軍爲“蔣匪”。雙方爭得臉紅脖子粗。

羅瑞卿到北平後就接着同蔡文治吵。羅瑞卿回憶說:“在執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開會,亦就是天天吵架。”“吵架”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往哪些地區派執行小組。中共方面希望將小組派往國民黨集結重兵的地區和準備進攻的地區,以便制止其進攻;而國民黨方面則表示反對。反之,國民黨希望將小組派往共產黨在軍事上佔據有利形勢的地區;中共方面則表示反對。二是交通問題。國民黨方面爲了加緊運兵打內戰,主張立即恢復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復交通必須以全面停止內戰爲前提。羅瑞卿到北平後,耿飈的工作即轉向交通方面。三是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反停戰協定,然後派由三方人員組成的執行小組赴當地進行調查。一年多的時間內,先後共派出了36個執行小組,地域北達吉林,南至廣州。他們把在北平的“吵架”擴展到了全國各地。

這些小組如果派到解放區,國民黨的成員便千方百計蒐集情報;如果派到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就組織一些地痞流氓和“還鄉團”向共產黨成員“請願”進行挑釁,有時甚至毆打中共方面的人員。於是,中共方面即據理抗議,而國民黨方面則推諉抵賴,最後則不了了之。

2月20日,在北平就發生了由土豪劣紳組成的“河北難民返鄉請願團”1000餘人衝進設在協和醫院的軍調部中共辦公室搗毀門窗玻璃、砸毀桌椅板凳的事件。羅瑞卿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義正詞嚴地抗議國民黨縱容特務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的暴行。

對這些爭吵,羅瑞卿回憶道:“他們誣衊我們違反停戰協定,我們據理駁斥、反擊。我們如實抗議他們違反停戰協定,他們蠻橫狡辯、抵賴。他一篇,我一篇,美國人一篇,都是針鋒相對,越吵雙方距離越遠。美國人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是偏袒國民黨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問題上裝作公正的樣子,企圖欺騙我們上當。開會,吵,再開會,一遍又是一遍,一場接着一場,如此翻來覆去,週而復始,沒有終了。”

這種“爭吵”留下了許多脣槍舌劍的記錄,其中讓羅瑞卿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和蔡文治的交鋒。在一次會議上,羅瑞卿說,狡辯改變不了事實。蔡文治說羅這話侮辱了他,要羅道歉。美方參謀長海斯克覺得莫明其妙。蔡便向海斯克解釋:中國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一些偏旁部首有特定的含義。“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羅這樣說是對他的侮辱。翻譯爲譯這個英文中沒有的“偏旁部首”吭哧了好一會兒,最後,在精通英語的蔡文治啓發下,譯成了“構成文字的部件”。海斯克好不容易纔弄明白了蔡文治話的意思,然後聳聳肩膀說:“你們的中國字實在是神奇莫測。”然後,要求羅略表歉意。羅聽了蔡自動對號入座的解釋,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克又轉而對蔡說,羅用的是第三人稱,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還是接着開會。蔡又不幹,於是休會。之後因美方堅決要求,又無條件復會,這件事便不了了之。

羅瑞卿 (右一)、葉劍英 (左一)、李克農 (後排右二) 等軍事調處執行部成員與國際友人合影下載原圖

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陸續把軍隊從後方向內戰前線運送,並從2月開始向東北民主聯軍大舉進攻,在關內向各解放區頻繁騷擾,造成“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局面。全面內戰的陰雲越來越濃,國民黨在北平等地與中共人員的摩擦也日益加劇。

4月3日凌晨3時許,解放報社和新華社北平分社的駐地宣武門外方壺齋21號、《解放》報的發行處西四三道柵欄41號、第十八集團軍駐北平辦事處籌備處駐地西城區前京畿道12號(葉劍英的軍事顧問滕代遠住於此地,此地亦稱滕公館)幾乎同時遭到國民黨軍隊、警察、憲兵、特務的搜查,藉口是查戶口和查違禁物品。解放報社負責人錢俊瑞等數十人被捕,其中張鴻烈被抓上警車時,手指被車門擠傷,住進了醫院。

葉劍英聽到消息後,立即召集羅瑞卿、滕代遠、李克農等緊急開會,研究對策。會議決定由葉劍英起草致美方委員饒伯森和國民黨方面委員鄭介民的備忘錄,給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戰區長官孫連仲和北平市市長熊斌的電報,並將這些文電公佈於世,同時迫使饒伯森、鄭介民也採取行動。滕代遠召集記者招待會並去找李宗仁、孫連仲、熊斌提出抗議;羅瑞卿和宋時輪到北平市公安總局要他們道歉、放人。

