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彭德怀在吴家花园

作者：刘一斌

来源：人民网

从1959年9月底到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大三线，彭德怀一直在吴家花园住了6年。他的党组织生活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党委副书记伍辉文因此定期前往看望，常委刘子正负责经常性联系照料。在此期间，伍辉文、刘子正与彭德怀常有直接接触，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口中得知了一些具体情况。彭德怀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组织观念很强。他学习勤奋，勤劳简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没有任何架子。不管什么人去看望，他每次都亲自送到门外，等客人上车走远后才回去。这些优秀品质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子正几次向笔者谈及他与彭德怀的接触情况。他在1981年5月14日写信给伍辉文，约其联名撰写回忆彭德怀的文章。伍辉文在16日约石民等知情人回忆，并把党校保存的有关彭德怀的材料交石民参阅整理。18日，伍辉文回函刘子正，并附有石民整理的材料，嘱咐称：“给你提供的材料哪些可用，哪些在公开发表时不宜用原话，我也没有考虑好。我看是否有这样一点须注意一下，即不影响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因刘子正在“文革”中遭康生迫害受到“审查”，迟迟未作结论，文章终未写成。现将二人谈及的情况，择其宜于发表部分综合整理如下，以完成他们的遗愿。

慨然搬家 住进“花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因致毛泽东的一封信，随即在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到错误批判。回到北京后，军队系统在大范围内继续批彭，在此情势下，他已无法在中南海居住。1959年9月底，彭德怀搬到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名曰自修马列主义。为此，彭真、杨尚昆、安子文等前往安置，专门把中央党校的党委常委找到吴家花园，当面作了布置和交代。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遭康生陷害，自身难保，不便与彭德怀接触，没有去。其他在家的常委伍辉文、刘子正、杨志、吴明等全部到场。彭真说：“彭总到党校，请你们带他学习、读书，主要是学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他都经历了，比你们知道的更多，这方面你们还要向他学习。有些问题清理清理，你们与彭总商量研究，订一个学习计划。”彭真接着说：“不要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谁也不敢接近了，都是同志，开诚布公地对待。你们帮助彭总读书，有什么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谈。”

杨尚昆嘱托说：彭总今后暂时安排在党校学习，党的组织生活在党校，看文件和生活问题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虽然他受到批判，可他是我党的老革命。你们要派组织原则强的主要干部担任联络工作，有重要文件及时送收。彭总有什么要求要及时向中央汇报。安子文说：彭真同志说了，你们党校帮助彭总读些书，思想上清理一下，要热情相待，犯了错误能够认真接受教训就好。这件事对常委以外的任何人都要严格保密。伍辉文当场提议刘子正负责联络任务，得到了杨尚昆的首肯。彭真当面叮嘱道：“刘子正同志，彭老总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这里离党校较近，希望你们多照顾着点彭老总，他的党组织生活以后也在你们这儿过。老总要看文件，看各种书籍，希望你们一一给以解决……还有，再请一位讲师，给他谈谈政治经济学。”

随后，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进行了研究。大家表示，帮助彭总读书学习，是中央交给党校的一项任务，一定要完成好，要拟订个学习计划，帮他有选择地读些书。会上选定了两名教研室的负责同志任彭总的学习秘书，帮助他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寻找一些参考材料，定期交谈交谈。确定党委的负责同志要定期去看望彭总，多关心他，大体上每月一次，谈谈心。这一任务自然落在伍辉文的肩上。刘子正已在中央领导面前被确定为联系人，常委会再次予以确认，并要求他经常去彭德怀处看望，了解到有什么问题和需要，及时报告解决。领导的嘱托，党委的决定，良知的驱使，感情的倾向，使刘子正一直倾心竭力地承担着这项不为人所知的工作。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毫不避讳地接触彭德怀，在不干扰彭德怀读书学习和正常休息的前提下，经常去看望他。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他对彭德怀的品格更为钦敬。

