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西安市《關於古城區傳統民房和歷史性建築保護問題的請示》中，就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提出了一個非常亟待重視的問題——優秀傳統民居的去留。其中提到東木頭市78號，此宅原爲原楊虎城祕書竇自強宅，坐南朝北，爲三進三開間，除後院已改建外，前兩院建築佈局、結構尚存。

上房和過廳爲兩個時代所建，上房有中西式結合建築特點，門窗均有泥花雕飾，過廳及廂房爲晚清所建。其上房西式門柱有名堂，在民宅中很少能見到。

我家就在竇家隔壁，我們兄弟姐妹與竇家的子女不僅有街坊之誼，還都分別有着同學的往來關係，所以我想追憶一番該宅的人文歷史。

宅院主人

竇自強（1900-1968），韓城人，老伴叫卜淑賢。早年在家鄉教書時，遇到遭追殺的楊虎城。他把楊虎城藏在黃河邊的窯洞中，親送食物照料。後來隨楊入伍，任副官、祕書等職務。爲了答謝他，楊虎城購置此宅院相贈。我上學後知道竇家時，老人家早已離職軍界，竇家家境殷實，在東木頭市是有名望的大戶人家。

解放後，正是竇家子女們的求學時代，竇佩珍和我姐葆英是同學，竇仲超和他弟雖和我姐和我不在同一年級，卻也熟悉。他大哥年歲大一些，有些生疏。

1952年我上初中，我姐上高中，有一天我姐跑回家給我媽說，竇佩珍報名參加了軍幹校，穿上了軍裝，她也要報名去軍幹校。那時父親去世，母親有病，弟妹們又小，沒有滿足我姐的積極性。所以，直到現在，竇家故居的大門框還留有一塊革命軍屬的搪瓷牌子，長方形的黃底紅字。

不過我家門口也有革命軍屬的牌子，我堂姐萱姐和蓂姐早一年就參軍了，那時候是一人蔘軍全家光榮，敲鑼打鼓披戴大紅花。

竇自強的社會職務是西安市第一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他的夫人卜淑賢亦十分積極熱心公益，在居委會分管婦女工作，在我們的心目中有相當的政治地位。

抗美援朝的時候，愛國人士捐獻飛機，竇先生用麻袋提着錢捐獻，這一行動曾經轟動一時，在街巷有“愛國老人”的美譽。

1956年建設時期，政府號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竇自強捐獻銀元，《西京晚報》以《四千元的故事》專題報道。竇先生在西安事變後離開軍界，在馬坊門開了利羣商店，從賣布頭做起，生意日漸做大。這些年來有了些積蓄，完全可以頤養天年，但他毅然決定把貯藏的銀元捐獻給國家。

先生性格低調，給子女很少講述自己的這些事情。爲了落實事情的詳細情況，黃建興在圖書館查了三天，才查到這份報道的原件。

一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這張照片是竇先生和孫女的合影，拍攝於1958年。從照片能看到，先生濃眉大眼，身體魁偉，小女孩快樂地偎依在爺爺的身邊，可以看出先生的慈祥，卻也是個性情中人。

這個小女孩叫竇小莉，和我妹妹是同學，關係要好，常在一起學習翫耍，也是我們家熟悉的小客人。

關於她的身世，我是多年以後從《 世界日報》2010年5月2日時代故事專欄的文章中看到的。

據那篇文章記述，竇先生關照他的兄長，給兄長養老送終後，把兄長八歲的兒子從農村老家接進西安，供養侄子讀名牌學校，學業有成，1948年從南京去了臺灣，留下了兩歲的小莉由叔祖父母撫養。這是他們在竇家大院後院花園的留影。如今已是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她在美國寫的這篇文章，報恩之情催人淚下，感人至深。

回憶那時，1958年大躍進，全民大鍊鋼鐵，家家戶戶捐賣廢鐵。報上有一張照片是報道小莉叔祖母卜淑賢和街巷羣衆賣廢鐵塊支援鍊鋼的情景。那賣的可不是廢鐵，而是古董，真可惜。

我記得我家有一個青銅器皿，有耳子，有飾紋圖案，也被毀後稱斤賣了，真的是砸鍋賣鐵。公社化的食堂就在竇家，喫飯時我媽就拿上盆碗去盛飯。後來在竇家院辦起了化工廠，生產洗衣粉和肥皂。我媽在化工廠攪井水和勞動，我媽是地主分子，受羣衆督監勞動改造。竇先生雖年已六十，用架子車拉煤很賣力，院子供街道工業無償使用。

1958年，有政策進行私房改造，採取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這時竇家大院的前院和過廳均已公私合營，由房地一分局代營，享有定息七年。上房、廂房和後花園仍爲私產，房產證顯示約佔地七分。那時建設和國防需大量資金，這樣就解決了住房需求的矛盾，房租十分低廉。

我媽因爲多次反映家中困難，糾纏房政幹部，經碑林法院以“抗拒社會主義改造”一案，判刑三年，交當地派出所主管羣衆監督改造。經改造後，留有一院五分三釐的房屋和院落，主要是通過義務勞動、改造思想成爲自食其力的人，有出路不是一棍子打死。