4月4日,羅瑞卿和宋時輪首先去醫院慰問了張鴻烈,然後驅車來到公安總局,慰問被捕者,並讓警察去把局長陳焯叫出來予以嚴厲訓斥。在舊中國,警察要比軍隊小三輩兒,陳焯這個局長在這兩位佩戴軍銜的將軍面前不得不承認有錯。不一會兒,葉劍英、滕代遠又迫使熊斌和他們一道來到公安總局,要熊命令陳焯道歉、放人。隨後被釋放的全體人員乘坐卡車,沿途高呼“反對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等口號,回到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駐地翠明莊。

4月間,羅瑞卿乘美國飛機到延安向毛澤東報告工作。當羅瑞卿彙報到在軍調部三方開會盡是吵架,國民黨代表不講道理時,毛澤東說:“什麼叫道理?你想要講的話就是道理。他們不講道理,我們講道理。”聽毛澤東這麼說,羅瑞卿便把他同蔡文治關於“狡辯”的爭論說了一遍,毛澤東聽後大笑。當羅瑞卿彙報到軍調部有些同志擔心做不好工作,怕影響全局時,毛澤東鼓勵說:“你們儘可放手工作,影響不影響全局,不在軍調部。”對今後工作,毛澤東指示,要堅持實事求是,對國民黨的假報告,要堅決頂回去。聽了毛澤東的指示,羅瑞卿進一步增強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6月26日,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以30萬軍隊分四路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羅瑞卿、耿飈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出軍調部返回晉察冀,羅瑞卿任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耿飈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兼野戰軍參謀長,轉戰於華北大地。蔡文治則到南京任國民黨陸軍總部副參謀長。

1947年6月, 晉察冀野戰軍成立, 羅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員, 楊得志任司令員。圖爲野戰軍領導人合影。右起: 耿飈、羅瑞卿、楊得志、楊成武、潘自力下載原圖

第二次:羅瑞卿和蔡文治隔海注視長白山區

1948年初,美國政府見蔣介石大勢已去,美國中情局在中國的頭目肖太滋便到南京與蔡文治聯絡,策劃組建“自由中國運動”組織,又稱“第三勢力”。初期,蔡文治由於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任職,不便公開,於是派其妻與肖太滋聯絡。1949年初,蔣介石被迫下野。當解放軍迫近長江沿岸時,在一次國防部緊急會議上,蔡文治與湯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長江問題發生嚴重爭吵,憤而離職,避居香港。在香港,蔡文治與肖太滋接上了頭,繼續籌劃組建“第三勢力”。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自由中國運動”組織,網羅了胡適、于斌、許崇智、張發奎等人,並以“華東公司”爲掩護,糾集國民黨在港黨政軍上層人物,積極招兵買馬。張發奎等人並未進行實際活動,但蔡文治在朝鮮戰爭期間參與了美國策劃的對華暗戰。

1952年8月,公安部發現長白山地區有敵人空投的特務在活動,立即一面發動羣衆,嚴加盤查、防範,一面組織力量進山搜捕。9月20日,美國間諜飛機空投一個化裝成志願軍的特務,被羣衆扭送到安圖縣一派出所。經審訊,知其名叫李英軍,曾在國民黨軍中當過團長,逃到香港後參加了“自由中國運動”的特務組織。這個組織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支持下組成的,其領導人是蔡文治,也就是羅瑞卿、耿飈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談判對手,國民黨方面的參謀長。

據李英軍交代,他此次由日本空投長白山,是以觀察員身份來檢查7月13日空投的文世傑(原名張載文)隊與特務李麟閣建立遊擊基地的進展情況的。他完成任務的時限爲一到一個半月。他返回日本有三個途徑:一是“空路”,即用飛機來接;二是“武路”,即從海上走;三是“榮路”,即從香港走。他還招供,沈衡年隊的五名特務將於近期空投到長白山區。

10月間,吉林省公安廳組織力量進山清剿。10月4日,全殲沈衡年隊,活捉沈衡年與電臺臺長等人。10月31日,全殲文世傑隊,活捉隊長張載文和電臺臺長牛松林等人,擊斃一人。審訊中,張載文、沈衡年均供認,他們是由蔡文治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派來的,任務是“長期生存潛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直接領導張載文的美國上校愛·斯考特·馬丁對張說:“你們的任務是開闢交通線,不久還會派更多的人來。”