生活俭朴 热爱劳动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的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小院，名字虽雅，环境却荒僻，四周除了农田外，便是稀疏的农户。彭德怀的居室是正房，屋里布置简单，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一套沙发外，只有几把凳子，墙上挂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和一张全国地图。彭德怀不喜欢花花草草，便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内种了些庄稼。此外，他还种了向日葵、南瓜、茄子、辣椒等及一些其他瓜果，并在院内挖塘养鱼。他在池塘南边还种了一小块水稻。这种习惯，也是以劳动作为积极的休息，同时有意在做些试验。刘子正每次去吴家花园，见彭德怀干活，就随同一起干，挽起袖子锄地，卷起裤脚下塘，两人边干边聊，相谈甚欢。1961年8月间，伍辉文同刘子正一起去看望彭德怀，特意从党校南院的桃园里摘了些桃子带去。他们进门见彭总正赤着脚，裤腿挽起老高在院子里的池塘边劳动，便一同干起来。彭总指着池塘说：“我们来了以后，同警卫班的同志把池塘里的泥挖了挖，池子里养上了鱼，把池塘的泥做了肥料，种了些瓜菜。我吃不多，可以给警卫班的同志改善生活。”

彭德怀是位刚正不阿、胸襟坦荡的人。几经接触，他觉得刘子正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有时便袒露些心迹，抒发些郁闷。刘子正内心完全理解，深切同情，但只能做些浮浅的安慰，思想上的共鸣则在不言之中。彭德怀初见刘子正时，毫无顾忌地脱口就问：“你相信一亩地能打万把斤粮食吗？”刘子正甚解其意，便间接答道：“我过去在农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亲眼见过。去年杨老（杨献珍）在党校种的麦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一亩地也就打了七百来斤。这是实事求是、可以信赖的产量。”于是，彭德怀亲自种试验田进行验证。据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记述：彭总1959年秋季到了吴家花园后，自己开荒种了两分地的麦子，掏大粪，深翻地，精耕细作。由于担心麻雀吃了影响产量还日夜守护。1960年按收成折算一亩地也才收了700多斤。刘子正自己在党校辟地种麦，虽精心耕作，科学管理，保证水肥，也只打了近700斤。他如实对彭德怀汇报说：“看来，一亩地产700多斤，比较靠谱。”刘子正用事实表态，委婉地支持了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做法。

认真学习 严以剖己

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连续28次。每次他都积极到会，踊跃发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一次谈到物质利益问题时，彭德怀说：“苏联搞物质利益太过分了，我们一点儿不讲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在11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彭总联系实际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表现出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魄力。他说：“左”和右，其实质都会破坏革命成果。“左”超过现实，右是落后现实。纠“左”纠右都不容易，“左”不是无产阶级的正常情况。

另一次，彭德怀同党校一名教员谈到反“左”反右问题时，说：“庐山会议，由于集中力量反右，所以掩盖了一些‘左’的错误。刮‘共产风’，对生产力破坏极大。有些干部，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话，右倾帽子太大，吓死人。”他还联系到历史上的减租减息问题说：“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提出的，在解放战争中就出现了有钱的人不往外借，需要的人又借不到钱。历史时期不同了，同样的政策就行不通了。”

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严格解剖自己。他曾几次主动地向党校的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我现在认识到，我这个人迟早要犯错误的，不犯错误才奇怪，因为我参加革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参加革命前，在我的思想上，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的思想，而且还有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是我强烈的愿望。但是如何才能求得真正统一，我是不清楚的。我没有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前，我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根本改造，仍然用旧观点和旧经验看待新事物。他又说：在旧军队时，我一不搞女人，二不搞钱。我搞政治，别人要搞我，都没有把我搞倒，于是，我产生了自信心，把这种自信心带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错误的。这种自信心带有盲目性。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彭德怀表示：“这个指示很好，很重要，应该好好贯彻。”他还说：“十二条”，最好再加一条，大队干部应该民主选举。根据过去经验证明，由群众自己选出来的人是最可靠的。1962年2月春节时，伍辉文、刘子正去看望彭德怀，又听他说：“自从整社‘十二条’下来后，我的情况改变了。庐山会议时，我只看到‘左’没有看到右。如果没有我的那封信，中央对‘左’的现象也许纠正得会更快，想到这一点，使我觉得惭愧。”1961年3月，伍辉文、刘子正等人去看他时，他正在摘录庐山会议的简报。谈起庐山会议时，他说：“22号前是一个方针，22号以后情况就复杂了。我写的那封信，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使一部分‘左’的问题得不到纠正。这是我感到痛心的。”