在1958年全民大辦工業的熱潮中，街道工業如雨後春筍，我媽就在竇家後院竇家夫婦一起和街巷的羣衆一起喫食堂，一起生產勞動，大家的熱情十分高漲。

六十年代之後的竇家大院

我媽本來身體不好，勞動改造以後每天四五點起來掃馬路，因此得福，活到了九十七歲，晚年遊北歐五國，還收了幾個練功的洋徒弟。

我家的大管家在私房改造運動中，被安排進房地局工作，工資不低於原收入。他見了我說，我在高家呆了四十年，兄弟呀！沒有百年不散的宴席，仍住在我家院內。

記得閒聊時，我媽說，錢是窮人的恨，房是催命的鬼。在文化大革命時，她已經成爲比較出色的反面教員，承受能力增長了許多。公安局的一些領導還想把她作爲改造成功的對象典型。不過她的這句話倒是應驗到好鄰居竇家的身上了。

文革期間，真正在東木頭市逐戶抄家的是師大二附中‘“八一八戰鬥隊”。九月一日從竇家開始向東推進，竇自強夫婦掛的牌子是“僞軍官”和“吸血鬼”，挖地三尺尋找武器彈藥。

“吸血鬼”的來由是有如此氣勢的宅院，又曾捐出不少錢。那時住房緊張，一些人早盯上了這兒的房屋和院落。紅衛兵頭要竇家交出自行車、手錶、現金、存單、股票諸物，竇仲超在臨潼執教，返家遇到紅衛兵抄家，經盤問以後同意進屋，不得不說些違心的話讓他老爸聽，讓他爸要配合交代，提高覺悟，改造思想。

慌亂中，交出的現金、手錶等物有頭頭署名的收條和清單，均由在場的仲超保存，後來落實政策時有了依據，經查有些東西下落不明，紅衛兵頭頭在寶雞某大廠工作，因收條一事在入黨問題上受到審查，這是後話。

竇家夫婦的遭遇後來有些慘。有造反派有私心要霸佔他們的房子和院子，我媽陪鬥後說，卜夫人的嘴被用錐子扎，還被強迫跪在院子，那楠木椅子重的很，要頂在頭上，老太太被折磨得受不了，用菜刀尋短見。幸被民工發現得以急救。如果不是造反派在院子伐樹蓋房子的民工有善心，那可就慘了。

當時，老兩口被驅趕到一間廂房，上房子及後院被強佔。他的兒女都在外工作，只能假日回來。那段時間，侄孫女竇小莉從咸陽技校假日回來陪伴他們，在她的悼念文章中記錄了一些片段。自1968年竇先生夫婦離去後，竇家子女見到我們，總是重複地說，看見我媽不由得就想起自己的老媽，顯得很悲悽的神情。

時過境遷，時間很快到了1980年，竇先生的侄子從美國回來省親，仲超告訴他二老在1968年相繼離世。這時的竇家大院顯得有些憔悴，侄子站在上房門柱的臺階上追憶叔父母的恩情，追憶那求學時的情景。不可理喻的是當時上房被人佔用，仲超二口蝸居在東廂房。而落實私房政策已有好多年了。

後來僑聯出面，開介紹信給房地局督促落實政策。仲超有一定的維權意識，在兄弟中他最像老爹，他保存的各種資料十分齊全。依法治國恢復法院工作時，法院確認了私房所有權，但那時受左傾思潮的影響，不能攆房客，以無處安排爲由，可協同辦理租賃關係。竇家堂兄弟對此有些氣憤。

仲超找統戰部門要求落實政策糾錯，統戰部的接待人員講，竇自強這個人，在統戰名單中沒有查到。有一次說，經調查楊虎城部下，不知道有這個祕書，不知道有這麼個人。竇仲超質問既然是這個情況，爲什麼在文革中以僞軍官的身份抄家批鬥，優秀民居申報文件中，怎麼明確寫着楊虎城祕書？對曰：極可能是個小職員，調查人說不知道。

幾經周折，終於在有一天通知仲超說，現在統戰部有建好的房子，分配給你們一套，這是鑰匙。仲超回家以後，找到強佔上房的房客，經協商把分到的一套公房給了房客。這樣終於收回了自己的上房。

歷經滄桑的守望者

竇仲超夫婦一直在這個故居生活，這裏是原居民懷念舊情的地方，也是古城的守望者。那些依據西安優秀民居名單的探訪者，總要在這兒拍攝留影，撰寫文章，解讀這座民居的故事。

如今隨着保護歷史建築，傳承中華人文意識的增強，隨着人們對古城風貌的認識的提高，所幸一些法規陸續出臺，對不可複製的歷史建築及周邊環境進行了保護，竇家大院已依法列入不可移動文物的範疇。

竇家大院無疑是三學歷史文化街區裏一盞明燈，閃耀着美麗的色彩，發揮着它的作用。

作者：高啓綸

老西安人

相關文章