爲了進一步弄清美國間諜機關的戰略意圖,羅瑞卿同意東北公安部門利用李英軍、張載文、沈衡年及其電臺,設法調動美國飛機前來空投,以將敵機擊落,給敵人以狠狠的打擊。

11月初,美特上鉤了,空投了空取架。11月22日又來電,決定在29日零時派飛機來空取李英軍。當日夜,當美機到達空取場上空時,公安部門即按美特要求,點燃場地信號,啓用前幾天美機空投的空取架,引誘敵機降落。就在敵機向空取架低飛接近的瞬間,槍炮齊發,飛機被擊毀,美國間諜唐奈和費克圖被活捉。

當羅瑞卿聽到這一捷報時,高興地說:“八路軍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我們用土辦法打下了洋飛機,好得很!”

1946年,羅瑞卿和蔡文治曾在談判桌上面對面地較量。到了20世紀50年代,在隱蔽鬥爭戰線上,他們又進行了較量,但雙方已不是面對面了。

第三次:相逢一笑泯恩仇

新中國成立以後,耿飈長期從事外交工作。他“重新穿上軍裝,從事闊別已久的軍事工作”,出任軍委祕書長是在1978年8月羅瑞卿逝世以後,他是接的羅瑞卿的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羅瑞卿同志也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

我和羅瑞卿同志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相識了。那時他是紅四軍的政委, 我在紅三軍九師任參謀長, 我們一起參加了中央紅軍東路軍東征漳州的作戰會議。以後, 在中央蘇區, 長征路上, 我們都並肩戰鬥過。

在軍調部, 我們也曾一道工作。特別是在晉察冀野戰軍和十九兵團, 我們更是長期合作指揮部隊浴血奮戰, 一起出生入死, 共同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在工作中, 我們不僅配合得很默契, 合作得很融洽, 而且, 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作爲一名政治委員, 羅瑞卿同志善於抓部隊的思想建設和黨務工作, 對工作有強烈的責任心, 處理問題一貫堅持原則。他秉性剛直, 對錯誤的人和事, 從不徇私姑息, 批評起來很嚴厲, 但是從不記老賬, 犯錯誤的同志改了就好。這是他光明磊落, 剛正不阿的人格表現。他才思敏捷, 活力洋溢, 擅長講演宣傳, 還會寫文章、演戲, 是位出色的宣傳家和政治鼓動家。 ……

十年動亂中, 他受到了林彪、 “四人幫” 殘酷的迫害。但是, 即使身陷冤獄, 他仍然保持着對黨和革命的無比忠誠, 保持着他那剛正不阿的高尚情操, 利用一切機會與林彪、 “四人幫” 作堅決的鬥爭。

粉碎 “四人幫” 後, 他任軍委祕書長,協助小平同志和幾位老帥處理軍委工作, 抓軍隊建設, 做出了很大成績。但是, 在 “文革” 中受迫害時留下的腿疾折磨着他, 經中央批准, 他去國外治療。出國前不久, 他還到我家中和我交談。不料, 半個月後, 我正在國外訪問時, 突然傳來了羅瑞卿同志逝世的噩耗。

當時,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我真希望那條報道他逝世的電訊是由於某種差錯造成的, 就像以前在戰場上幾次誤傳他 “身亡” 那樣。

然而, 當我結束訪問, 匆匆飛回北京,面對黨旗下覆蓋着的他的遺體時, 纔不得不接受了這個嚴酷的事實。

因此, 當我坐在中央軍委祕書長的辦公室內, 羅瑞卿同志坐過的那張椅子上時, 我們一道工作, 共同戰鬥的歷歷往事, 不禁一一浮現在眼前。

1980年6月,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的耿飈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訪問。此時,蔡文治已定居美國多年。他雖然加入了美國國籍,但不忘故土,思鄉情切,心懷祖國。

耿飈到美國後,蔡文治和夫人吳佩琪盛情邀請耿飈和他的夫人趙蘭香到他們家做客。耿飈和蔡文治終於握手言歡,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們可以想見,此時此刻他們都會憶起羅瑞卿這位故人。

回國後,耿飈向葉劍英轉達了蔡文治對他的問候,並建議邀請蔡文治夫婦來華訪問。

1980年10月,蔡文治夫婦應邀訪華,受到葉劍英、徐向前等人的親切接見。耿飈也請蔡文治夫婦到家裏做客。

後來,蔡文治數次回國,併到各地觀光訪問,對中國共產黨的成功領導深感欽佩,爲祖國經濟建設的進步,人民生活的安定感到慶幸。

此時羅瑞卿如果仍然健在,同蔡文治也是會相逢一笑泯恩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