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彭德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基于对人民利益的负责，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61年上半年，彭德怀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联系实际讨论时说：“说我对计委提意见是有野心，那倒联系不上。斯大林过去说过，苏联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争取每年最低限度递增14%～15%。我们一年要翻一番，我看达不到。两年，甚至三年翻一番就不错了。”在谈到经济发展的计划性时，他说：“大搞群众运动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一提意见，就随便改变安排，结果计划是一回事，安排又是一回事。采取遍地开花，小型的可以，整个国家生产计划就不能那样。五八年7000万人上山就影响农业，也影响工业。五八年钢的数量不少，质量不行。轻的，薄的，硬的，厚的，我们都不能解决。钢铁质量不好，发展尖端科学也困难。”

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彭德怀说：“这是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他搞了那么多年，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个平衡问题，不过叫有计划按比例更科学更严密。”他还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话不错。但是不能总让它不平衡，具体工作应该设法克服不平衡。工业生产各部门联系很紧密，和打仗不一样，和土改也不一样，打歼灭战行不行得通？”他几次提到，庐山会议时计委有位同志（指贾拓夫）写过一篇关于计划工作中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的材料。他说：“当时这个材料被认为是错误的，没有人看。我认为那个材料很好，现在觉得那个材料还是不错的。”

1961年，彭总在看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的党史讲稿后说：“毛泽东同志领导民主革命这一段是正确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正确的，就是五八年急了一点儿，快了一点儿。人民公社可不可以重点试办？普遍办我看晚一两年，甚至二三年也可以。”

据伍辉文回忆，他去看彭德怀的次数比较多，与彭总谈话、接近比较随便，在接触中深感彭总为人正直，态度诚恳，心地开阔，始终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们见面时，伍辉文主要是听彭总谈。彭总经常自省地说：庐山会议，我那封信起了不好的作用，本来庐山会议是准备纠“左”的，因为我的信，就反右了。我的信影响了及时纠正当时实际存在的“左”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也有压抑不住的心理抗辩，经常说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一是说他“有野心，反对毛主席”。彭总说：我只是有些问题与主席有些不同看法，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二是说他“里通外国”。彭总说：我对苏联很有看法，在石油问题上苏联卡我们，那时我们每年能搞到600万吨油，日子就好过一些。

心系人民 惜民疾苦

彭德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想做一点儿有利于人民的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被当作反面教材受到批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今后有害于人民的事，我一定不做。”当时他还有一句没有写出来的话，那就是“如果我还能做些有利于人民的事的话，我愿意尽力去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多次向党校的领导流露并要求向中央反映，让他到生产大队去劳动和工作。他说：“我干不了一天，就干半天，现在国内外事情这样多，大家那样忙，我这算什么？”“我还有劳动习惯，到大队参加劳动，每天挣五分（工分），自食其力，否则成了高薪阶层。”“老当寄生虫不是办法，尸位素餐，心中惭愧。”彭德怀很想到农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在一个支部做些工作，搞一些调查研究，有什么问题就向中央反映。彭德怀说：“如果中央不同意，还要我在这里，那就把我这里所有的人员撤去，汽车也可以交出去，留下一个看门的和三间房就行了。我自己能劳动，现在有秘书，一个警卫班，炊事员，司机，看门的，人很多余，浪费很大。”他经常表示，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总要做有利于人民和有利于社会的事，决不做寄生虫。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期间，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与附近群众交谈，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他们稻子收成如何，工分挣了多少，工分值多少，生活有无困难，等等。他有时约生产队干部到自己家里聊天，请他们看电视。当有的基层干部向他表示不愿意当干部时，他尽力做工作，勉励他们好好干。附近农民家里的老人死了，他亲自到灵前吊唁。农民家里有病人，他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医生。他还花了五六百元买电线杆、电表、电线，让15户邻居安上了电灯。

