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商業週刊》最近有篇調查報道，“The U.S. Is Purging Chinese Cancer Researchers From Top Institutions”，講美國的科研領域裏出現了一場針對華人科學家的“清洗”。

這些頂尖的科研人員來自中國大陸，大多在美國留學工作多年乃至已經入籍美國成爲美國公民。

以前這不是什麼問題，但在如今詭異的形勢下，中國出身的背景成爲他們的原罪，而他們和中國國內科研機構進行的再正常不過的學術交流則被視爲是對美國不忠的表現。

雖然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跡象和信號表明美國社會大環境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生着變化，但這篇報道讀來仍然讓人有後背發涼之感。

報道的主角，曾擔任得州大學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終身教授的著名科學家吳息鳳，在遭受了停職的不公正待遇之後已經在今年1月辭職回國工作，當時媒體廣泛報道過這件事。

這次吳息鳳教授大概是出於不想讓事態擴大的原因婉拒了彭博的採訪，但彭博的記者還是採訪到了吳教授在美國的十多位同事，並且依據得州的信息公開法案調閱了大量公文。

通過這些信息還原出了FBI和美國國家衛生院(NIH)對吳教授的調查經過，許多首次披露的細節很值得玩味。

安德森中心在全美癌症研究領域排名第一，吳教授本人更是大牛，發表過500多篇論文。

但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正是她傑出的科研成就讓她被FBI鎖定成爲了調查的目標。

從2017年夏天開始，FBI多次要求安德森中心提供至少23名科研人員在之前五年的所有工作郵件和其他一些網絡賬戶的使用情況。

一開始FBI還會先從法院申請傳票，但後來幾次連這個程序都省掉了，因爲安德森中心幾乎是無條件主動配合，自願向FBI提供任何對方想要的信息。

再後來，FBI把調查目標縮小到了4名有中國背景的科研人員，挨個上門對他們問話。其中一名科研人員說，其實基礎科學領域沒有任何祕密可言，因爲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終都會公開發表。FBI的探員顯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兩個小時的問話也沒有涉及太多“間諜”或者“泄密”之類的話題，相反更像是一次關於“對美國是否忠誠”的靈魂拷問。

探員問的問題包括：“相對於幫助美國治癒癌症，你曾經、或者現在，是不是更願意幫助中國？”

這其實已經很有思想治罪的意味了。一個人連內心的想法都要被盤查，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這一波的調查沒有查出什麼結果，於是在2018年6月，FBI開始把調查重點放在了這些科研人員在日常工作中的合規問題。

這樣一來，吳息鳳教授就被他們找到了把柄。

MD安德森內部的調查發現，吳教授和另四名科研人員在處理申請經費的材料時，曾經請資歷比較淺的部門同事幫忙下載文檔、打印材料、起草原稿。

從原則上來說，這些做法確實是不合規的，違反了相關的保密規定。

但是，從情理上來說，科研人員時間寶貴，不可能事事親爲去做這些雜事，所以請初級研究員幫忙處理文書工作原本就是通行的做法。不光是在MD安德森、在任何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研究機構裏，所有人都是這麼做的。

所以彭博爲吳教授叫屈，文章寫道，“這是過錯嗎？也許是，但絕不是可以掉腦袋的死罪。”

另外一些所謂的把柄同樣也都是如此。

比如說吳教授沒有如實彙報與自己有合作關係的中國科研人員的名字和他們所屬的機構。但事實上，很多與吳教授有合作的科研人員都是MD安德森的訪問學者，他們所屬的機構也不是什麼祕密，在他們公開發表的論文裏都有註明。

這些調查雖然沒有找到能起訴吳教授的證據，但認爲她有“暗中幫助中國進行癌症研究”的行爲，而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這就是對美國的不忠。最終MD安德森決定讓吳教授休無薪假並等待進一步的處分。

爲什麼MD安德森這麼聽NIH的話呢？因爲NIH手中有鉅額的科研經費，每年撥給MD安德森用於癌症研究的就有一個多億美金。

那之後，吳教授果斷辭職，現在已經回國擔任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職務。

所以有美國學者不無痛心地諷刺說，“美國輸給中國的，只有我們在吳息鳳身上所作的投資。”

過去兩年，FBI已經多次在各種場合，要求所有的公司、大學、醫院在和中國打交道時要保持格外的警惕。

所以吳息鳳教授的遭遇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我看到一個統計，過去18個月，已有10名華人或中國僱員從MD安德森中心退休、辭職或“被休假”。

