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传统婚礼场景

古代的嫁妆彩礼

士子高中探花的贺喜红灯笼

清明上河图

“剩男剩女”无疑是个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不仅现代随处可见，令家长头疼不已，就是在一千年前的古代宋朝，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从某种程度上讲，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是个“早婚社会”，彼时的男子一般在十四五岁，女子一般在十三四岁就可以考虑谈婚论嫁了。进入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的宋朝社会，虽然女子婚嫁年龄已由“豆蔻年华”（十三四岁）平均推迟到及笄之年（十五六岁），男子结婚年龄也由“束发之年”（十五六岁）平均推迟到“弱冠之年”（二十岁）但是，仍然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剩女”。

难以想象，在市民过着“宋瓷一样精致”小资生活的宋朝；在世界屈指可数、人口过百万、繁华富庶远超前代的东京汴梁与都城临安；在被史学家不吝赞誉为“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大宋王朝，怎么会出现“剩男剩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呢？这无疑引发了世人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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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读书入仕的文官地位最高，可是进士通过率极低，导致了不少青年才俊年复一年地参加“科举考试”，耽误了适龄结婚的大好青春年华，客观上产生了大量的“剩男”。

自从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敲定“重文抑武”、“宰相须用读书”的用人体制和基本调子，宋代文官就受到了空前绝后的重视，更成为万千读书士子孜孜追求奋斗的唯一目标。

当时朝庭的重要官职均由清一色的文官担任，进士出身的文官升迁，要比武将快的多，文官即使犯了罪，也因为有“不杀文人士大夫”的祖制，最多流放发配。当时文官不仅薪俸高，待遇优渥，而且每年假期多，用一句话形容，宋朝文官高薪长假，待遇优厚乐逍遥。也由此在朝野内外逐渐形成了读书求功名的普遍大气候。

有宋一代，文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无人能比，工资收入堪称是历代最高的。据学者统计，它是汉代的十倍，甚至比唐朝和明清高出四五倍之多。

《宋史·职官制》记载，宋代官员的待遇优厚为历朝各代所仅有。其俸禄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请受和添给两类。前者又称请给、本俸，包括料钱和衣粮。后者是本俸之外的补贴，有职钱、禄粟、厨食钱、添支钱、茶汤钱、职田、公使钱、（相当于“车补”的）马料费等。

宋朝政府“重文轻武”，本着优待士大夫的精神，发给文官的各种收入那是相当得丰厚。

如正一品宰相的俸禄，每月有料钱三百贯，每年春冬有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春罗一匹，每月禄粟一百石，人衣粮七十人，每月薪柴一千二百束、炭一百秤，每年盐七石。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宰相，即使没有皇帝赏赐，他的年薪也在10000贯（相当1万两白银）以上，宋代一两银子购买力惊人，按照时价，可以购买到4-8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计算，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924-1848元，换言之宋代一品大员的年薪已经达到1000多万元人民币。

彼时的中高级文官享有荫补权，其子弟、亲戚、门客等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入仕为官。甚至官员身份还可以减免各种赋税；在司法方面，官户按照不同品级享有议、请、减、赎等法外优待；除此之外，一名文官的“带薪休假”居然多达100天（包括旬休36天）。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认为，宋朝末日，之所以有文天祥那么多官员以身殉国、前赴后继，就是因为宋朝对其待遇优渥。

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清赵翼《廿二史劄记》）。

然而为了优中选优，真正遴选出“万里挑一”的治国安邦人才精英，宋朝进士的通过率要远比今天高考低得多。

譬如公元1002年，应试者只有1.5%（14562人中219人）被赐进士功名；而公元1109年的比例上升至10%（即7000人中有731人），南宋时期的比例平均在6.5%左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

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莫大诱惑之下，不少未婚男子坚持获取功名后再娶妻，这样无形之间就带来了“剩男剩女”等许多社会问题。

宋朝士子孙复考进士一直未中，熬到了不惑之年仍然未娶妻，后来宰相李迪将其弟弟之女嫁给他，才结束了他可怜巴巴的“单身狗”生涯。

赵匡胤剧照

古装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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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朝鲤鱼跳龙门的“金榜题名”，带来的名利双收、前程似锦相比， “十年寒窗苦”、“大龄未婚青年”的白眼压力，那都根本不算一回事儿。

在宋代，金榜题名带来的功成名就、榜下捉婿等一系列“潜在利好”，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婚姻市场。要知道科举入仕，功成名就之后便是平步青云的锦绣前程，即便年龄大了一点，可是什么样的妙龄妻子娶不到呢？

岂不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呀！

宋朝家中没有士大夫的富裕家庭，例如商人阶层，通过将女儿嫁给有士大夫的文官家庭，而爬上社会阶梯的上层；对于那些出身寒微，却有天赋的士子而言，科举中举使他们备受富裕阶层家庭待嫁女子的青睐。

一个读书的士子可能在乡镇中生活贫苦，地位低下，但是一旦鲤鱼跃龙门，科举高中，他就成了一个地方最优秀、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势地位的人。譬如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生动描述了11世纪一个中举的读书士子返乡时的情景：

“仕宦两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侮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

尽管宋朝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宋人谈婚论嫁开始流行不问门第，关系资财。但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重文轻武宋代封建社会，进士出身的文官却是受到了炙手可热的空前关注。不少寒门子弟金榜题名后便可平步青云，受到这种风气影响，宋人便以子为进士而女嫁士大夫为莫大荣耀。

于是“榜下捉婿”逐渐成为宋代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譬如寒门士子冯京在乡试、州试、廷试中都力拔头筹高居榜首，当朝宰相富弼二话不说就马上招他为婿。

《邵氏见闻录》中记录了一件趣事，欧阳修原配夫人胥氏死后，参知政事薛奎将其第四女嫁于欧阳修。在此之前，薛奎的第二女嫁给了欧阳修同榜的进士王拱辰，后来王拱辰妻子病逝，又娶了欧阳修夫人的妹妹。为此，倍感滑稽的欧阳修戏谑道：“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做小姨夫。”

宋朝开封府

科举榜单

古典婚礼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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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找一个读书人，当上官太太，才能确保后半生，锦衣玉食，安稳无虞，所以宋朝的女人当然要对自己的夫婿千挑万选，造成了“剩女”大量出现。

宋朝虽然流行“榜下捉婿”，但毕竟每年通过科举入仕获得功名的人，可谓热门首选、凤毛麟角，许多女子榜下捉婿往往“僧多粥少”，等来等去也熬成了“大龄剩女”。

据地方志记载，整个宋朝的进士总人数在28933人。其中，北宋约占三分之一，南宋约占三分之二，也有其他资料表明，整个宋朝期间，在公元960年至1223年之间约有4万名进士。

即便如此，与北宋末年全国人口俨然1.2亿的庞大基数相比，能通过科举入仕的进士毕竟是凤毛麟角，竞争激烈，堪称万里挑一，可遇不可求。

所以在宋代，有时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寻找合适的配偶、如意的郎君，可能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宋代大哲学家程颢的女儿，她贤淑庄重，趣向高洁，素来为人所称道，但是由于她选择配偶目标过高，曲高和寡，四处相亲访求了很长时间，一直未找到合适郎君，加之他的叔叔程颐（北宋理学奠基人）是个意志坚定的卫道士，不肯让她嫁给智力水平不及她的男子，导致这位妙龄女子从及笄之年一直待字闺中，一呆就是漫漫十年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