由于彭德怀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成年人都亲热地称他为“彭总”，小孩们都叫他“彭爷爷”。多少年过去后，吴家花园周围的群众，一提起他，仍感念不已。

接触社会 实地考察

彭德怀一直想走入社会，实地看看，了解一些基层的情况，修正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1961年10月底或11月初，他想到湖南老家走走。在此之前，他不止一次地同伍辉文等人谈过。他说：老待在这里当寄生虫不是个办法，想向中央提个要求到下边去，到公社，到生产队去看看。他打算先到湖南，再到太行山老根据地看看。他说：我还可以参加些劳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老吃闲饭不是个办法。彭总的想法，几经报告，获得中央的允准。在他动身去湖南时，伍辉文、杨志、范若愚等人去送行。他们先到吴家花园，警卫员说彭总已经走了。他们又急忙赶到火车站。彭总已经上了火车，见他们到来，就从车厢里出来，对他们说：我今天准备走了。这次在党校学习了快两年了，也读了些书。现在想下去走走，到湖南老家看看，到老根据地看看，一方面可以参加些劳动，一方面作些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些情况，供中央参考。

彭总去湖南不到两个月，回到北京后给伍辉文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他到湖南了解了一些情况，准备向党校党委汇报一下。第二天，伍辉文、杨志就专门去看望彭总。彭总说：“农村的情况有些好转，但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吃的不够，有些东西也不好买。”彭总还说：“我在那里的生活还可以，嫂子养了些鸡，每天给我两个鸡蛋吃。”彭总问：“你们以前去过湖南没有？”伍辉文说：“我去过。”彭总接着说：“你们看到的湖南的杉树林、竹林，现在都给砍光了。树林、竹林的恢复，恐怕不是三五年的问题，三五年恢复不了。有些问题我已向中央反映了。”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的一段发言，对彭德怀的触动比较大。他原来准备到太行山也作些调查研究，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表示，现在不能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仍觉得时不相宜，说：“我不愿现在下去，因为现在正是整社期间。去了说话不好，不说话也不好。下去可能会遇到同情的人，当然这部分人很少，但是哪怕是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也应该避免。”

无比钦敬 永为楷模

刘子正在联系和照料彭德怀的岁月里，竭诚尽心。他知道彭德怀并不需要生活照料，而需要在心理和情绪上的慰藉，应帮助其排解政治上的郁闷和心绪上的孤独。其间，杨献珍也受到了批判，被康生污蔑为与彭德怀“一个山上，一个山下”遥相呼应反对“大跃进”运动，因而不便去看望和接触彭德怀。但是，杨献珍对刘子正谈到的一些观点及其流露出的真情实意，常由刘子正与彭德怀畅聊时有意无意地表达出来。可以说，杨献珍和彭德怀两人之间，由刘子正代其互通款曲。如果说伍辉文等人去看望彭德怀是代表党校组织，刘子正则更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说话内容更为宽泛和自由。刘子正切身感受到彭德怀人品的高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事实的尊重，对追求真理的执著，对人民的关心，对党的热爱，称他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对他由衷地钦敬。彭德怀待人真诚，通过接触，对于刘子正对他“亦师亦友亦尊长”的态度，颇有信任感。他们交流无戒忌，如亲朋之信任，如师友之真诚，如同志之崇高。刘子正将彭德怀品格作为终生的学习目标。

1964年1月，刘子正调离中央党校，南下杭州前，特意去彭德怀处辞行。刘子正把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话：“永远学习彭总坚持实事求是、维护真理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刘子正自身难保，但当他听到彭德怀惨遭迫害，最后含冤去世的消息时，悲情难抑，长叹一声：“历史将还他以清白！”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子正才如释重负地说：“老革命终于可以平反昭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