彭博那篇報道直接用了“清洗”這個詞——把中國人從癌症研究領域、從科研領域清洗出去。

但這樣的清洗其實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恰恰違背了特朗普自己奉行的“美國至上主義”。

拿吳教授來說，她今年56歲，但是在MD安德森中心已經工作27年，把一生最好的時光都奉獻給了美國，已經可以說是一個美國人。

像她這樣在美國工作然後落地生根的中國人還有很多很多，原本這些人都是美國寶貴的財富，但現在美國人等於拱手把他們送回給了中國。

對中國人來說，這也算是一件好事。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當原本再正常不過的學術交流被美國人看成是背叛了國家利益，科學工作者被逼着做出選擇，國與國之間的科研合作被中斷，其實中國人同樣也是受害者。

比如說癌症，地球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每年奪走1000萬人的生命。中美兩國都是癌症大國，每年中國新增癌症病人幾百萬人。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大兒子，幾年前因爲癌症去世。

之後拜登大力運作，最終美國政府在2016年啓動抗擊癌症的“登月計劃”，希望用5年的時間完成原本需要10年的研究，促進跨部門、跨學科、多行業的合作，推動癌症研究的快速發展。

以“登月”來命名，既表明任務艱難，但更象徵遠大的雄心。

這個項目有一句著名的口號，叫“Cancer knows no borders”，癌症無國界。因爲要實現治癒癌症這個偉大的目標，光靠美國一個國家畢竟勢單力孤。

事實上癌症研究在這十多年以來已經是一個非常全球化協作的領域，吳教授所工作的MD安德森也和中國許多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

如果這些合作中斷，原本的國際協力變成各國自己的單打獨鬥，效率恐怕會受到影響，這將是整個人類的損失。

記得2016年特朗普當選上任，很多人天真地說，美國不管選出什麼總統都不會出大問題，有那麼多力量的制約，特朗普不可能任意胡來。

當時我就說，這個想法太天真了。因爲特朗普這樣的人位居高位之後，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他的示範效應，他日復一日的言行會煽動仇恨、改變人心、進而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這幾年的一切變化其實都在印證這一點。

今年4月，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一次活動上向中國大潑髒水，說中國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竊取美國的科技創新成果，還暗示每年在美國工作和學習的13萬中國學生學者都可能參與其中。

很顯然，美國政府已經對中國人起了戒心和敵意，甚至有了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的心態。

這樣的態勢如果繼續下去，也許不只是出生在中國後來才入籍美國的第一代移民會成爲打擊的目標，恐怕連在美國土生土長的ABC也會受到連累。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美國曆史上禁止華人移民獲得美國身份的《排華法案》，這個法案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勞動者會危害美國良好的地方秩序”。

1882年美國國會在討論這個法案時，有議員說，“華人不管去什麼地方都是無法改變的，因爲他們和其他民族不一樣，只有華人是無法受美國文化影響的。”

種族膚色成了原罪，這就是很典型的racial profiling，種族刻板印象。

美國有一句話叫“driving while black”，指的是美國公路上黑人司機被警察攔下的比例要遠遠高於白人，因爲警察潛意識裏對黑人存在很大的偏見。

現在的情形，則可以形容爲“researching while Chinese”，在美國科研領域裏工作的華人，被懷疑被調查的比例要遠遠高於其他種族。

當然2019年畢竟不是1882年，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不必過度恐慌，因爲美國社會里還存在着非常強大的對於政府的反制和理性的力量。

目前美國各大科研教育機構裏，積極主動配合FBI調查對中國人進行清洗的除了MD安德森中心還有埃默裏大學，後者在今年5月解僱了兩名華人教授。

但除了這兩家之外，其他的機構基本上都不太配合，像威斯康辛大學就曾經毅然拒絕向FBI提供該校一名華人教授的電腦資料。

耶魯、伯克利、斯坦福等衆多名校也都公開發聲明反對這種針對某個特定族裔的調查。

伯克利的公開信裏是這麼說的：

“最近幾周，我們收到了若干次針對華裔教授、以及那些與中國公司和機構有合作的研究人員的負面評論，這些學者被毫無根據地指責是當間諜，或者違背了美國的利益。

我們需要明確的是，此類評論會造成傷害和不信任，是對伯克利大家庭成員的歧視，也違背了我們這個大家庭長久以來奉行的原則。

……

加利福尼亞自身的黑暗歷史教會我們的一件事是，基於國籍出身的無端懷疑，將會造成非常可怕的冤假錯案。

因此我們在此重申，伯克利將會繼續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開放，我們也要求伯克利人繼續讓我們這個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都能感受到被歡迎、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